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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城市规划更注重增长的效应而忽视人的需求。居住和就业、商业网点及公共设施布局分离，道路交通以车辆交通而非以人的出行为中心，进而造成高房价、上学难、看病难、出行难、高污染等“城市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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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协调好城市生活、生产、文明创造等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思维模式转变，创造“人城和谐”的空间环境。生态文明要求的城镇化，应该是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即科学空间布局，集约利用土地，严格管控水源，普及绿色建筑，推动低碳交通，发展再生能源，循环利用资源，优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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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城镇空间布局失衡、城市内部功能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应从改革规划管理方式控制城市蔓延，加强规划的科学性，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完善规划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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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镇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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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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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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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第二章 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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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发展会带来基础设施、居民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巨大资金需求，也会重视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促进形成一个市场化、多元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前提是正确认识我国城镇化水平与未来潜力，进而对融资需求规模进行估算，并根据支出的不同性质分类融资，在此基础上不断健全相应的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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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未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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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析和正确判断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与未来潜力，不仅关系到对劳动力市场、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城市空间布局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抉择，也是测算融资需求进而合理安排融资方式和渠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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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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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4]，1978~201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2.6%，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建制镇数量从2 173个增加到19 881个。2013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6 07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 111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2 96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53.7%，比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2002~2013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总体上呈不断提高态势（见图2–1），很多专家还对未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进行了预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魏后凯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预计到2033年前后达到70%，到2050年将超过80%。中国社科院《2013年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指出，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34%，届时全国将有8.37亿人生活在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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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02~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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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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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城镇化水平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2012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1亿人，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使用的就是这一衡量指标。同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指出要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这一水平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即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除此之外，还可用非农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农产值占GDP的比重（经济城镇化率），建成区土地面积占比（空间或地理城镇化率）等指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既包括城乡人口变动，即城镇人口增长和比重上升，农村人口减少和比重下降，也包括人口观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既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城市的集聚，也包括由此带来的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即农业份额下降及二、三产业份额的上升；既包括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也包括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显然，仅仅通过城镇化率还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城镇化总体状况，新型城镇化也不只是城镇化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深度城镇化，其要义在于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落后，也要避免过度城镇化、盲目城镇化及低质量城镇化。[5]鉴此，需要选取多种参照指标，比较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准确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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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钱纳里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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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助推器，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在对比工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传统方法中，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进程对比是比较常用方法。钱纳里等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常态发展状况下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平均的城镇化水平（见表2–1）。当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时，根据钱纳里模型推算相应城镇化水平应为60.1%，实际上当年城镇化水平为34.78%，这说明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