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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两年后，当时还在万通的潘石屹打算把公司的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员工。他和冯仑说过这件事，但冯仑没有表态。最后公司的股票还是要发下去，但发到冯仑时，他没有拿，因为他担心自己拿了这笔钱可能会涉嫌侵占或贪污。他不拿没关系，可公司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该怎么办呢？冯仑最后想出个折中的办法，让人把股票凭据交给董事会秘书保管。后来《公司法》《所得税法》把这些情况界定清楚了，万通在处理遗留员工股份的时候，经过股东大会的决定，这些钱才最终发到员工手上。这件事前后经历了十多年，冯仑拿到股票凭据时，已经是200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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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确不太容易判断，因为当时连《公司法》对此的规定都不明确。但在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人们回过头去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按照当前的法律规定，钱的是非问题已经区分得非常清楚了，而冯仑在十几年前就模模糊糊地看到了这一点，其前瞻性不得不让人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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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指出，钱的是非可具体分为“刚性的是非”和“软性的是非”两种。“刚性的”，指法律性、政策性的是非；而“软性的”，指道德的是非。刚性的是非，比较容易理解和遵守；而软性的是非，则不那么容易把握。冯仑在谈到道德的是非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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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是非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怎么用钱，怎么花钱，怎么看待钱，在道德的取舍上往往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一个人在这个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他一生怎么把握金钱和自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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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道德是非，是软性的，它没有要求企业该为希望工程捐多少钱，也没有规定企业家不能乱花钱。即使有的企业效益很好，没有为希望工程捐一分钱，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你并没有触犯法律。但在别人眼里，那个企业将会变成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这就是道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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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企业因为处理不好企业经营与做公益慈善事业的关系，也就是没有解决好道德的是非问题，所以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但万通在这方面却处理得非常好。万通对此十分重视，并把它当成企业的一种价值观。公司特地制订了一个公益战略，每年拿出万通经营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做慈善事业，这就很好地解决了道德的是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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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是非问题虽然并不太好把握，但不容易引起尖锐的问题。真正尖锐而棘手的，是如何处理法律边缘上的钱的是非问题。法律边缘上钱的是非问题有很多种，比如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还有一些制度变化带来的“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问题。在很多时候，企业管理者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管理者不够清醒，不懂法律，不能妥善地处理法律边缘上钱的是非问题，那么他很可能会因此遇到麻烦，栽了跟头。在这个问题上，冯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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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案件发生后，有一个与案件有牵连的人打算逃跑，他在万通有股份，所以在逃跑前向万通索要30万美元。冯仑核实清楚之后就给了他这笔钱，也没有问他拿这笔钱去做什么。那个人最后逃到了美国，但不知什么原因又回来了。后来的某一天，冯仑接到了一个让他立刻前去协助调查的电话。冯仑觉得自己和这个案子并没有什么关系，就委托公司的律师前去。律师去了才知道，原来人家是要追查为什么万通要给那个人汇钱。律师把事情详细地讲了一遍，并表示当时万通并不知道他要逃跑，所以才会给他汇钱。这件事情反复折腾了很长时间，最后总算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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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给了冯仑一个深刻的教训，让他知道了要谨慎处理法律边缘上钱的是非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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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处理的全都是这些处在法律边缘上的问题。如果不清醒的话，随时都可能被扯进去。从万通最初开始，我在金钱的是非上就特别在意，就像王石说的，到目前为止，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在公司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所以钱的事很悬，一不留神就变成了陷阱。你光顾仗义了，不问是非，钱一给出去，麻烦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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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是非，不仅体现在公司管理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公司管理者个人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管理者处理个人财富的方式，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到公司。赚钱之后，该如何处理呢？很多管理者都曾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为此，冯仑提出了“花钱的艺术”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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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把花钱的艺术总结为三点：第一点，找到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第二点，要管理好欲望，解决花钱与欲望之间的平衡；第三点，必须在私利与公益之间找到平衡。冯仑认为，一个商人如果不能掌握“花钱的艺术”，他将很难获得大的发展，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即使他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也难以守住江山，无法建立起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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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很多人会在这上面犯糊涂。冯仑认为，人们不停地追逐着幸福，但到底什么是幸福，他们并不清楚。当今社会越发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把幸福和金钱划了等号。穷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赚钱，其中一部分还坚信，有了钱他们才会幸福。而很多有钱人认为，花钱越多就越能感受到幸福。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奢侈消费，甚至恶性消费，比如修坟、购买游艇、购买私人飞机等。其实，这种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尊重，也不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这种消费方式，会使人沦为金钱的奴隶，耗尽他们仅存的幸福感。作为一个商人，如果不能够将金钱与幸福统一起来，那么，他对财富的追求必然误入歧途，他的企业自然也就难以平稳、持续、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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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是自由、快乐、健康、满足感，是被人尊敬。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能否增加自由，增加快乐，增加安全感，增加被尊重的感觉，增加一种个人自我实现的感觉。为此，必须在花钱与幸福之间找到一个点：既把钱花出去了，又备受尊重，这样才会感到满足，才会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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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花钱多少与幸福感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幸福取决于金钱，那么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一定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了。但遗憾的是，这顶桂冠并不属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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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在花钱与幸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冯仑特别注意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盖茨平易近人，几次到中国来，都是下了飞机自己直接赶往会场，从不要求政府接待。他在中国有企业，有车，也有人，完全可以把排场搞得大一点，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可以看出，比尔·盖茨花钱的方式是朴实的，金钱上的享受与挥霍并不是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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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还提到，要管理好欲望，解决花钱与欲望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在如今的金钱社会，欲望已经成为了幸福的敌人，金钱的增长速度永远也赶不上欲望的增长速度，这也正是很多烦恼产生的根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人们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毫无休止的欲望之城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控制欲望的最高境界是花很少的钱就能得到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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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关于“花钱的艺术”提出的第三点，是必须在私利与公益之间找到平衡。冯仑认为，钱多了以后必须要面对一个私利和公益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事和大家的事之间的区分。这里所说的“大家”，也包括小团队。你所在的社区，这算一个“大家”；公众、城市，也算“大家”；人类、地球，这都是“大家”。这是企业和企业家赚钱以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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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企业家对于公益事业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很多群众质疑社会差异，对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时常抱有怨言。可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冯仑告诉我们，就用卡耐基提倡的办法——投身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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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世纪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在1892年就控制了美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每年的收入都超过2000万美元。几年之后，他的公司每年可以为他创造4000万美元的利润。在巨额财富面前，卡耐基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决心兴办慈善事业来为社会作贡献。从1891年开始，他不断向各地捐建集会堂、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仅图书馆建设事业一项，他的总投资就达到了1200万美元，总共设立了3500座图书馆，受惠者遍布社会各阶层。一直到生命结束之前，他都在努力做慈善事业。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他的捐献总额高达三亿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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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非常欣赏卡耐基的做法，他认为做公益慈善事业既能保持生产领域里的效力，又能解决社会当中的不和谐和社会差别造成的矛盾。总的看来，冯仑“花钱的艺术”颇具学术水准。这并不是说冯仑的观点空阔而脱离实际；恰恰相反，这些观点是冯仑从多年的商业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只是冯仑对其进行了提炼、萃取，抽象化为普遍适用的理论。作为一个“前学者”，冯仑也许是当前中国商界最适合做这种理论总结的人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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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钱是“让”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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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企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赚钱，那么赚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争”，争取最优惠的政策，争取最好的项目，以及争取一分一毫的利益。然而，冯仑却认为，虽然有很多企业“争”出了钱，“争”出了成功，但“争”绝不是赚钱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赚钱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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