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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IU比、NU比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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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过程是非农化过程。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集聚地，也是第三产业的集聚地；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之地，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之地。用综合反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状况的IU比、NU比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也是常用方法。所谓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比值，NU比则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比值。一般认为，当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左右，NU比大致为1.2左右。如果IU比明显大于0.5，NU比明显大于1.2，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的劳动人口仍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集聚，表明相对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程度而言，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镇化不足。反之，就是城镇化发展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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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02~2013年我国IU比和NU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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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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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显示，我国IU比、NU比走势基本一致，说明采用IU比和NU比衡量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水平的结论基本相同，即IU比和UN比曲线分别高于0.5和1.2，我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与钱纳里标准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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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纳瑟姆曲线衡量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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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初期往往需要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因此城镇化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1979年，美国学者纳瑟姆在对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轨迹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一轨迹可大体被描绘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当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时，经济体尚处于农业社会，城市水平较低、发展较慢；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就会出现第一个拐点，人口、要素以及资源向城市迅速集聚，经济体初步进入工业社会，城市化发展进入中期加速阶段；当城市化水平超过70%之后，则出现第二个拐点，城市化发展再次趋于平缓，经济体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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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瑟姆曲线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进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发展最快的阶段（见图2–3）。据此，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纳瑟姆“S”型曲线的第二阶段，呈加速增长态势。其中，1978~199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68个百分点，1991~2000年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2000~2011年年均增长1.34个百分点，远高于同期世界城镇化发展平均水平，也快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城镇化速度。截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较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较1979年提高34.7个百分点。特别是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年均增长2 118万人，这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意味着我国开始跨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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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城市化发展的纳瑟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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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发展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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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但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城镇化发展仍具相当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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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城镇化水平看，1978~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7.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2.5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印度、巴西等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见图2–4）。但差距就是潜力，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带来投资大幅增长和消费快速增加。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规模约为14.5亿人，城镇化率将达60%，城镇化释放的投资消费需求将拉动GDP增长3.5~6.8个百分点。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70%左右，每年将转移农村人口1 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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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11年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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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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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与工业化对应的城镇化率看，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为50.9%，工业占GDP比重为26%，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重为1.95，我国仅为1.09，远低于美（4.1）、英（4.09）、法（4.11）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3.22）、俄罗斯（1.97）、南非（1.38）、印度（1.15）等新兴经济体。按照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一国的工业化率达到30%时，城镇化率可以达到60%；工业化率达到40%时，城镇化率一般在75%以上。但目前我国工业化率已接近40%，城镇化率仅51%。即使从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的关键性指标人均生产总值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看，目前我国城镇化也仍处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2–5），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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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中国城镇化率位于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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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aver Analytics，中金公司宏观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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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应的城镇化率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包含大量农民工和城镇间流动人口，如以常住人口口径计算，2012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2.6%，而以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6]仅为38%，这意味着城镇人口中有高达1/3属于“候鸟式”迁徙的流动人口，大量非户籍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未能享受与户籍居民同等的城市公共服务，这部分人口约为2.6亿，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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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城镇建设模式和城乡协调标准看，目前我国离真正的城市型社会[7]还有很大差距。从城镇建设模式看，我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高消耗、“三废”的高排放和土地的高扩张这种外延式、粗放式发展支撑，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社会发展失衡加剧，多种矛盾显现。以政府主导的城镇粗放式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快于户籍城镇化[8]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从城乡协调标准看，我国城镇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大多数城镇化率超过50%的省份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北地区（见图2–6）；中西部省份城镇化率分别只有48.5%和44.8%，明显偏低，其中甘肃、云南、贵州、西藏省份城镇化率不到40%，仍处于乡村型社会。与此同时，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不协调，大中城市发展超前，小城市和城镇发展落后，农村集约化生产力低下，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3.13，这一比例虽然比前两年略有下降，但仍然比1997年高26.2%，比1985年高68.3%，促进城乡融合共享和一体化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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