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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涉及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其中，一个健全的市场化融资机制不仅有助于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更能以融资机制转型带动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型，对提升城镇化质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机构承担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内部课题，着重从融资视角对新型城镇化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梳理，书中既有对城镇化融资基本原理的探讨，也不乏对相关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分析、建议。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为相关部门、机构和广大读者探讨新型城镇化及融资问题提供一些有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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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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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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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第一章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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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成为“新四化”中提及最多的词。与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内涵可概括为“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具体而言，新型城镇化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致力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强调四化同步、统筹城乡，致力于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新型城镇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新型城镇化强调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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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历史回顾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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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回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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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1949~1978年是第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缓慢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以致原有城市规模扩张比较缓慢，新形成的城市数量不多，城镇化进程基本停滞。从经济学角度看，“上山下乡”运动更像是城市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受限而不得不采取的“逆城市化”政策。1978~1984年是第二阶段。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有效释放出“制度性红利”，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23%，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85个百分点。1985~1991年是第三阶段。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节点，受乡镇企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双重推动，沿海地区新兴小城镇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上升至26.9%，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1992年以来是第四阶段。以建立经济开发区与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小城镇发展为动力，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个百分点，整体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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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49~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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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联合国，2011年，《世界城市化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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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十年时间内，我国已经走完了英国200年、美国100年和日本50年的城镇化发展历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2.6亿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为城镇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为国民经济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奠定了基础，也实现了5亿人口的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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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城镇化模式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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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往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随着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各种“城市病”愈加突出；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的长期存在，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依靠户籍分割等制度（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人为压低城镇化成本以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同步，导致农业根基不稳、城乡区域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加之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性风险，促使我国城镇化发展由速度型转向质量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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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人口城镇化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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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过度落后于城镇化。依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即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虽然以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水平飞速发展，国家统计局2012年通报发布的城镇化率是52.57%，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即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但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水平仅为35.3%，两者差距已达17.27个百分点（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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