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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房地产企业要站在“大我”的立场做公益事业。有一次，冯仑在给中国房地产协会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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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过去没有经验，或者企业小，出于本能，只要对企业不利的东西，我们就说不好；对自己有利、赚钱就说好，这是“小我”的立场。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开发商，不能只站在“小我”的立场，还要站在“大我”的立场——行业的立场、消费者和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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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小我”就是不负责任的立场，完全没有公信力。他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在想怎样把企业做得更健康，这是对宏观经济反应最积极的一种办法，是正确的“大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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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的观点与很多著名企业家不谋而合，如比尔·盖茨、李嘉诚。比尔·盖茨在其自诩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创造性资本主义”。他倡议企业界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自己公司的发展和产品更加有益于社会。他还宣称自己名下的“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将捐巨资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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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在获得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特别荣誉大奖后说道：“士农工商都是国家的基础，作为企业家不但要在竞争压力之中脱颖而出，更要懂得怎样做人文、公益和慈善的角色。”他还说：“‘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让更多的人受到关怀。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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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中国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是中国企业学习和进步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这是它们长期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不能把它跟公司的商业活动截然分开。这样一个共识对于中国未来的商业进步，包括社会的进步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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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理性公益，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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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问题的存在仍然制约着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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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履行社会公益的法律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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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万通》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指出，目前国内建立一个公益机构，相当于二十多年前建立非公经济、民营企业时面临的体制环境，无论是在审批规范和管理制度上还是在人才培养上，都是这样。企业即使打算履行企业公民责任，也不清楚具体该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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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企业公民的边界既不是窄到企业内部，也不是宽到了无限，而是界定得很清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按照这个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这样才能保证公益事业正常、积极、持续、有效地不断推进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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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内公益基金的法律环境、政策不完善，也阻塞了企业做公益事业的道路，从而使企业创办公益基金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并导致整个社会，包括民营企业，对积极推动公民责任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理解很不成熟，造成了一些行为上的偏差、道德上的误解及其他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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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发生在王石身上的一件事就让人深思。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王石第一时间捐献了200万元人民币，三天之后，王石在博客中写了一篇名为《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答网友56）》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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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些话却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很多人不能理解王石的观点，觉得他变得冷漠了。就这样，王石和万科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后来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选择了开口道歉以平息事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情况是这样的，万科每年股东大会授权的做公益活动的费用是1000万，我们做低收入住宅2008年度的是拨了500万，冰雪赈灾是100万，后来又拨了一次200万，实际上只剩下授权的200万，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把这200万元捐出去了，这是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当时观点比较对立，我就来谈了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不提倡去攀比，也不提倡高调。但就这个回答来讲，显然损伤了网友很多的赈灾热情。现在随着时间推移来反省这个事情，觉得是在那个时间、那个特殊情况下、那样来回复一个帖子，是非常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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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企业捐多少钱完全是企业的自由，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捐多少钱才算合理。作为王石的同行兼好友，冯仑对王石可谓非常了解。在王石遭遇网民非议之后，冯仑开始为王石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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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万科披露，王石这五年的合法税后收入是1900万元，在地震之前他已经捐出去1200万元……。至少我认为他离圣人很近了……。算账才发现，（王石这五年收入的）2/3都捐了……。我问一个问题，你们还想要中国的企业家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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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冯仑所知，王石是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大好人。他看见好事就做，做了也不说什么。同他的贡献相比，王石的个人收入是非常少的。由此可以看出，王石一直是一个积极从事公益事业的企业家。理性地讲，万科开始时捐200万没有任何不妥之处，而且王石的解释也并不是没有道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国履行社会公益的法律并不完善，才使得万科这个民营企业在道德上被误解，企业的名声也受到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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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专业公益人才非常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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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冯仑打算成立一个专门的万通公益基金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没有专业的公益人才。冯仑觉得做公益这件事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所以必须要找到最好的人才。后来，冯仑从跨国公司找来了高中先生，让他担任万通公益基金会的副理事长、秘书长职位。高中任期结束之后，万通又请来公益领域的“海归”人才李劲，让他来担任万通公益基金会的新一任秘书长。李劲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硕士。通过这件事情，冯仑才真正意识到我国公益人才缺口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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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止万通，国内企业在做公益基金会时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由房地产行业的知名人士、南都房地产原董事长周庆治发起的南都公益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按照国际公益基金管理的规则和国内的法律规定组建了专业的管理团队。但在打造专业管理团队的过程中，基金会还是遇到了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最后只得出去挖人，请来了中国青基会原秘书长徐永光担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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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冯仑在《公益新战略》中特别提出，公益人才在未来是非常稀缺的人才，所以企业应该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去培训自己的公益人才，同时也要发挖掘社会上优秀的公益组织管理人才。实施一个好的战略要有经费、有目标、有战略，但更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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