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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政府统计,1997年煤气占燃气总销量的74%,而液化石油气占余下的26%。根据林本利的研究,煤气公司的盈利率由70年代初占平均价格的16%,上升至1996年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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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利认为,煤气公司能牟取暴利,源于政府有利于行业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有助于促进煤气公司快速发展的安全法例,政府以极低价格批出大埔工业村的土地供其兴建燃气厂,房屋委员会辖下的公共屋邨首选使用煤气等。政府的态度和做法加强了煤气公司的市场影响力。此外,由于煤气与其他燃料的交叉弹性低,因此煤气公司不大会受到燃料互相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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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会的报告指出,基于安全理由、技术和文化因素,电力供货商与煤气公司之间的竞争不足。例如,气体热水炉的替代品,即热式电热水炉,基于技术理由,只能安装在设有三相电力装置的家庭单位,而这在香港中小型楼宇并不常见。此外,由于中式烹调使用明火,市民多选择气体炉具,而非电子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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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妨碍各种燃料互相公平竞争的因素,是燃气公司由恒基兆业控制。即使电热水炉较具成本效益,恒基兆业旗下的发展项目也都会使用气体热水炉。港灯和长江集团的情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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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垄断下,煤气公司收取的价格及赚取的回报,均高于按成本计算合理的水平。煤气公司收取价格的下调幅度,并非与经营成本的跌幅一致。也就是说,煤气公司并没有与用户分享规模效益及生产力提升的好处。根据林本利的研究,1979至1992年期间,煤气公司获得的回报已超出其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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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会1995年的报告中建议政府在燃气市场引入竞争,主要提出五项建议:(一)设立共同输送系统,使煤气公司将分发气体网络开放予竞争对手;(二)鼓励业界把天然气引进香港;(三)在推行共同输送系统前设立定价上限,以监控煤气公司;(四)让地产商在新落成的住宅项目提供三相电线和气体管道,给顾客选择权;(五)成立能源管理局,统筹一切与能源有关的事宜,并向能源咨询委员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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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响应该份报告时,承认煤气公司在热水及煮食用燃料市场占约50%的份额,且仍在增长。尽管如此,政府并未决定在价格或回报上管制该垄断企业,只是同意该公司的定价机制应该更透明,并委托独立顾问公司对设立共同输送系统进行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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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消委会提交的顾问报告再次建议把天然气引入香港,加强竞争,还建议煤气公司的燃气输送、分发和生产业务,均需独立进行会计处理。该份报告亦建议第三方可使用煤气公司的分发气体网络(此网络无须作任何变更便可用来输送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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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利赞成这份报告的结论,提出政府应该引入天然气,提供竞争机会。新的天然气供货商支付接驳费后,便可使用煤气公司现有的分发气体网络,输送天然气。他认为,燃气的生产和供应有竞争,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才会下降。与此同时,虽然煤气公司可保留输送及分发燃气网络的控制权,但网络须受到规管。他还建议,政府可先在某些市场分部试行开放竞争,例如需要燃料供应的新发展项目,如果试行成功,便可扩展至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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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1998年6月的声明中,表示支持建立共同输送系统,要求煤气公司呈列运输成本。至于引入天然气作为香港燃料供应的替代品,政府并未作出明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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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球其他地区正急速推动开放公用事业,甚至已经开放市场时,香港政府却裹足不前。在许多司法管辖区,燃气市场正准备或已经开放,如英国,美国的纽约、加利福尼亚、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埃布尔达省。这意味着,当地的家庭或企业可以用较低廉的价格,直接从供货商购买燃气。同时燃气公用事业企业继续拥有分发气体的专营权,而且可收取规定的费用。无论如何,市场开放,实际上是把气体销售从气体分发中脱离,如同商品一样。产品以具竞争力的价格出售,至于输送服务,则按规定的标准收费,就像你可以致电买牛奶,并以速递服务运送。牛奶是商品,不同供货商的定价各异,但他们都得依靠货车公司提供的送货系统。售价中,有一部分是商品费用(牛奶),有部分是发送费用(送货费用);燃气市场也可以这样,分发受管制,但供应应该是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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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美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开放燃气业,大型商业和工业用户支付的燃气价格因而下降约35%,虽然住宅用户支付的价格变化没有这么大,但市场开放还是会令大部分消费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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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起,英国所有燃气和电力客户,都能够自由选择供货商。根据燃气暨电力市场管理局(Office of Gas and Electricity Markets),市场竞争已为消费者节省了一大笔钱。该局获1986年《燃气法》(Gas Act 1986)、1989年《电力法》(Electricity Act 1989)及2000年《公用事业法》(Utilities Act 2000)授权,成为英国燃气及电力业的监管机构,负责发出牌照,监察燃气和电力公司,及在有需要时采取行动,确保这些公司遵守规定。同时鼓励竞争,并在竞争失效时设立价格的管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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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的政府肯环顾全球,便会发现,可仿效的公用事业开放的例子比比皆是。香港消费者受不公平对待已久,政府却无动于衷,一直维护企业的利益。公用事业是生活必需,在香港这个经济发展成熟的社会,监管市场竞争不仅是社会公义,而且绝对必要。企业以剥削消费者利益和滥用市场影响力而累积财富,实在不应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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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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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寡头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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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香港市民来说,在超级市场购买食品和日常用品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产品选择自由和议价能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在超市业根深蒂固的市场结构下,市场占有率非常集中,根据消委会1994年的报告,香港的超级市场实际上由两大连锁超市——百佳和惠康主导,两家共占七成销售额,而余下的三成则由其他168家超市经营商分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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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超市业在1985年左右开始成熟,大型连锁超市稳步增长,百佳和惠康逐步主导市场。1985至1993年间,百佳超市每年增加5.4%,惠康每年增加7.5%。到1993年,百佳有165间超市,而惠康有185间,共占整体市场的62%;而同期所有其他超市的数目每年减少4.3%。消委会1994年进行的调查显示,106个公共屋邨及“居者有其屋”计划下的屋苑,都设有超市,其中八成属于该两大连锁超市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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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连锁超市享有七成市场占有率,超市数目占整个市场的62%,显示它们受惠于规模经济效益,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很难达到此种规模。此外,两大连锁超市长期投放大量金钱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活动上,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和忠实客户,也令有意进入市场的企业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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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连锁超市龙头能在成熟市场中保持高增长率,主要原因是它们与从事地产业务的母公司关系密切。百佳是屈臣氏的零售食品部,而屈臣氏是和黄/长实集团的一部分;惠康是牛奶公司旗下的业务,而牛奶公司则是怡和/香港置地的一部分。不难察觉,百佳超市多是设于和黄/长实发展的物业中的超市设施,而许多惠康超市都位于香港置地的发展项目。因此,这些连锁超市不但在空间上垄断黄金铺位,而且对新进入市场的经营者造成市场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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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大连锁超市的市场主导地位不会动摇。寡头垄断市场是否真的在香港形成,是学者研究的课题。然而,不论以何种方式限制竞争,消费者都被迫支付不合理的高价。自1993年以来,百佳(214间)及惠康(253间)超市的数目,分别增加30%与37%,如此高的增长率,证明它们的市场影响力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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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英国也出现了与香港相似的情况。根据卡迪夫大学罗杰·克拉克(Roger Clarke)教授2001年的一份简报,1996年英国两大连锁超市——乐购(Tesco)和圣斯伯里(Sainsbury)占食品零售销售额的32.7%,而欧洲其他地方连锁超市占食品零售额的比例却低得多:法国为22%、德国为21.4%、西班牙为16.8%。竞争委员会2000年的报告指出,英国的平均食品价格较法国、德国和荷兰高出12%至16%。克拉克的简报亦显示连锁超市龙头1996年的平均回报率是16.2%,比英国业内11%的平均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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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供货商往往难以抵御大连锁超市妨碍竞争的做法。英国的经验说明大连锁超市能利用其市场地位,从供货商处获得低价,而且若供货商不能满足超市的要求,超市还会威胁将产品下架。克拉克指出,大连锁超市的购买力可能会被滥用,它们向供货商征收费用及其他收费。这样的市场行为和做法,引起英国竞争委员会在2000年进行调查。2000年10月,竞争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引入新的营商守则,以处理大连锁超市滥用购买力压迫小供货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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