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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公平发展。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既为农产品创造了市场，也为农村土地开发与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资本。在农业生产人口下降且日益老龄化的形势下，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将为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空间；让城市工商业资本以商业理念，采用新技术与机械化，整合农业土地经营，将显著提高农村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这一过程也说明，解决“三农”问题，主要还需依靠城镇化途径减少农业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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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大大激发了生产力，不但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有机会到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而城镇化进程恰好为吸收这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了空间。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必然伴随着农业经济活动比重的下降，同时非农经济活动日益活跃。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我国人均耕地仅0.1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城镇化对集约利用土地、发展现代农业腾出用地空间的潜力很大。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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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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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推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展明显不足。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西部地区只有48.5%、44.8%。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展开，促使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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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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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方面看，城镇化发展不仅能带动制造业升级，而且也可以推动服务业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服务业与其吸纳就业比重都将有一个明显上升过程。1970~2009年，OECD国家制造业比重由25%降至15%，其中制造业大国德国也降至21%；同期仅传统服务业就业比重就上升到49%，其中德国、韩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几乎翻番，德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72%。除传统服务业外，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型服务业也迅速发展，金融等服务业占GDP比重由15%上升到26%，其吸纳就业比重也由6%上升至15%，制造业增加值来自服务业的比重超过30%，其吸纳就业的40%来自科研、会计、法律、管理和文秘等服务业。反观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同时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发展潜力巨大。除对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外，城镇化还有利于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供给水平。尽管我国目前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10%左右，但农业劳动力占比仍高达36%，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第三产业的28%。未来随着数亿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供给能力同样具有巨大提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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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改革深化提高潜在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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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人口结构、资源环境等外在因素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受到的约束越来越明显，一些专家判断其潜在增长率水平已由过去一个时期的两位数逐渐下降到7%~8%，整体经济增长进入到速度换挡期和结构转型期的新常态。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化过程中，通过推动新型城镇化这一抓手，能够对深化土地、户籍、财税以及金融等诸多改革发挥重要作用，是释放“改革红利”和提升市场活力潜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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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昉，“全球化、经济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优化的政策选择”，《改革》，2006年第11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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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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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要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并不只是城镇化率的简单提升，关键在于有效提升城镇化质量。为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六项主要任务[3]，这六项任务归结起来，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即真正体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做到城市群空间分布合理、城市建设硬件符合要求、城市管理水平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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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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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0多年城镇化的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的正面效应是有条件的，并非只要人口向城市迁移，经济就能增长，生产效率就会提高。城镇化固然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许多潜在机会，但这些机会能否成为现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就业、医疗、保障房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公平分配。如果人口流入城镇没有优质的就业为依托，那么贫民窟、“城市病”等问题就难以完全避免，甚至会滑向坏的城镇化。我国过去一个时期的城镇化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方面城市建设盲目无序扩张，甚至人为建楼造城，另一方面大量转移人口公共服务欠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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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促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的城镇化。当前，我国城镇化常住人口的“虚高”现象，是在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产权制度等多项制度与其相互依存、共生发展的结果，“农民工”群体在市民权利、劳动者权利、土地产权等多方面存在权利缺失。2013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的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三个1亿人”的重中之重，就是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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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市民化”是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新型城镇化首先应当以权利平等为目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使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为城镇居民。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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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均指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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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统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统筹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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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是，坚持积极稳妥、规范有序。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坚持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发展目标是，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与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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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不同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是，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前置条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中城市可设置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除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本人外，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也可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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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新型城镇化和过去最大的区别所在，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试金石。只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城农民工才能和城里人一样，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进而在城里安居乐业，这样我们所说的城镇化的效应，如扩大消费、拉动就业、带动三产等，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逐步破除新市民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三方面的权利障碍，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逐步解决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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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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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的好坏与否，是影响城市建设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化质量的关键。过去的城镇化有两大不足，一是前述的没有以人为本，转移人口公共服务欠缺，另一个就是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不合理，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低，既可能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也会影响耕地和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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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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