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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强:我们要反思的就是为什么它们没有办法和超市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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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因为超市更便宜、更方便,货品质量更有保证,这是消费者的选择。前段时间金融风暴,有些政党也要求政府在一些地方给它一些土地,让他们去做“大笪地”,但还是没法长期生存。另外,这也是不公平竞争,为什么有的商家要付租金,在“大笪地”经营的就不用付租金?这显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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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强:我们看市场发展的历史会发现以前的市场有很多层次,“墟”是其中的一个层次。需要付租金的店铺是长期存在的,但“墟”只是在特定日子才有,两者卖的商品也不完全一样,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今天也是一样,小贩和店铺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很多研究发现店铺很喜欢有小贩在外面吸引人流。但从50年代以来,香港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取消小贩的,可参考我的《资本主义不是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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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这个其实比较容易做,现在香港还有很多地方,比如有些公园还有空地都可以拿出来让小贩售卖商品。但这根本不可能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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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强:我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一个简单的政策就能解决贫富悬殊。香港这种贫穷社会和很多低收入的地方不同,绝对贫穷不是很严重,而是一种相对贫穷:吃、穿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但一般收入的普通民众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是没有的,像出门旅游、购买电脑等等,这就是我们讲的相对贫穷。为什么会出现相对贫穷?相对的意思就是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财团手中,其他可供分配到低收入人群的资源就越来越少。相对贫穷的概念基本上是有富裕才有贫穷,所以要处理贫穷的问题一定要同时处理富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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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投入扶贫,的资金很多,但总是小修小补,并没有触及最根本的两极分化。若要扶贫,就须限制富裕阶层越来越膨胀的垄断力量和各种不规范的操作。具体的做法,我建议可以是公平竞争法的制定和执行,或者是将大资本家的垄断力量减少、让其财富积累速度减慢。我也同意施先生刚才提到的让工人分享资本家的利润,但要做到这个,在政治上就要有所调整。如果政制还是保留功能组别,而工人也没有自己的谈判权,或者工人失业保障不好的话,你让他去争取同老板分享利润,基本上是很难的。或许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取消维护特权的功能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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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贩进入市场也是其中的一种做法,有助打破富裕阶层的垄断力量。我们目前的政策,明显是有利地产商、不利小贩的。比如说,屋邨不允许小贩买卖,大家要买东西一定要跑到地产商拥有的商场里。而香港的商场越来越走高价路线,包括最近领汇的所谓“升级”,其实就是把商场改造得越来越高档。以前在屯门一个商场的茶餐厅20港元或以下就可以吃一个套餐,现在涨到26港元或更高,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租金上涨的成本。我们每天的消费中,恐怕大概有三四成是用来付商家的租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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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刚才也提到,一些公营事业,比如像电力或者公共交通,你分散给不同的供应商可能会引发混乱。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要完全改造成完美的自由市场,要有一千个供应商这样。但多引进一些供应商,像电讯领域现在的供应商就比较多,价格水平就不会上升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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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现在的问题是只有两种极端的想象,一种是完美的自由市场,另一种是彻底的政府干预。我觉得这两种想象都是危险的,我们应该在中间寻找一些比较多元的可能性,让消费者在各个领域都多些选择。这样才会有助于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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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我是做生意的,是很实际的人,理论上的争论没有意思。你拿具体的方案出来,我可以同你研究下这个方案究竟可不可行。现在我发现很多对地产行业不了解的人,过度简化问题,像垄断、官商勾结等等,然后就开始大肆批判,但是他又拿不出具体的可以改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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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香港的地产行业没有问题,其实在有些方面我自己也是受害者。比如说在一些商场里面,一家公司租铺面做洗衣店,它的租金是25000港元一个月;我要在旁边租一个地方做地产代理,开发商就要我25万港元,10倍的价钱。他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可以拿高一点的租金,那为了要这个铺位就只能给他。这就是现在的游戏规则,拥有房子的人可以选择出租的对象。我不敢为了自己可以租便宜一点,就要求改变游戏规则。我采取的态度就是忍受现状去保持自由市场的一些基本规则,比如产权拥有者有权自己选择租客、有权谈判租金的水平,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更好。我知道目前的不好,但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维持现状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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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强:我也不同意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官商勾结,这当然不是一种好的讨论方法。同样我也反对把问题表述成一些简单的原则,比如说越少干预越好,这多多少少其实是说不清楚问题的,反而应该很具体地谈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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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应该把以前的一些迷思,比如香港是自由市场所以不该干预,或者香港是很集中地走向中产社会,把这些简单的原则放在一旁,很具体地去谈每个问题。我喜欢这本《地产霸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作者直接去谈具体的问题,其实书中是有具体建议的,包括施行地价税,订立《公平竞争法》,更高的累进薪俸税、财产税和利得税等等。这些措施是不是对症下药可以谈,但至少没有用“越少干预越好”的原则,先验地框住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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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2009年8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传播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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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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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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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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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865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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