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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宝贵的资源——土地，大多落入少数大财团手中。由于没有公平的土地税制度，这些大财团凭借本身的绝对优势来运用土地这一宝贵的资源，而不需要把所得盈余回馈社会。于是大财团日益富有，成为香港的统治阶层。而中产阶层逐渐没落，统治阶层的地位也因此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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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治者与经济财团互相勾结来看，今天的香港社会并不比封建时代有本质改善。只是今天，人民追求平等和公正，要求政府抑制和平衡社会上的不公义，帮助和保护弱势社群，也期望政府不偏袒利益集团，不会给予他们特殊待遇。但事与愿违，政府对赚钱的兴趣，远远大于关注大财团囤积土地造成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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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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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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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商借移民潮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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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一直是大地产商的重大财源，要了解个中因由，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香港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香港人口由战前的160万跌至约50万，但战争结束后，人口以每月10万人的速度激增。到1950年，香港人口已增至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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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移民从内地涌港，而香港正蜕变为制造业中心，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这座城市像海绵吸水般吸纳了这批劳工，也因而造就50至70年代的人口暴增。工业蓬勃发展，加上大量移民的涌入，工厂及房屋需求急升，对别具慧眼的人来说，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地产巨贾，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和已故的郭得胜，都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在60年代初大举投资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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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产商先是兴建工厂大厦，后来随着人口急剧膨胀，住宅需求旺盛，他们又把业务进一步扩展至住宅市场。60年代，荃湾和观塘发展成为工业区，而荃湾更成为首个新市镇。随着港岛及九龙的市区可供开发的土地日渐稀少，政府在新界发展了三个新市镇，即沙田、大埔和屯门。后来这个发展计划扩大至五个新市镇，旨在为约300万市民提供居所。而这些新市镇发展项目，为新地和恒基等龙头地产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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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香港地产业的惯例，买地只需支付三成地价作为按金。1965年，香港出现银行挤提潮〔3〕，因为借贷比率高，数家中型地产商债台高筑，最终倒闭。幸存下来的地产商趁机囤积土地，发展壮大，逐渐发展为日后强大的经济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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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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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资从《中英联合声明》中发现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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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动前，怡和、香港置地、会德丰、太古及和记等英资洋行，紧握着香港主要市区地皮的控制权，大部分华商或华资企业难以染指。但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内地政治局势不稳，英资洋行减少投资，陆续出售土地及物业资产。同时，华资地产商把握1965年至1967年间的市场萧条，以低成本吸纳地皮。70年代初，华资公司如长实、新地、永泰及新世界发展，都把握机会，通过上市集资加强财务基础，用筹措所得的资金大量增加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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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拥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大型英资公司，如和记黄埔、青洲英坭、港灯、九龙仓及会德丰，其拥有权纷纷落入华籍大亨李嘉诚和包玉刚手中。收购这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企业，大大增加了他们各自集团的土地储备，巩固了在地产市场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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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就香港回归问题和中方进行谈判。此次访问引发香港社会的移民潮。但对地产商而言，这是一次发展壮大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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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12月签署，地产财团从布满密密麻麻小字的档案中，发现了意外宝藏。《联合声明》附件三第四段列明，政府每年批出的新土地只限50公顷。不过《联合声明》也规定成立土地委员会，当批地到达限额时，若情况合理，土地委员会可批出额外土地。然而，限制土地供应对市民造成的心理作用，已大大刺激了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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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中的逻辑是，土地短缺价格自然会高，楼价也会随之上涨。因此，市民买楼宜早不宜迟。消息经媒体传播之后，有些人立刻付诸行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买楼纳入自己的计划。这种连锁反应正是地产商乐见的事。在此后的12年，香港市民一直生活在这种由政府、开发商和传媒共同构建的买楼紧迫感中，1992年至1997年间尤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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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声明》未签署前，佳宁诈骗案〔4〕令数家银行相继倒闭，触发地产市场下泻，经历了两年不景气。当时利率飙升至约20厘，再加上主权移交尚未明朗，令形势更加严峻。在市况萧条时，地政总署不得不以土地储备表的方式卖地。所谓“土地储备表”方式，就是有意竞投待出售土地者要先向地政总署缴付按金，当地政总署收到至少一份按金后才会安排举行拍卖会，以此保证不会无人竞拍。《联合声明》签署后，楼市渐露曙光。1985年新年前夕地政总署收到多份申请，都有意购入土地储备表内待出售的土地，包括现在太古广场的所在地金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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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古夺得这幅市区黄金地皮外，其他地产商也立即行动。1984年底，长江实业与政府达成补地价协议，获得黄埔花园的地皮。同年12月，新世界发展与贸易发展局达成协议，于335000平方呎的湾仔海旁兴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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