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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特意写了一篇论述民营资本的文章——《跨越历史的河流》。文章中，他对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合作进行了一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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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企业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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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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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冯仑对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得相当透彻。他不仅考虑了中国当前的现实，而且反思了中国的历史；不仅考虑到了经济，也考虑到了政治。最后的结论是，“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所以，万通选择国有资本泰达做大股东，正是冯仑多方面权衡利弊的结果，而此举恰好还与其“傍大款”思路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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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之所以不理解万通的选择，对万通与泰达的合作前景不看好，是因为他们觉得冯仑这个决定很“傻”，他们认为民营企业不应该让国企控股。事实上，没过太久，大概一年半以后，冯仑的选择就被证实是正确的了。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冯仑的眼光非常独到。当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剧烈的周期性波动，但万通却因为与泰达的合作而稳若泰山，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更为可喜的是，由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和浦东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三极，万通也因此拥有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对此，冯仑还在《傻根精神永放光芒》一文中调侃道：“我们的傻，其实也是有‘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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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曾指出，中国最大量的资源都由国有企业占据着，但它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创造出相应的效率。然而，万通与泰达的合作却打破了原有的局面，开创了优秀的民营企业、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与国有资源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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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的第二个创新，是模式创新。顺利地发展了十多年后，万通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开始启动“万通新战略”。这一举措宣告万通改变了传统的全能开发商的模式，正式走上房屋供应商和服务商的道路。在收入来源上，万通地产将改变单纯依赖开发收入的模式，逐渐向开发、经营与服务收入三者并举的模式转变，并最终实现以经营和服务收入为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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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这一模式的转变，主要是受美国纽约商业模式的启发。两百年来，纽约的商业模式不断演变，由最初的“地主＋工头”，变成“厂长＋资本家”，再变成“导演＋制片”的商业模式。这给了冯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未来中国房地产制度将会与美国接近，所以选择美国模式才是明智的做法。这也正是他转变公司发展模式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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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通来说，我们是按照纽约的地产公司来发展的，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很特别。我如果在河南，就完全可以照着厂长、资本家的模式做。但我在北京，完全有机会可以成为像纽约这样的一个地产公司，所以叫“美国模式”。实际上是着眼于未来，现在北京的GDP大概是八千美金，很快也会超过一万多美金。美国模式的这套在北京慢慢地可以生长，包括定制服务，那是更超前的一个模式。所以用商业模式上的一个变革来应对未来竞争的挑战，是一个地产商必须要想清楚的。你不能老跟香港人学，或者按财经记者给你的指导，说土地储备好，咱就储备好，说今天要把楼价忽悠起来，那就忽悠起来。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一定要按照行业规律，用商业模式的变革来应对这个市场经济带来的市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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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美国模式之前，万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全世界所有房地产企业的商业模式彻底研究了一遍。经过研究，万通发现中国大部分房地产企业采用的都是香港模式，尽管如此，万通仍然选择了美国模式，因为冯仑认为在中国美国模式比中国香港模式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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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论坛上，冯仑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中国现在整体的金融创新全都参照美国。万通在未来的十年里都将坚定不移地走美国模式的道路。后来，在《万通地产给投资者的回答》一文中，冯仑对美国模式作了解释，并肯定了万通坚持美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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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模式说简单了，是一个商业不动产的模式，也就是说在高度的分工和专业化的条件下，依托于发达的不动产金融，使商务不动产的持有成本降低，流动速度加快，资本回报率提高，这是美国模式。举个例子，下一步我们在一些城市，可以把拿地、报建、施工这一部分都外包出去，而我们只是从产品规划、招租、财务安排上来介入，把核心能力集中在这儿，最终资本回报率会大大超越按照传统方法做商业不动产的模式。美国模式在万通实践的这几年已潜力凸现，在未来的几年，大家将看到我们用这种模式做出的产品和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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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冯仑的话中可以看出，冯仑对美国模式抱有非常大的信心。这都是万通坚持创新，找到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商业模式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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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抓住“看得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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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遇到的真正困难的挑战并不是创业之初的艰难，而是取得一些成绩以后，面对未来的选择。具体说，就是要弄清楚往哪个方向投资才是正确的。冯仑认为，在这种时候，企业家正确判断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亦即判断未来的能力尤为重要。据冯仑观察，在他所接触到的成功的企业家中，除了赚钱的具体行动能力以外，他们身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正确判断未来的能力，这种未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可以把握的、看得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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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企业已经发展得不错的时候，实际上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钱以外的能力，这时候体现为你对未来的看法，体现为你对社会的看法是不是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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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企业家，冯仑在管理方面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董事长或者创业者应该做的工作，只有三件事，这三件事分别是：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他特别强调“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神秘的地方，其实就是趋势和未来。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一个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就是上帝，他必须把自己变成先知，变成耶稣。不要以为做不到这种程度，只是企业领导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体验、去观察人类社会，最后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在事情发生之前就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干净利落地出手。这要求企业家具备独到的视野、非凡的观察能力、准确的判断力和果断的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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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的这个观点，与李嘉诚不谋而合。李嘉诚非常重视判断力的作用，他说：“具有判断力是成功的重要条件，凡事要充分了解，详细研究，掌握准确材料，自然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里所说的判断力，当然也包括判断未来的能力。当一个企业已经非常强大的时候，它的大方向——具体而言，就是它的投资方向——变得越发重要。而大方向是否正确，取决于企业领导对于社会趋势及未来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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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嘉诚的商业生涯中，很多次成功，都是准确判断了未来的结果：最初塑料花的投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塑料花业务的停止，也发生在该行业的竞争恶化之前；后来到大陆的多次投资，都是走在相关风潮开始之前。毫无疑问，李嘉诚作为一个大企业家，与其说他是一个管理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把握住了趋势和未来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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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很敬佩李嘉诚，并在多个场合以及文章中提起过。像李嘉诚一样，冯仑自己也是一个重视趋势、善于把握未来的战略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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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总是站在高处以便看得更远，聪明企业的做法是站在未来看现在，万通也要成为这样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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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冯仑已经从万通地产隐退，从其产生的新一届的董事会中可以看出，万通系成员几乎也已全部退出。但是，曾由他们执掌的万通地产所坚持的发展战略，就是“以前瞻力运营城市的未来”。在商业领域里，企业家们所公认的一条商业法则便是，战略眼光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发展速度、行业地位和生命力。可事实上，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却不多。每一天都有无数的新公司在行业内诞生，但同时也有无数的企业面临死亡。万通地产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房地产行业屹立二十多年而不倒，其敏锐的前瞻力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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