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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育明采用了事件研究分析法，证明市场门槛令大地产商获得异常的经济盈利和在土地市场的巨大影响力。这些经济盈利直接令香港消费者的开支和楼宇使用成本上升。大地产商具备市场影响力，自然无意以有效率的价格水平收购和开发土地，房屋及楼宇供应的弹性因而减低。他认为，如果政府采用更开放的土地供应政策，令地价下跌，就会吸引更多地产商进入市场，长远来说会增强土地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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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经济不景气，财政赤字不断膨胀，政府无法容忍地价再下跌，因此采用了“救市九招”。削减土地供应可推高地价和楼价，看似万全之策，可这却与政府宣称减少市场干预的宗旨背道而驰，最终只有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产商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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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立法会议员陆恭蕙曾反对政府以卖地增加收入，认为此举令地价高企。她担心政府为赚取收入而滥用土地供应权。此外，地价高企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税，要自置物业的升斗市民承担委实不公平。人为推高地价，直接受害的就是自置物业人士、小地产商和有意进入市场的新地产商。陆恭蕙亦批评了分配或限制新土地供应的决策只由数名政府官员决定，公众无法参与。政府至少应该提升透明度，但时至今日，决策始终闭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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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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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170405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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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委会建议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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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得承认，高地价及楼价会阻碍经济转型，是提高香港竞争力的绊脚石。价格高昂，只会令经济和财富更加集中。如果要提高香港经济的竞争力，就亟须检讨现行的土地制度及土地和房屋政策，设立以社会公平和平等为重心的原则。事实上，在所有政府政策中，土地政策明显最为重要，因为各行各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都系于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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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促进会在1999年9月的通讯中和应了陆恭蕙对香港土地政策的关注，指出：“整体而言，商住用途的土地供应非常不足，而在用途划分制度下，市场进一步被扭曲。”该会认为香港的土地供应和分配制度需要进行重大变革。符育明的研究论文（2001年）和消费者委员会较早编制的报告（1996年）都有以下结论：香港地产业竞争少，在目前的市场结构下，大地产商可以自如地运用其市场影响力，不利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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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市民费解的是，尽管有以上调查结果佐证，政府仍然放任地产市场严重扭曲的现状。对小型及新进入市场的地产商来说，最大的挑战是难以获得土地及土地成本高昂。而政府削减土地供应，剥夺了小地产商和有意进入市场的企业在市况低迷下以较低成本买地的机会，严重破坏了促进竞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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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委员会在1996年发布的私人住宅市场竞争力报告中，描述了大地产商的市场行为，包括令消费者选择减少、价格上升、比较价格的可能性下降等。其中地产商最常用的伎俩就是分批推出单位。对地产商来说，此举是为了测试市场反应，但这种做法限制了供应，变相制定了厚此薄彼的价格。该份报告还指出，在1994年1月至1996年5月期间，政府向57个项目发出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40040个单位，但只有四成在市场推售，其余六成不是暂不销售，就是留作内部认购。该报告指出，这种蓄意拖延销售的伎俩，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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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会的报告还指出：市场门槛高，包括限制土地供应和土地成本高昂等因素，令香港新住宅市场的竞争不足。有鉴于此，该份报告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竞争：（一）降低市场门槛；（二）采取措施防止妨碍竞争市场的行为；（三）方便消费者获得可靠的物业数据。可惜的是，政府对这些建议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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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设法帮助弱势社群，而非协助财雄势大的人，经济困境时关怀弱势群体就更是当务之急。不管采取“救市九招”的理由如何，其造成的结果是政府为保障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不惜以牺牲楼市竞争力为代价，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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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第四章 公用事业亦遭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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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在各大地产财团的整体盈利之中，出售发展物业所得的盈利一直占绝大部分，在地产泡沫爆破前尤甚，但这并非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物业租金收入是这些大地产商稳定的重要收入来源。当市场低迷，物业交易盈利降低时，租金收入便可发挥缓冲作用，避免财团整体盈利受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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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之前的10年，三大地产财团的纯利合共3165亿港元。长江实业的平均年度盈利为163亿港元，新鸿基地产为95亿港元，而恒基兆业为58亿港元。除了长实的盈利来自旗下和记出售电讯资产的特殊贡献外，其他都是受惠于蓬勃地产市场带来的丰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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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产财团凭借主导市场的力量和定价策略，加上地产市场缺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措施，一直获得超常规利益。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不论投资者，还是投机者，都与地产商一样容易赚到钱，故不易察觉这种失衡的现象。但到市况逆转时，事实的真相就暴露出来。1997年年中，地产商和物业代理舞弄魔笛迷惑众人，不少港人失去理智，盲目乐观。大多数人不仅失去了毕生积蓄，也丧失了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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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