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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港交所的数据，2010年5月，由这些经济巨头操控的主要上市公司，占香港股市总市值（主板）的14.7％。控制这些企业的家族，主宰着香港的经济命脉，控制着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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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香港主要的公用／公共服务企业，享有垄断优势，是巨大的财源，除了控股股东为嘉道理家族（19.00％）的中电控股外，这些公司大多由地产巨头控制。长江基建拥有港灯38.87％的股权，和黄持有长江基建84.58％的股权，长实拥有和记黄埔49.9％的股权。香港中华煤气有39.88％的股权由恒基兆业发展持有，而恒基兆业地产在恒基兆业发展拥有67.94％的股权。载通国际有33.3％的股权由新鸿基地产持有；新巴及新渡轮由新创建交通服务全资拥有，而新创建交通服务的股权则由郑裕彤旗下的新创建集团及周大福企业各持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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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计算经济集中度的方法有两个：计算在不相关行业的资产收购情况；各家企业在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这两项数值过高会对整体经济不利。不论是跨行业的企业兼并，还是上述资产收购，抑或是行业内的市场占有率，香港的经济集中度都到了足以令人堪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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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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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170405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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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垄断导致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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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港督彭定康的支持下，消费者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研究，发现新落成住宅物业及超市货品市场的竞争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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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会的这项研究显示，1991至1994年期间，70％新落成的私人楼宇来自七家地产商，55％来自其中四家。该项研究指出：“本港新建住宅楼宇市场，并不存在高度竞争，也缺乏竞争威胁。”研究分析了妨碍竞争的因素，较显著的是土地供应短缺导致的价格昂贵，及拥有土地储备的发展商在竞争中具有的重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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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9年6月30日，新鸿基地产拥有的土地储备，包括4190万平方呎的可开发总楼面面积，及2400万平方呎（地皮面积）的农地。截至2009年12月31日，恒基兆业地产拥有1980万平方呎的可开发楼面面积，及3280万平方呎（地皮面积）的农地。根据消费者委员会的资料，市场占有率最多的三大发展商，于1991至1994年期间新落成私人楼宇供应量，占市场总额的46％。根据中原地产的调查，1996年，这些地产商卖出的新落成住宅单位，占该年总数的42％。市场结构已根深蒂固，对新加入的企业而言市场门槛过高，再加上政府政策偏袒大地产商，这些大地产商的市场主导地位难以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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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是另一个无甚竞争的行业。根据消委会1994年11月发布的《香港超级市场业报告》，百佳及惠康两家超市共同拥有70％的市场占有率。百佳属和黄旗下，而惠康则由英资的怡和／香港置地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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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华煤气公司的燃气销量占燃气总销量的74％，同时由于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中华煤气公司的盈利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占平均价格的16％，上升至1996年的46％。消委会1995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煤气公司的价格及收益高于按成本计算的合理价格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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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前，拥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地产商无疑是大赢家。1998年楼市剧跌，楼价比1997年的高位下跌65％。在淡市五年后，五大地产商在2002年财政年度的盈利依然可观：截至2002年12月31日，长江实业录得年度盈利88.8亿港元；截至2002年6月30日，新鸿基地产录得年度盈利85.2亿港元。同年，恒基兆业地产的年度盈利为21.5亿港元，九龙仓及会德丰为30.5亿港元，而新世界发展则为13亿港元。在经济低迷、失业率创历史新高的这段时期，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中产阶级饱受楼市暴跌之苦。1998年的楼市崩溃几乎摧毁了整个中产阶层，许多中产人士的财产在楼市及股市中蒸发，这些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中产阶级地位的人，不得不告别这个阶级。然而这些大地产商的盈利却如此之高，这格外触目，也实在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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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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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170405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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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垄断 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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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对垄断或双头垄断企业来说是蜜糖，却是消费者的毒药。消费者被迫为较像样的栖身之所支付昂贵的楼价或租金，为使用电力、煤气、公共巴士服务和日常用品支付不合理的高价。若任由行业更加集中而不加阻止，则会令小企业遭受淘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大企业会吞并更多经济资产（包括土地），令某些行业的市场占有率更加集中，并导致更多跨行业垄断的出现。其结果便是价格进一步被人为抬高，产品选择减少，消费者的议价能力下降。妨碍竞争的并购也可能令职位大量流失。若长此下去，在这弱肉强食的竞赛中，强势的一方势必享有更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更易左右他人的生计，最终削弱整体经济收益，引发社会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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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司拥有权及管理权多是家族继承，这源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思想：家族财富要代代相传。富豪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已甚为常见，因此继承人分摊遗产后各自发展的机会大大降低。于是家族控制的企业王国继续发展，愈发壮大。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私人产权受到保护，财产拥有人可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累积及处置财富。然而在没有竞争、极不公平的营商环境中，企业滥用市场影响力累积家族财富，延续不辍，这与封建制度下，富者手握权力控制穷人的情形并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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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根据《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香港的富豪中，李嘉诚排名最高，居全球第14位，财富达210亿美元。李兆基次之，排第22位，财富达185亿美元。郭氏兄弟以170亿美元排名第28位。而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分析政府统计处提供的收入数据，根据香港特区政府2009年的统计数字，2009年上半年约有17.9％的市民，即123.6万香港人属于低收入／贫穷家庭（按住户成员收入低于全港住户入息中位数的一半计算），中产阶层大幅减少。在香港这个富少贫多的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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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端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不容于现代社会的文明。历史告诉我们，当贫富悬殊达到高峰时，受压迫者终会奋起革命，与特权阶级抗争。问题是，我们是否希望生活在那种社会动荡的阴影中？我们该如何力挽狂澜，以免为时过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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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此时理应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平衡富人与弱势社群的利益。当面对专横跋扈的财团的不公平对待时，消费者委员会是消费者唯一的求助之门。但消委会只是咨询机构，没有法定的管理职能，甚至连独立调查职能都不具备。它只能处理消费者的投诉，以及在政府要求下研究颇具争议的事项及编制报告，并向政府提出适当的建议，但是采取行动还是置之不理则由政府说了算，消委会无权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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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月，消委会编制了一份题为《公平竞争政策：香港经济繁荣的关键》的报告。报告建议为全面的竞争政策建立法律框架。但令人失望的是，政府表现得漠不关心，仅发出1998年5月的《竞争政策纲领》作为回应，也只是承诺要求政府机构遵守纲领，就如何在相关行业促进竞争提交新的方案。之后，立法会在1999年1月提出“反垄断”动议，但随后即被政府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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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的国家早已制定竞争政策及法律，而香港经济发展早已成熟，没有理由不效仿。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香港在2009年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达29826美元，按照购买力折算后，居全球第11位。若采用有效的竞争政策，可把正面信息传递给世界：香港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经济体系，具备公平的环境，鼓励竞争；对香港小企业及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政府真正关心他们的利益。在这个层面，法规不会妨碍自由，而是与建立更有效及公平的市场相辅相成，对经济及社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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