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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 城市，我们共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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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爆炸性扩张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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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访问厄瓜多尔的马查拉（Machala）期间，我来到这座沿海城市的南部边缘。那是一片开阔的沼泽地，散布着许多棚屋，这些棚屋被筑在约2.5米高的柱子上。那里不通公路，没有任何与城市相联系的事物——没有高楼大厦，没有人行道，没有排水管，也没有灯。那些棚屋由废料板、棍棒和茅草筑成。数月前，它们在一夜之间突然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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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只能看到妇女。邀请我来的东道主，也就是马查拉市的副市长解释道，男人们往往离开家园，在香蕉园、建筑工地和捕虾场做工；留守的妇女们则团结在一起，以捍卫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我们进村后，妇女们远远地观望，不敢靠近，同时依然忙于家务。与距此处1.6公里左右、巴掌大的市中心商业区相比，这里没有拥挤的人行道，没有喧哗的音乐，也没有政治气息。这里似乎极度平静，但这仅仅是一种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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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查看该地区的卫星图片之时，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拿着高倍望远镜的天文学家，在观察和考量一颗新星上空成堆的气体。1950年，马查拉还只是一个仅有7000人口的小镇；但到1994年，我看到的这个新定居点的意义已经远不是一个孤立的聚居区，它是一种有机体的边界扩张。尽管位于地球上的一个偏僻角落，它仍与世界各处的人们、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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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马查拉仍是一个仅仅拥有20万人口的小城。与全球70亿人口相比，它微不足道。全世界已经有35亿城镇居民，还有200多座人口超过200万的大城市。马查拉是一座发育不全的城市，甚至连它的名字也很难引人注意。但再看看，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一些真正革命性的变化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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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失去土地的农民——马查拉当地居民将他们称为“侵略者”，在一个午夜从草木丛生的安第斯山麓来到这里，将太平洋红树林边缘的4万平方米土地占为己有。与此前进入马查拉建立村庄的人群一样，他们带来了生产工具和原料，并有着明确的分工。一些人建造棚屋，其他人则手持弯刀守卫土地。到第一天的黄昏时分，建造工作完成，他们新的城市生活开始了——架设牲畜围栏，守护劳动成果，并有效组织起来以确保对土地、公路和供水系统的所有权。总体来看，他们正在加入一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草根运动：数以亿计的人正在对全球各处的湿地、三角湾、森林、田野和山坡进行改造，人们固守其中某片土地，向新兴的全球城市体系宣告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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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所谓的侵略者只是这种非正常现象的一部分。马查拉虽然地处偏远，它的名字也不为人知，但其在全世界的地位不容忽视。例如，国际市场上1/4的香蕉供给都要从马查拉出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当地土地的集中、种植技术的改进、求职移民的涌入以及厄瓜多尔南部沿海地带的发展，马查拉港的影响力大大提升。当地鱼类自然繁殖的红树林也被改造成水产养殖基地，自1994年起养殖规模逐步扩大到上百平方公里，这使得马查拉成为全球虾类供给重镇。与此同时，该市重新建设了城市环境，修筑了排水沟渠，从而解决了由来已久的霍乱与伤寒问题；但污水被排放到残存的红树林中，这进一步恶化了沿海自然渔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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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市还兴起了一股区域政治改革浪潮。1994年，马查拉全市范围内爆发了一场针对厄瓜多尔国民政府的罢工，这导致了一个更为民粹的国民政府于1996年上台。马查拉市的社区参与负责人是一位切·格瓦拉般的人物，他一直参与当地村庄联盟的事务，并被任命为厄瓜多尔首任环境部长。回过头来，我们发现，马查拉处于席卷该地区的民粹革命浪潮的前沿，这股浪潮改变了南美政局，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均出现了政权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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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成千上万座鲜为人知的小城市，它们塑造和连接世界的方式，超越了其自身的规模或高度，马查拉只是其中之一。在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城市的影响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新特征：地方事务不再只是地方的。持续不断的城市建设，尤其是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建设，已经创造出一个互联的全球性城市体系；在此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改变全球的经济、政治和生态，这种改变至今依然令人费解。个别城市的演化影响到全球城市体系——也就是我所说的“地球城”，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与“全球”事务的关系。通过地球城，地方上，甚至只是一个小镇的状况或事件，都能放大为全球性事件，并加速全球趋势，这往往是国家、企业或国际组织所无法驾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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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度的蒂鲁布尔（Tiruppur）为例。这座城市在1950年仅有5.2万居民，到1991年也不过30万人口，但它却成功击败加尔各答和孟买这类大城市，跻身为全球顶尖的棉织品生产中心。蒂鲁布尔工业的崛起充分建立在当地的传统之上。当地农民已经向产业化转型，他们熟悉了小型纺织厂的岗位和操作。他们用传统方法将村里的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建造了一个区域性的即时工人招募和生产承包体系。这个城市移民社区发展出一个由5000家当地企业和成千上万个其他配套作坊组成的生产网络，他们每年的出口产值超过10亿美元，客户包括沃尔玛、唐美·希绯格（Tommy Hilfiger）和锐步。蒂鲁布尔的棉织品产业向全球品牌供给产品，但是，按照传统的观点，当地的产业实在不能被称为全球性的商业现象。它仍旧基于当地传统的季节农业和劳动力管理方式。城市移民以及他们的小额投资，创造了一种更为另类且难以预测的全球化。总而言之，地球城正在迅速形成，像马查拉和蒂鲁布尔这类小地方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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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1950年，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大学城欧文市（Irvine）还未形成。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片大农场上建设起来的。接着，在1989年，欧文市促使全球对臭氧层破坏和气候变化采取应对措施。当时该市仅有10.5万人口，据市政府估计，在全球排放的三氯三氟乙烷（CFC-113）——一种危害臭氧层的主要化合物中，有1/800来自航空航天和高科技产业以及相关机构。大部分欧文市市民支持通过北美第一部逐步停止排放含氟氯化合物的法律。市长拉里·阿格兰（Larry Agran）和著名大气化学家舍伍德·罗兰（Sherwood Rowland）[1]在该市举办了一场由美国和加拿大各城市市长出席的会议，催促他们制定类似法律。起源于欧文市的政治压力蔓延开来，诸如丹佛、洛杉矶、迈阿密戴德（Miami-Dade）、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纽瓦克（Newark）这样的城市也开始出台它们的地方法律。不久之后，来自参议院、企业界和环境组织的代表齐聚白宫，同意签署联合国《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该协定规定将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淘汰含氟氯产品，条件是联邦政府将取缔发端于欧文的地方法律。这场源自欧文市的城市运动推动了50个国家的800多个城市显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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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市致力于寻找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办法。与此同时，在距洛杉矶市仅65公里之遥的毕联区（Pico-Union），愈演愈烈的却是另一种趋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El Salvadorian）战争难民（即所谓的非法入境者）涌入毕联区，他们在这里遭遇了洛杉矶街头帮派的传统与行为方式。他们无法找到工作，不能享受社会服务或公民权，更面临现有帮派的排斥。于是，毕联区的萨尔瓦多青年创建了臭名昭著的“野蛮的萨尔瓦多人”（Mara Salvatrucha）或MS-13帮。接下来的情况与其他犯罪组织如出一辙——贫民区的非法经济开始出现，帮派规模逐渐跨越多个城市，最终与其他城市的犯罪网络合流，从而催生出上万亿美元的跨国犯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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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MS-13只是当地众多帮派中的一员，占据着属于自己的那块势力范围。然而，1992年萨尔瓦多战争结束后，新一波的移民浪潮来临，那些曾经的游击队员也涌入毕联区，他们给MS-13带来了新的武装技能。最近这些年来，该地区的犯罪与帮派间暴力不断升级。当地警方对这些帮派进行了严厉镇压，拘捕了MS-13成员，并将他们集中入狱。在狱中，该帮派开始向其他地区渗透。洛杉矶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布拉顿（William Bratton）称：“对他们来说，监狱好比社交学院。”这伙人在城市边缘如鱼得水。所以，当1996年美国政府将MS-13成员放逐到萨尔瓦多后，他们很快在那里的贫困街区扎根，并招募前游击队员和失业青年入伙。安娜·阿拉娜（Ana Arana）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指出：到2005年，“野蛮的萨尔瓦多人”已经“有效统治”了当地的15个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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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13的势力还蔓延到了洪都拉斯。接着，短暂的镇压过后，他们渗透至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许多城市，发展成一个跨国犯罪集团。他们还与墨西哥黑手党组成了联盟。他们在这些城市建立了广泛的根基、先进的通信工具、航线和军械库；而他们专业的管理体系使其犯罪活动得以升级，从地下贸易到割据一方。短短十年间，他们由洛杉矶的一个小规模帮派演化为一个纵横中美洲，集毒品、盗窃、走私于一身的组织，并成为一个跨国性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组织，他们的崛起意味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地方城市事务的管理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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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以及类似的例子告诉我们，小地方、偏远乡镇以及所有新兴城市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在不久前，像马查拉、蒂鲁布尔、欧文市和毕联区这类地方的发展不仅鲜为人知，而且影响甚微；但如今，它们却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改变着更广阔的世界。这些地方还在继续拓展。一个拥有30亿人口的地球城，这个数字不久将扩大到50亿，正在改变人类事务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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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全球化、“变平”的世界或网络社会的发展这类理论，都试图对这种趋势做出阐释。但世界是物质的，其经济和信息流、技术、商业流程以及社会关系都并非虚无的，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可见的三维城市空间当中。这些城市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基础设施建筑和本土历史文化特性，并为特定种类的行为和生活，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力量，而当地的现状和历史都有可能阻碍或促进财富的创造、技术的应用和新政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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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互联网，这项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视为使世界变平的技术，它促使地球上的人们突破地域限制，相互协作。互联网是一种城市基础设施，它得益于个别城市的市场和社会现实。正如港口、电气、电报、电话、机场和光纤网络，基于互联网的活动的成长性，取决于组织在城市中创造的经济效应。互联网发端于美国一群高校学者组成的城市网络。公共的互联网服务随后扩展到城市中，因为只有城市才具备相应水平的经济规模和密度。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使用互联网运营，从而使得跨城经营成为可能。不管是在美国、中国还是阿富汗，只有当城市网民达到一定密度后，农村互联网服务才有利可图。但农村网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它们是城市的市场、网络和服务的拓展，通过进入乡村居民区或社区，使农村人口得以与全球性的城市网络连接起来，并加速后者的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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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存在于经纬线和三维空间的全球化的确切形式。全球化建立在世界不断增长的城市的基础结构之上，并因这些城市特定的设计、价值观和程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些城市在新兴的全球城市体系中以无数种未知的方式进行互动。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马查拉的副市长设立了一家卫生诊所，专门向棚屋区的居民提供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一个由农民工组成的团体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产业；一个洛杉矶移民群体建立了一个跨国犯罪组织，并且受到了美国南方司令部（Southern Command）的监控；一个城市组织引导全球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努力——刚开始，这一切都没有互联网、跨国公司或突破性的商业流程。还有一些比全球化更为根本、更为一致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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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思考，这个更为根本的动力就显而易见了。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从农村转向城市生活的家族故事，但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在城市里，以至于未能认识到这是一起革命性的事件。这不是人们第一次低估事件的重要性了，我们总是在事后才意识到其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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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格兰的生产商品化，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全面爆发后才被人们接受。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广泛研究和探讨“工业化”的过程及其定义。此后，欧洲工业化战略的发展开始引领潮流。大约在工业革命爆发100年后，理性的工业化建设和“现代化”才成为可能。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是革命的从属效应：诸如土地清理和贫困增加，君主制的衰落和单一民族国家的崛起，或者是机器和技术本身及其对手工业工会的反作用。就跟我们所关注的城市污染、交通拥堵、大都市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一样，这也是我们试图理解这场城市革命的突破口。欧洲社会已彻底被工业化重构，尽管我们还不能为这个新现象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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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被城市革命所改变了，但我们几乎总在含糊不清地纠缠一些琐碎的细节，而未能真正对其展开讨论。媒体习惯于报道“当前世界一半人口都居住在城市里”，但我们忽略了事件的主体部分：另一半的世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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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一些有预见性的思想者和学者正在关注新兴的，被他们称为“全球城市体系”的东西，但它们的影响，被20世纪主流的由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州、省和自治区）、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型军事联盟以及大公司所组成的国际体系遮蔽了。这些机构不仅试图主导全球事务，还支配着我们的研究和探讨方式。这个世界的真正秩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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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发生于2003年的严重且剧烈的非典型肺炎（SARS），其本质上是城市流行病，并且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的城市地区，但世界卫生组织也只报道它在各国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尽管非典病毒的变异、从动物到人的传染、最初的蔓延，根本上取决于当地的城市形态、传统、市场、气候和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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