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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转型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经济增长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和基础条件；反过来，城镇化的推进，也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国内需求和第三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同时，在经济发展可承载范围内，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是一个相互协调的过程，无法人为加速推动。但这并不排除在经济发展可承载的前提下，政府可通过制定一系列战略规划加速推进城镇化，从而更主动地与客观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这在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当然，如果主动的城镇化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脱离经济基本面，刻意“经营城市”，不顾成本地过度扩大城市和开发区规模，也会造成土地城市化泡沫，引发政府信用对未来现金流的严重透支，“城市病”蔓延，反而“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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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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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工业化程度相对应的城镇化水平低、潜力大。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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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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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强大动力。大国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内需主导型经济。过去30多年来，我国消费保持了迅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8%，但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仍有所下降。如果这一状况可以改观，能对健康的城镇化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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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通常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升。经验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城市居民。据统计和相关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乡村、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比值大约为1∶2∶3。即使消费水平原地踏步，城镇化拉动消费的潜力也十分可观。有专家测算指出，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我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0.34%。[2]事实上，近年来家电、家具、建材、机动车、贵金属消费的迅速增长，既有政策刺激因素，客观上也是城镇化发展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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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伴随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带来劳动力收入的更快增长。收入是消费增长的基本动力。城镇化过程中伴随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移，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收入水平得到相应提升，进而拉动消费。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6 000美元的第一阶段，以及1万~1.5万美元的第二阶段时候会止跌反升。我国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曾经历了两次明显上升，这两个阶段分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提升的时期。总体看，我国正经历城镇化从第一阶段（工业化占比迅速上升）向第二阶段（第三产业占比明显上升）的过渡时期，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第二产业，这一阶段也正是人均收入水平从6 000美元向10 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张效应正处于加速释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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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镇化带来的消费扩大，能够有效提升工业产能利用率。我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大量工业产能需要通过外需消化。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一格局下，通过有效提升城镇化水平无疑对提升最终消费水平，化解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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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对于扩大消费，城镇化发展也是拉动投资的重要力量。过去1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已达到GDP的10%，城市建设投资在2008年至2012年间达到高峰，占到GDP的3.5%。过去30年间，每增加一个城镇居民所需的城市建设支出显著增加，从1980年的294元增至2007年的6.4万元，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9%增至2013年的17%。随着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建设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据财政部财科所测算，城镇化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需求占比将上升5.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因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约为30万亿元左右。另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人均公共支出至少10万元。按2015年市民化率达到54%的目标，即实现约2亿农民工市民化，所需公共支出累计将达20万亿元左右。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日益推进，这些潜在投资需求将被不断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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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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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公平发展。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既为农产品创造了市场，也为农村土地开发与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资本。在农业生产人口下降且日益老龄化的形势下，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将为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空间；让城市工商业资本以商业理念，采用新技术与机械化，整合农业土地经营，将显著提高农村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这一过程也说明，解决“三农”问题，主要还需依靠城镇化途径减少农业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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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大大激发了生产力，不但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有机会到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而城镇化进程恰好为吸收这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了空间。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必然伴随着农业经济活动比重的下降，同时非农经济活动日益活跃。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我国人均耕地仅0.1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城镇化对集约利用土地、发展现代农业腾出用地空间的潜力很大。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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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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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推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展明显不足。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西部地区只有48.5%、44.8%。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展开，促使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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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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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方面看，城镇化发展不仅能带动制造业升级，而且也可以推动服务业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服务业与其吸纳就业比重都将有一个明显上升过程。1970~2009年，OECD国家制造业比重由25%降至15%，其中制造业大国德国也降至21%；同期仅传统服务业就业比重就上升到49%，其中德国、韩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几乎翻番，德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72%。除传统服务业外，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型服务业也迅速发展，金融等服务业占GDP比重由15%上升到26%，其吸纳就业比重也由6%上升至15%，制造业增加值来自服务业的比重超过30%，其吸纳就业的40%来自科研、会计、法律、管理和文秘等服务业。反观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同时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发展潜力巨大。除对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外，城镇化还有利于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供给水平。尽管我国目前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10%左右，但农业劳动力占比仍高达36%，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第三产业的28%。未来随着数亿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供给能力同样具有巨大提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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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改革深化提高潜在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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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人口结构、资源环境等外在因素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受到的约束越来越明显，一些专家判断其潜在增长率水平已由过去一个时期的两位数逐渐下降到7%~8%，整体经济增长进入到速度换挡期和结构转型期的新常态。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化过程中，通过推动新型城镇化这一抓手，能够对深化土地、户籍、财税以及金融等诸多改革发挥重要作用，是释放“改革红利”和提升市场活力潜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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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昉，“全球化、经济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优化的政策选择”，《改革》，2006年第11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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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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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要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并不只是城镇化率的简单提升，关键在于有效提升城镇化质量。为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六项主要任务[3]，这六项任务归结起来，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即真正体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做到城市群空间分布合理、城市建设硬件符合要求、城市管理水平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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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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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0多年城镇化的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的正面效应是有条件的，并非只要人口向城市迁移，经济就能增长，生产效率就会提高。城镇化固然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许多潜在机会，但这些机会能否成为现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就业、医疗、保障房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公平分配。如果人口流入城镇没有优质的就业为依托，那么贫民窟、“城市病”等问题就难以完全避免，甚至会滑向坏的城镇化。我国过去一个时期的城镇化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方面城市建设盲目无序扩张，甚至人为建楼造城，另一方面大量转移人口公共服务欠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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