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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城镇化水平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2012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1亿人，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使用的就是这一衡量指标。同时，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还指出要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这一水平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衡量，即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除此之外，还可用非农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非农产值占GDP的比重（经济城镇化率），建成区土地面积占比（空间或地理城镇化率）等指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既包括城乡人口变动，即城镇人口增长和比重上升，农村人口减少和比重下降，也包括人口观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既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城市的集聚，也包括由此带来的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即农业份额下降及二、三产业份额的上升；既包括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也包括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显然，仅仅通过城镇化率还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城镇化总体状况，新型城镇化也不只是城镇化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深度城镇化，其要义在于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落后，也要避免过度城镇化、盲目城镇化及低质量城镇化。[5]鉴此，需要选取多种参照指标，比较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准确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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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钱纳里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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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助推器，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在对比工业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传统方法中，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进程对比是比较常用方法。钱纳里等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常态发展状况下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平均的城镇化水平（见表2–1）。当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时，根据钱纳里模型推算相应城镇化水平应为60.1%，实际上当年城镇化水平为34.78%，这说明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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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钱纳里人均GNP、工业化与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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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NP（美元）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 000 城市化水平（%） 22.0 36.2 43.9 49.0 52.7 60.1 63.4 我国城镇化水平（%） 17.38 17.92 24.52 26.94 27.99 34.78 39.09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其中，我国城镇化水平一行数据摘自简新华和黄锟，《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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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U比、NU比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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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过程是非农化过程。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集聚地，也是第三产业的集聚地；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之地，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之地。用综合反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状况的IU比、NU比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也是常用方法。所谓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比值，NU比则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比值。一般认为，当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左右，NU比大致为1.2左右。如果IU比明显大于0.5，NU比明显大于1.2，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的劳动人口仍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集聚，表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镇化不足。反之，就是城镇化发展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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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02~2013年我国IU比和NU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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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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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显示，我国IU比、NU比走势基本一致，说明采用IU比和NU比衡量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水平的结论基本相同，即IU比和UN比曲线分别高于0.5和1.2，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与钱纳里标准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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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纳瑟姆曲线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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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初期往往需要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因此城镇化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1979年，美国学者纳瑟姆在对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轨迹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一轨迹可大体被描绘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时，经济体尚处于农业社会，城市水平较低、发展较慢；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就会出现第一个拐点，人口、要素以及资源向城市迅速集聚，经济体初步进入工业社会，城市化发展进入中期加速阶段；当城市化水平超过70%之后，则出现第二个拐点，城市化发展再次趋于平缓，经济体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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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瑟姆曲线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进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发展最快的阶段（见图2–3）。据此，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纳瑟姆“S”型曲线的第二阶段，呈加速增长态势。其中，1978~199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68个百分点，1991~2000年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2000~2011年年均增长1.34个百分点，远高于同期世界城镇化发展平均水平，也快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城镇化速度。截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较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较1979年提高34.7个百分点。特别是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年均增长2 118万人，这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意味着我国开始跨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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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城市化发展的纳瑟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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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发展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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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但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城镇化发展仍具相当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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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城镇化水平看，1978~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7.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2.5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等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见图2–4）。但差距就是潜力，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带来投资大幅增长和消费快速增加。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规模约为14.5亿人，城镇化率将达60%，城镇化释放的投资消费需求将拉动GDP增长3.5~6.8个百分点。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70%左右，每年将转移农村人口1 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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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11年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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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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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与工业化对应的城镇化率看，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为50.9%，工业占GDP比重为26%，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重为1.95，我国仅为1.09，远低于美（4.1）、英（4.09）、法（4.11）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3.22）、俄罗斯（1.97）、南非（1.38）、印度（1.15）等新兴经济体。按照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一国的工业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60%；工业化率达到40%时，城镇化率一般在75%以上。但目前我国工业化率已接近40%，城镇化率仅51%。即使从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的关键性指标人均生产总值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看，目前我国城镇化也仍处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2–5），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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