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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处理的全都是这些处在法律边缘上的问题。如果不清醒的话，随时都可能被扯进去。从万通最初开始，我在金钱的是非上就特别在意，就像王石说的，到目前为止，万通的人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在公司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钱被抓起来的。所以钱的事很悬，一不留神就变成了陷阱。你光顾仗义了，不问是非，钱一给出去，麻烦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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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是非，不仅体现在公司管理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公司管理者个人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管理者处理个人财富的方式，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到公司。赚钱之后，该如何处理呢？很多管理者都曾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为此，冯仑提出了“花钱的艺术”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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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把花钱的艺术总结为三点：第一点，找到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第二点，要管理好欲望，解决花钱与欲望之间的平衡；第三点，必须在私利与公益之间找到平衡。冯仑认为，一个商人如果不能掌握“花钱的艺术”，他将很难获得大的发展，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即使他获得了一时的成功，也难以守住江山，无法建立起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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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花钱与幸福之间的平衡，很多人会在这上面犯糊涂。冯仑认为，人们不停地追逐着幸福，但到底什么是幸福，他们并不清楚。当今社会越发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把幸福和金钱划了等号。穷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赚钱，其中一部分还坚信，有了钱他们才会幸福。而很多有钱人认为，花钱越多就越能感受到幸福。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奢侈消费，甚至恶性消费，比如修坟、购买游艇、购买私人飞机等。其实，这种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尊重，也不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这种消费方式，会使人沦为金钱的奴隶，耗尽他们仅存的幸福感。作为一个商人，如果不能够将金钱与幸福统一起来，那么，他对财富的追求必然误入歧途，他的企业自然也就难以平稳、持续、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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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是自由、快乐、健康、满足感，是被人尊敬。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能否增加自由，增加快乐，增加安全感，增加被尊重的感觉，增加一种个人自我实现的感觉。为此，必须在花钱与幸福之间找到一个点：既把钱花出去了，又备受尊重，这样才会感到满足，才会有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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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认为，花钱多少与幸福感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幸福取决于金钱，那么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一定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了。但遗憾的是，这顶桂冠并不属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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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在花钱与幸福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冯仑特别注意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盖茨平易近人，几次到中国来，都是下了飞机自己直接赶往会场，从不要求政府接待。他在中国有企业，有车，也有人，完全可以把排场搞得大一点，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可以看出，比尔·盖茨花钱的方式是朴实的，金钱上的享受与挥霍并不是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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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还提到，要管理好欲望，解决花钱与欲望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在如今的金钱社会，欲望已经成为了幸福的敌人，金钱的增长速度永远也赶不上欲望的增长速度，这也正是很多烦恼产生的根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人们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毫无休止的欲望之城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控制欲望的最高境界是花很少的钱就能得到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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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关于“花钱的艺术”提出的第三点，是必须在私利与公益之间找到平衡。冯仑认为，钱多了以后必须要面对一个私利和公益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事和大家的事之间的区分。这里所说的“大家”，也包括小团队。你所在的社区，这算一个“大家”；公众、城市，也算“大家”；人类、地球，这都是“大家”。这是企业和企业家赚钱以后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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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企业家对于公益事业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很多群众质疑社会差异，对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时常抱有怨言。可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冯仑告诉我们，就用卡耐基提倡的办法——投身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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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9世纪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在1892年就控制了美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每年的收入都超过2000万美元。几年之后，他的公司每年可以为他创造4000万美元的利润。在巨额财富面前，卡耐基并没有忘乎所以，而是决心兴办慈善事业来为社会作贡献。从1891年开始，他不断向各地捐建集会堂、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仅图书馆建设事业一项，他的总投资就达到了1200万美元，总共设立了3500座图书馆，受惠者遍布社会各阶层。一直到生命结束之前，他都在努力做慈善事业。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他的捐献总额高达三亿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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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非常欣赏卡耐基的做法，他认为做公益慈善事业既能保持生产领域里的效力，又能解决社会当中的不和谐和社会差别造成的矛盾。总的看来，冯仑“花钱的艺术”颇具学术水准。这并不是说冯仑的观点空阔而脱离实际；恰恰相反，这些观点是冯仑从多年的商业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只是冯仑对其进行了提炼、萃取，抽象化为普遍适用的理论。作为一个“前学者”，冯仑也许是当前中国商界最适合做这种理论总结的人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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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的风马牛哲学 钱是“让”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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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企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赚钱，那么赚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争”，争取最优惠的政策，争取最好的项目，以及争取一分一毫的利益。然而，冯仑却认为，虽然有很多企业“争”出了钱，“争”出了成功，但“争”绝不是赚钱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赚钱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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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的最高境界，不是“争”，而是“让”。赚钱的过程中，人的本能都是争，讨价还价，杀价抬价。“让”的学问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讲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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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发生在“非典”期间的一件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当时，冯仑欲把一家公司的股权卖给一家私人企业，是一个价值几亿的大项目。冯仑和那家企业的老板不但认识，而且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因为这层关系，他们反而不太好意思谈。于是，他们决定先让下面的人去谈，如果谈不拢，再由他们二人亲自出面谈。然而，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仍然没有谈拢。对方的出价与冯仑的要价差了4000万元。最后，还是要两位老总亲自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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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为了这件事大伤脑筋。他觉得如果非得让对方多出4000万元，会伤了朋友之间的和气；可如果不要这笔钱，他又无法向董事会交代。最后，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告诉那位朋友，这4000万元如果不写到合同里，董事会上交代不过去，因为董事会授权的底价就是这么多。你不能接受这个价钱也可以先给你办理过户，但这4000万元必须写在合同上，你想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这样的话，这4000万元就变成了长期应收账款，也不算是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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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朋友自然也清楚这些股权的价值，所以他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这分明就是占了冯仑的便宜。后来，他打电话告诉冯仑，自己愿意先付一半，等过户之后拿到银行的抵押贷款，再还另一半。这件事情就这样谈成了，冯仑的朋友最终把钱如数付给了万通。尽管多付了4000万元，但因为冯仑卖的时候价格不高，所以对方在这个项目上赚了几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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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冯仑主动采取了“让”的策略，但没想到他这一“让”，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方明白了冯仑的良苦用心，自然也不能让冯仑为难，所以该给的钱一分也没少。这件事不但顺利地谈妥了，他们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密切。设想一下，如果冯仑当时没有选择“让”，而是选择“争”，一分一毫地计较个没完没了，那最后的结局也许就不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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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让冯仑清楚地认识到，企业赚钱的最高境界不是“争”，而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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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对生意场上挣钱和分钱的事情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生意场上，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好。第一是能不能挣钱，这是经营问题；第二就是挣了钱给不给别人，这是商业道德问题。他所说的分钱，其实就是指与同事、商业伙伴分享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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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能够挣钱，除了离不开老板的经营才能和管理才能之外，更离不开同事和商业伙伴的共同努力。如果没有这些人，那么老板一个人只能成为“光杆儿司令”，又怎么能够挣到钱呢？所以说，给不给别人分钱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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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万通发展得比较顺利，冯仑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何与同事、商业伙伴创造财富和分享财富这一问题上来。经过思考之后，冯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挣钱要从最近处着想，分钱要从最远处着想。这句话很简单但很有道理。比如万通想要挣钱，冯仑就需要从最近处也就是他自身出发，考虑他自己要多出钱，多出力，多冒风险，多承担责任。万通挣到钱后，他就得照顾到每一个人，让他们都得到应有的报酬，把最远的都分了之后才能想到他自己。如果不这样做，在分钱的过程中把一部分人遗漏了，那就说明他在商业道德方面存在问题。所以，一个企业家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做好这两个方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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