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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则是一家企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内心最深层的是非判断标准和善恶取舍，是企业未来行为方式与业务导向的最根本指引。这种价值观其实在任何企业都客观存在着，当它被提炼成精确文字广为传播甚至宗教化时，便成了可以研究和仿效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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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植在一家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不可动摇的天条或信念时，它就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成为一种最不可模仿也最不可替代的能力。核心价值观必然会由简单和内在的是非判断、道德指引和行为规范，上升为外化的企业文化，最终固化为核心竞争力。不同价值观决定着企业和个人如何算账（算大账），如何看未来（算前途），从而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分野与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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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还认为，商业文明的演进，其实就是组织形态不断进化的过程。企业组织的变革不仅无限扩大着企业疆域，而且使财富的创造过程日益完善，生产效率也十倍、百倍地提高。企业家能力的最后较量，其实是驾驭组织能力和变革组织能力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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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组织的变革，冯仑认为有四种因素在起着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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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人们对大规模交易的需求不断增长。需求是商业进步的终极动力，有需求，才有满足需求的企业生存空间，而竞争则会加剧企业在产品与组织方面的创新速度，改变企业间竞争与共处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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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信息技术。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方式是一个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的网络神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采集、处理和传递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其形式也从简单的文字发展到了声像同步、无所不及、无所不能。因此，公司的金字塔式组织日益坍塌，取而代之的是灵活应变的扁平化和网络式组织。正因为有信息技术的支撑，跨国经营和标准化管理才成为可能，麦当劳和沃尔玛也因此成为了商业巨人。可以说，没有微软和英特尔的成功，便没有今天发达国家巨型跨国公司的商业霸权。另一方面，互联网也给后起创业的企业以巨大的组织变革空间，使之能够跃为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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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金融技术。信息技术的变革与金融工程和金融服务的关系极为密切，而金融服务的方式直接决定着商业组织的形态。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哪里会有跨国企业的资本巨兽和网络时代新兴企业的传奇故事？资本市场的水平和交易技术的进步完全取决于信息技术的水平。因为资金流动首先是一系列关于钱的信息流动，企业和投资者的信息是否对称是市场是否完备和有效的最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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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企业家对企业组织变革影响的能力。历史上被人们记住的企业家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推动组织变革（广义的变革，包括生产与交易方式的变革等）的人，另一种是拥有技术发明从而颠覆商业规则，并最终缔造新型商业文明关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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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判断，冯仑得出结论：“特种部队”式企业和“基地组织”式企业是未来的商业组织，特别是公司组织必然的选择方向。“特种部队”式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后台越来越庞大，支持系统将变得更加复杂和高效，但执行者和执行系统却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精确。而“基地组织”是以独立分子状态存在的自主组织。它们互不隶属，而是按某种价值观的驱动独立行事，但在整体方向上具有微弱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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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经常说，一件事情、一个公司的价值往往并不取决于它本身，而是取决于它所存在的时间，即生命力越久就越有价值。时间不同，不仅算账的方式不同，道德评价的尺度也完全不同。因此，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杰出的企业家，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向自己许下一个诺言。一个有价值的未来，是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代价换来的。无论个人、公司还是国家，其财富都是时间给的，都是朝一个正确的方向连续积累的结果。另外，在企业家的生涯中，有一种与时间相伴的东西叫毅力，毅力是时间的函数。崇高而远大的目标，特别能够激发人的奋斗热情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也能锻造出不断坚持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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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第四章 “懂事”才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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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个人群行为的发动者是它的组织者，也就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公司的目标是他们定的，组织架构也是他们定的，他们牢牢把握着主动权，所以所有的责任都应该归在他们身上，管理者的行为是第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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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从体制文人到地产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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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冯仑出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两年后进入中央党校继续深造。1984年至1991年，冯仑一直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等任职。而1991年这一年对冯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他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公职，选择下海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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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冯仑的做法，很多人都表示难以理解。冯仑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又在中央党校进修过，之后被分到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任职。在很多人眼里，冯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必定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冯仑并没有为别人眼中的美景而停留，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下海经商这条路。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这样做，其中还包括他的父亲。父亲得知他要下海经商后，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指出了公职的种种好处，还劝他要全面考虑。可尽管如此，冯仑心意已决，是不会做出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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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体制文人”，一下子转变成一个商人，冯仑多少有些不适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经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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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得”是我意外地成为商人，“失”的是失去了做一个很好的文化人的机会。我先前一直认为做知名文化人比较好，可以胡吃海喝，而且有犯错误的自由，文化人犯错误，成本低、都被披上了很多光环，叫奇闻轶事、风流韵事。政治家不行，政治家一犯错误就祸国殃民，我以前一直想做知名的文化人，但也要知名，否则也叫流氓无赖。意外地失去了这个机会，意外地成为了一个商人。我一开始真的不是很喜欢商人这个角色，自己大概做了两三年之后，才开始喜欢做生意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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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冯仑并没有能够立即适应商人的角色。当年海南万通炒掉第一个人后，那个人不服气，天天在公司楼下大骂冯仑是“资本家”，这使得冯仑在思想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经商的乐趣很快又使冯仑的内心趋于平静，他觉得这才是他的事业。他把经商比作爬山，虽然过程辛苦，但登上山顶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非常幸福。正是因为这种乐趣和幸福，他逐渐抛弃了做文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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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商人后，冯仑以他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对中国的商业和市场经济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商业自封建社会就出现了，但过去以做小买卖的商人为主；而现在，中国需要企业家，需要商业文明。为此，必须走市场经济道路，建立起法律秩序。在他看来，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靠那些企业家，大企业、行业的领袖们的力量。企业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冯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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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人你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依法纳税，保持着社会的发展，这是责任也是“义”。商人只有赚钱是道德的，但更要注重利润背后的东西。只有懂得给予才能真正地得到。用李嘉诚的话说就是，“如果10%的利润是合理的，11%的利润是可以的，那我只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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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开创的万通公司始终以社会责任为使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忘做慈善事业，回报社会。正因为此，冯仑更加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对于商人的社会责任的认识和认同，使冯仑从骨子里热爱上了商人这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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