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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似乎一直在竞争政策的立法方面采用拖延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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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政府否决了民主派议员2001年提出的《公平竞争条例草案》后，竞争问题一直搁置；直到2006年，政府才向公众咨询具有全面监管权力及职能的跨行业竞争法制度。关于该项建议的另一轮公众咨询，在2008年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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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的一些条文颇受争议。根据《条例草案》，一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40％才被认为是滥用强大的市场力量。某些消息来源估计，三大地产商在住宅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达77％，但《条例草案》对此却束手无策，因为《条例草案》没有对集体操控市场力量的限制。众所周知，超市行业的市场占有率集中在惠康、百佳这两家行业巨子之手，《条例草案》同样对它们也没有影响。除非可以证明一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40％，否则未来的竞争法就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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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草案》也没有任何条文管制妨碍竞争的并购，于是寡头垄断的地产商仍可任意垄断其他未被垄断的行业，行业和经济的集中程度并不会因此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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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草案》不包括纵向协议，因此目前超市行业盛行的“转售价格保证”将不会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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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条例草案》的效力不足，加上政府明显不愿改变市场结构，目前整体经济，特别是土地和地产市场上失衡的竞争环境，不大可能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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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两家电力公司〔12〕的经营和盈利能力的《管制协议》〔13〕（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于2008年续期10年，而非过去的15年，获准的回报率由13.5％至15％下降至9.99％。然而，一如预期，政府一直没有提及任何开放电力市场的具体方案。因此，要在电力这门公用事业促进竞争，恐怕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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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影响民生的行业，例如房屋、电力、燃气、超市和巴士服务上，未来的《竞争法》对现行的妨碍竞争行为充其量只起到中性的作用，消费者仍会受到不公平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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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最低工资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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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这个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拥有土地的人通过垄断最宝贵的资源——土地，享有实际上来自社会的增值（基建设施和海景），坐享其成，成为世界级的富裕家族。然而为处在同一个社会的底层市民提供维持生活所需的基本薪金却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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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家工会长期努力争取最低工资立法后，政府在2005年发起公开辩论。2009年年初，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成立，在此之前，咨询进展犹如蜗牛般缓慢。反对《最低工资条例草案》的多是剥削工人的群体，其中一名来自饮食业的功能组别议员就是典型例子。他认为时薪20港元是合理的水平。草案咨询期于2010年5月3日结束，以自由党为代表的商界建议时薪24港元，而各劳工团体则要求30至3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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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港元的建议，是以工人需养活自己及一名受供养人士为基础计算出来的，计算方法是：把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综援）一个月的金额2900港元乘以2，再加上800港元的交通津贴（即每月收入为6600港元），然后除以每周6个工作日，每天工作8小时，则时薪约为35港元。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香港家庭每月收入的中位数为175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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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立法会通过最低工资的立法，时薪为28港元。此结果虽差强人意，不过总算是个起点，问题在于雇主是否肯忠实执行，一切仍有待事实去印证低薪雇员是否能真正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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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经济已从2003年的谷底复苏，然而经济复苏主要是由于内地访港游客的消费和内地在香港的地产投资。旅游消费刺激零售店铺的租金，有利于在黄金地段开设大型商场的大地产商，而内地人购买物业的资金同样落在大地产商的口袋里。店铺租金上升，自然对整体物价的上涨造成连锁反应，市民不得不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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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曾荫权的经济政策都集中在“硬件”的发展，例如兴建添马舰政府总部、在启德机场旧址兴建豪华邮轮码头、建立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和高速铁路，而这些都有利于地产和建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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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经济增长，但只有很小一部分惠及工薪族和基层市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的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14〕很难在现实世界出现。因为以成本推动（特别是由租金推动）的通货膨胀蚕食着难得的工资增长。最终，曾荫权政府非但未能让广大市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加剧贫富悬殊，令社会更加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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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利益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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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梁展文事件是政府与大地产商勾结的绝好例证。前屋宇署署长梁展文退休后获得新世界发展附属公司聘用，给予收入丰厚的雇佣合约，此事引起极大争议，媒体和公众指责他涉嫌利益冲突，最终梁展文放弃了这份职务。许多人都联想到在梁展文担任官职期间是否曾输送利益，现在的高薪厚职是否为“迟来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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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级官员时常与地产商谈判，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涉及庞大金额的金钱。官职愈高，职权愈大，更容易被以利益挂帅的大地产商唆使，与之建立互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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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展文的例子来说，他涉嫌2004年决定将“红湾半岛”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中的政府权益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这个项目涉及两家地产商——新世界集团和新鸿基地产集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承认，在审批梁展文到新世界集团任职的申请时，忽略了他曾参与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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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曾批评梁展文运用酌情权，不恰当地向恒基兆业的嘉亨湾项目批出额外的可开发楼面面积，令政府损失了数亿港元的补地价收入。其后的政府报告声称，梁展文运用酌情权并非不当，但承认该部门的程序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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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政府似乎没有从梁展文的例子中汲取教训。现行制度下，局长级官员退休后，可寻找有利益冲突的工作。首长级公务员离职就业检讨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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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利贪权不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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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许多地产巨贾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业务伙伴（包括许多来自银行、法律、建筑、工程和建造业的伙伴），在由800人组成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占有不少席位。地产界的利益，藉地产及建造界在立法会的功能界别议席得到充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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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揭露，截至2010年3月底，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各个法定及咨询组织担任共54个职位，而1998年时只有16个。地产界的卡特尔将其魔爪延伸至政治体制，以巩固其经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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