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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城市规划更注重增长的效应而忽视人的需求。居住和就业、商业网点及公共设施布局分离,道路交通以车辆交通而非以人的出行为中心,进而造成高房价、上学难、看病难、出行难、高污染等“城市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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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协调好城市生活、生产、文明创造等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思维模式转变,创造“人城和谐”的空间环境。生态文明要求的城镇化,应该是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即科学空间布局,集约利用土地,严格管控水源,普及绿色建筑,推动低碳交通,发展再生能源,循环利用资源,优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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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城镇空间布局失衡、城市内部功能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应从改革规划管理方式控制城市蔓延,加强规划的科学性,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完善规划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城市的宜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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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城镇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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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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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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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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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第二章 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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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新型城镇化发展会带来基础设施、居民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巨大资金需求,也会重视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促进形成一个市场化、多元化、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前提是正确认识我国城镇化水平与未来潜力,进而对融资需求规模进行估算,并根据支出的不同性质分类融资,在此基础上不断健全相应的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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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转型:融资创新与改革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未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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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析和正确判断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与未来潜力,不仅关系到对劳动力市场、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城市空间布局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抉择,也是测算融资需求进而合理安排融资方式和渠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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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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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4],1978~201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2.6%,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建制镇数量从2 173个增加到19 881个。2013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6 07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 111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2 96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了53.7%,比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2002~2013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总体上呈不断提高态势(见图2–1),很多专家还对未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进行了预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魏后凯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预计到2033年前后达到70%,到2050年将超过80%。中国社科院《2013年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指出,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34%,届时全国将有8.37亿人生活在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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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02~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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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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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城镇化水平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2012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1亿人,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使用的就是这一衡量指标。同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指出要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这一水平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即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除此之外,还可用非农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农产值占GDP的比重(经济城镇化率),建成区土地面积占比(空间或地理城镇化率)等指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既包括城乡人口变动,即城镇人口增长和比重上升,农村人口减少和比重下降,也包括人口观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既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城市的集聚,也包括由此带来的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即农业份额下降及二、三产业份额的上升;既包括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也包括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显然,仅仅通过城镇化率还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城镇化总体状况,新型城镇化也不只是城镇化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深度城镇化,其要义在于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落后,也要避免过度城镇化、盲目城镇化及低质量城镇化。[5]鉴此,需要选取多种参照指标,比较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准确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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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钱纳里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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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助推器,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在对比工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传统方法中,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进程对比是比较常用方法。钱纳里等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常态发展状况下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平均的城镇化水平(见表2–1)。当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时,根据钱纳里模型推算相应城镇化水平应为60.1%,实际上当年城镇化水平为34.78%,这说明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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