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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经济已从2003年的谷底复苏，然而经济复苏主要是由于内地访港游客的消费和内地在香港的地产投资。旅游消费刺激零售店铺的租金，有利于在黄金地段开设大型商场的大地产商，而内地人购买物业的资金同样落在大地产商的口袋里。店铺租金上升，自然对整体物价的上涨造成连锁反应，市民不得不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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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曾荫权的经济政策都集中在“硬件”的发展，例如兴建添马舰政府总部、在启德机场旧址兴建豪华邮轮码头、建立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和高速铁路，而这些都有利于地产和建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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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经济增长，但只有很小一部分惠及工薪族和基层市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的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14〕很难在现实世界出现。因为以成本推动（特别是由租金推动）的通货膨胀蚕食着难得的工资增长。最终，曾荫权政府非但未能让广大市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加剧贫富悬殊，令社会更加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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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利益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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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梁展文事件是政府与大地产商勾结的绝好例证。前屋宇署署长梁展文退休后获得新世界发展附属公司聘用，给予收入丰厚的雇佣合约，此事引起极大争议，媒体和公众指责他涉嫌利益冲突，最终梁展文放弃了这份职务。许多人都联想到在梁展文担任官职期间是否曾输送利益，现在的高薪厚职是否为“迟来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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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级官员时常与地产商谈判，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涉及庞大金额的金钱。官职愈高，职权愈大，更容易被以利益挂帅的大地产商唆使，与之建立互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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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梁展文的例子来说，他涉嫌2004年决定将“红湾半岛”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中的政府权益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这个项目涉及两家地产商——新世界集团和新鸿基地产集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俞宗怡承认，在审批梁展文到新世界集团任职的申请时，忽略了他曾参与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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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曾批评梁展文运用酌情权，不恰当地向恒基兆业的嘉亨湾项目批出额外的可开发楼面面积，令政府损失了数亿港元的补地价收入。其后的政府报告声称，梁展文运用酌情权并非不当，但承认该部门的程序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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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政府似乎没有从梁展文的例子中汲取教训。现行制度下，局长级官员退休后，可寻找有利益冲突的工作。首长级公务员离职就业检讨委员会的报告并没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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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利贪权不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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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许多地产巨贾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业务伙伴（包括许多来自银行、法律、建筑、工程和建造业的伙伴），在由800人组成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占有不少席位。地产界的利益，藉地产及建造界在立法会的功能界别议席得到充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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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揭露，截至2010年3月底，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各个法定及咨询组织担任共54个职位，而1998年时只有16个。地产界的卡特尔将其魔爪延伸至政治体制，以巩固其经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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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评论员大卫·韦伯（David Webb）批评一些法定及咨询组织委任的任期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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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限制每人最多同时获任命六项公职，每项公职不超过六年，但政府自己不断在违反这种限制。事实上，政府只要把某人由委员会的“委员”晋升至“副主席”或“主席”便可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视为新的任命。六年的规定，其目的是把新意见和新观点引入法定及咨询组织；此外，对于具备经济影响力的法定及咨询组织，如城市规划委员会，此举有助防止贪污。银行每隔数年便把职员调至不同分行工作，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政府容许委员会会员六年后晋升至最高职位，不但较委员一职拥有更高的影响力，而且可掌管委员会额外六年，这似乎与引进新意念及反贪污的原意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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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任期已经很长，更遑论12或18年。一个人可同时担任多达六个法定及咨询组织的职位，加上这个获委任的人已经有全职工作，这明显有悖常理。韦伯注意到这些法定及咨询组织的成员，在六个职位其中一个任期届满告退后，旋即可获其他机构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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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重迭，令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之手。地产商通过对政治权利的掌控，获取更多利益，带来社会更深的两极化问题，这才是香港社会的最大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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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带动社会价值模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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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弥漫着无助的气氛，在无尽的漆黑里，一道银色闪光显得格外耀眼，这就是洞察现实的80后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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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写了一封题为《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建言——告全港市民书》的公开信。信中表达了香港社会“未来主人翁”珍而重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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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态，与拥有巨额物质财富及在经济阶层身居要职的上一代截然不同。他们的理想可概括为反市场原教旨主义、反物质主义、维护社会公义、重人性、支持环保和文物保育。他们与前几代香港人不同，更加敢言，对权威更加不妥协、不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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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者生存”为原则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50后“婴儿潮”的一代奉之为金科玉律，而年轻一代却对此非常反感，从公开信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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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社会贫富悬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国家，跨代贫穷不禁令年青一代绝望，可耻至极；那些自由市场的信徒，仍在四处宣扬“贫富悬珠乃经济发达地区的必然现象，无须处理，以免妨碍社会整体的发展”。明明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权贵的附庸和市场的信徒居然仍以“市场会自我调节”为由，阻止种种保护和关怀弱势的政策和措施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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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到保卫喜帖街，到反高铁到反特权，这些年轻一代，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站出来，希望传递给社会这样的讯息：他们已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坚持在香港前途问题上的发言权。他们要为香港争取一个新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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