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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促使不同实体在单个小区汇聚的动力是重要的。一家星巴克之外60米处有家药店，它位于古吉拉特流亡者办事处的中央。那群远离故土的印度人在此活动，并谋划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接下来，我们需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推动全球各地的城市变成单个的趋同的体系，使得全球生态、政治、市场和社会生活都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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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我们只能通过探索城市为何拥有如此之多的机遇，去理解并最终掌控城市的成长，及由其引发的新的压力与竞争。个人或组织不会因为自身原因而走向城市。如果城市真如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全球问题的中心，那么按理说，人力与资金应该会逃离它；城市人口不会持续增长；跨国公司不该争夺新大楼的选址；迪拜也没有理由拥有3万辆建筑起重机（占全球总量的24%）。个人和组织在城市扎根聚集，他们将继续这样做，因为城市总能提供大量的机遇。与其他定居形态相比，城市的优势在于——只有它才能带来更丰厚的收入、更完整的政治权利以及更好的教育与社会服务。它还能推动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帮助企业在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这一切可以概括为“城市优势”（urban advantage）。数以亿计的实体进一步向城市集中，例如富有冒险精神的移民区、跨国公司、道德团体、社会运动、非正规组织或跨国帮派，这些实体相互角力，试图掌控些许城市优势，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优势。如果我们不了解城市优势的组成，也就无法理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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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全新的城市，就大多数城市而言，它们已经累积了一笔包含城市优势的独特遗产。先驱们为打造自己的优势，以各种方式设计和塑造了他们的城市，并传承了下来。如果你的城市足够幸运，先驱们对城市优势有着深刻的远见，那么城市布局和历史环境都将得到延续。城市选址往往归因于其战略位置——多伦多当初是殖民战争时期的防卫港，芝加哥位于两条运输河湾的交叉处，班加罗尔位于迈索尔（Mysore）和马德拉斯（Madras）之间的高地平原上。如果你的城市不是一般的走运——先驱们已经学会如何安排城市活动，那么他们就能将生产、商务、文化与居民生活融为一体，从而打造出一种有效的社会与经济形态，即经济学家所谓的“集聚经济”，但我将它们称为城市体系的社会与生态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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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班加罗尔为例。20世纪90年代它跻身为一座影响世界的城市，似乎很突然。但它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产业中心，是以深远的城市优势为基础的。不妨考察一下这座城市发展为专业化区域的历史道路。刚开始，班加罗尔只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纺织生产、贸易和居住活动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到19世纪时，这里出现了军事驻点，兵营、官员住宅、军事基地以及后来的军事研究和军工生产场所，使它成为一座截然不同的城市。到20世纪，班加罗尔发展出专业化的工业“镇区”（township），汇集了大型初级制造商以及配套的小型工厂，周边还有为它们服务的零售店和小贩。历届联邦和邦政府都尽可能在该城设立各式各样的科技研究所，且采用了成群的园区模式。这一进程始于1909年印度科学院（Indian Insititute of Science）的成立，此后又衍生出众多研究所。这座城市的区域科研集群运动从未真正停息过。1960年，印度国家航空实验室（National Aeronautics Laboratories）诞生；1969年，印度空间研究组（Indian Space Research Organisation）诞生；1973年，印度管理科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诞生。近些年来，又涌现出研究信息技术、远程通信、物理以及其他所有已知领域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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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0年，班加罗尔出现了数十所高校，拥有数十万学生，从而保证了向科技产业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由于私人培训机构的爆炸性增长，更为实用的培训普及开来。到2000年，班加罗尔一共有多达760家IT培训公司。随着产业和科研的发展，这座城市孕育和吸引了大批年轻的有才之士。当印度其他城市走向拥挤和混乱之时，班加罗尔却拥有相当的成长空间，以及优良的试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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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晚期，班加罗尔邦政府借鉴数十年前的工业镇区模式，专为未来的IT部门创建了工业园，并将之称为“电子城”（Electronics City）。20世纪80年代，诸如印孚瑟斯（Infosys）[2]这样的新型软件创业公司，成为入驻电子城的第一代企业。在这里，这些公司济济一堂，共享需求，共同面对挫折，克服硬件和政治经济的不利因素，最终在1992年开发出第一个成规模的宽带通信系统。班加罗尔城市优势的传承是如此之妙，以至于仅凭借简陋的新型光导纤维设施，就做好了与野心勃勃的跨国巨头一决雌雄的准备。后者将其在单个国家的业务结合起来，通过并购等形式，借助最新的软件系统，打造出更为紧密的全球性经营网络。班加罗尔的崛起无法被其他城市复制，因为它建立在持续发展的城市优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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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到城市的基础构成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回答街道、下水道、排水沟、住宅、工厂和摩天大楼。或许他们会列举出更为基础的原料，诸如混凝土、钢铁、砖块、玻璃，以及众多忙碌的人。是的，这些东西的确能将沼泽地、村庄或小镇变成一座像样的城市。但显然，一座像班加罗尔这样的城市（不过是世界城市光带的一个斑点）需要更为强有力的推动因素，需要其他一些要素。在我看来，它们正是城市优势的四个要素，能促使城市实现各种目标，我将之称为密度经济、规模经济、协同经济与扩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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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进入城市，首先必然会注意到人口与人类活动的集中，但这种密集性的优势鲜有人理解，且常常被当今城市低密度的发展规划给浪费了。与其他任何定居形态相比，这种密集性是城市最基本的优势。没有社区的集中，我们大部分的学习、生产、建设、组织、消费和服务都将变得昂贵起来。密集性带来了绝对效率，我们得以追逐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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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是城市优势的第二块基石。规模带来了特定机遇的绝对增加，还产生了我们所谓的规模经济。规模使分解固定成本和已知风险变得可能，一个足够大的用户群能使经济活动具备吸引力，或者使服务有利可图。就这样，城市规模带来了机会和目标的拓展，城市也得以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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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拥有不同利益、特长和目标的人们之间，规模和密度的相互作用，衍生出城市的第三种经济效应。人们的组织、工作、问题解决和集思广益的方式，将以指数级的形式增长，效率亦随之而来。我将这种协作效应称为协同经济。志同道合的人们将拥有更多时间和机会相逢，他们一道发明、计划，并将其战略优势拓展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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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密度、规模和协同带来了成本效率，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应用拓展了城市之间的通信联系。航运港、电话、电报和光导纤维网络有赖于城市中密度经济、规模经济和协同经济的共同作用。没有这三种经济效应，上述城市基础设施的经济生存能力都将受到挑战。其结果是，一种名为“扩展经济”的城市优势得以出现。扩展经济能将单个城市的特定优势与其他城市的优势汇聚起来，使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优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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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优势的这四个因素，使洛杉矶市区的一个帮派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发展为跨国犯罪组织，也使班加罗尔的软件企业与欧美公司建立起新型的外包关系。城市及特定的城市群，通过设计和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向城市网络扩展其协作（商务、政治和犯罪）的形式和策略，将单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优势聚合到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城市优势。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进程，通过空间设计、基础设施、文化和当地市场，它使不断扩大的城市群发展出新的城市优势。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地方事务的影响不是减小，而是被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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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生长过程中，密度经济包括两个方面。人们的彼此接近，减少了人类活动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从而节省了转移劳动力与原材料的成本。这很容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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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供水系统为例，在一个各家各户相隔35米的低密度市郊建设这样的系统，其成本显然高于间隔不过6米的市区，我们得多使用30米水管。如果这两个地方都有100家住户，市区供水系统不仅能节省3200米水管，减少安装和维护的费用，还能降低抽水和输水带来的能耗。但在我的城市里，住在低密度市郊和高密度市区的人，却支付相同的水价。供水部门在市郊是亏本经营的，但我们市区所支付的偏高的水价和使用税，帮助其弥补了这种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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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任何一种设施或服务都是如此。如果城市密度下滑，那么其经济将出现恶化。总要有人来为中间的差额埋单。但若令市郊居民支付全额成本，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重新考虑迁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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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互补的活动彼此靠近时，它们的集中将产生进一步的协同效应。企业会将不同的功能部门集中在总部或园区，以充分利用密度带来的正面效应：集聚经济。通过使互补的活动集群化，城市能将这些经济效应指数级放大。当今城市建筑的一个最根本的艺术是，在建筑形式上创造性地运用密度-距离及其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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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去了孟买，才进一步懂得集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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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贫困的小贩们在大街上卖香蕉或番茄，他们的小摊一个接一个摆在大街上。一条人行道上差不多有15个人在卖番茄。这么做似乎并不明智——将自己与竞争者摆在一起。但这正是密度经济的体现，大量小贩聚集在一起可以使那条街更像一个大规模的杂货店，从而成为吸引顾客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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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的大街上，这种集群同样可带来规模优势。如果你来到多伦多城区街道，你会发现有一群专门做家庭装饰和家具生意的商店。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计划或协议，但却能有组织地集中在一起。表面上，他们和孟买的水果贩一样，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但是通过集群，他们可以使用数量上的密度优势，他们可以创造一个吸引和服务更多顾客的市场，这样，对每一位店主而言，顾客数量都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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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靠近一样，集中也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以高层的公寓大楼为例。在一个追逐能源效率的年代里，这种高密度的大楼是一种解决方案。一幢长宽均为9米、高为6米的独立住宅，它有4面面积均为55平方米的墙，1个面积为约80平方米的屋顶，这样才足以抵挡多伦多的严寒或迈阿密的炎热。然而，如果是一幢相同大小、位于8层公寓大楼中央的房子，就只需要1面面积为55平方米的墙壁。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高楼大厦群集的城区带来了能源效率，这是一种基础性的城市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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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是城市区别于其他居住地的首要因素，因为它是城市优势第一位的最基本的来源。第二个要素是，无论你进入任何城市都会注意到的规模。十年前，多伦多大街上餐厅和商店的店主们决定举行一个年度消费节，他们聚集在人行道上向全城居民销售食品和货物。如今，这个为时两天的消费节每年都可吸引到多达一百万名游客。消费节一直是城市最经典也最可行的规模市场运作形式。这种经济现象不止发生在多伦多，规模经济促使众多芝加哥相互竞争的单个交易商，组成了蜚声海内外的芝加哥交易所；它还使得班加罗尔的数十个软件创业园顺利获得投资，最终成长为拥有数十万雇员的全球性高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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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与规模联合起来就构成了第三种基本的城市优势：协同经济。集中性、便捷性以及人们之间的大量互动，这些人有着不同的主意、天赋、需求和动机，于是社会得以有效地组织起来，产生出无数有着共同诉求和战略的团体。协同经济源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间简单的自组织过程。举例来说，我们小区有户人家是穆斯林，出生背景全然不同的他们，加入了一个拥有共同信仰的社团，将资源集中到一起修缮了他们简陋的清真寺。志同道合的邻居很容易筹措资金并组织维修小区公园。大街上的商人来自不同国家，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他们仍然能够打造一个共同的消费节和商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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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籍贯和背景各不一样的城市居民，还是能够相遇、交往、通信、共事、参与公益组织、组建影子政府、形成犯罪体系、策动叛乱等。城市的协同经济优势使得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例如庞大的新兴市场对班加罗尔软件技术员的需求）、研发合作（例如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在剑桥大学的发展史）以及产业（蒂鲁布尔地区高德[Gounder]移民形成的组织）。协同效率是人类发明和创新的基础。背景各异的人们为摆脱传统农村社会文化的束缚和不公，争相涌入城市，自我改造为新的社区居民。通过改进协作方式，人类发明和社会变革的步伐加快了，各种可能性也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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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个人与组织联合起来经营城市优势时，他们也能结合其他城市的优势，以便更好地利用资源建造基础设施。我们小区里的那些艺术家、活动家、商人、流亡者社团及其犯罪组织、暴力勒索和跨国连锁等，正体现了城与城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一个越南河内或美国洛杉矶的地方犯罪团伙，能够成长为一个影响全球城市的跨国组织。就在不久前，多伦多警方攻破了一个亚洲人与匈牙利人的犯罪联盟，案件牵涉我们小区的一户人家，他们参与了盗窃本地邮政局700万美元支票的案件。类似地，斯里兰卡的一场叛乱，造就了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体系，泰米尔流亡者们使用自有的密码系统管理数万个家庭和商户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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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同地域的优势联合起来时，例如，纽约的零售商与营销员、米兰或巴塞罗那的设计师以及蒂鲁布尔的制造商，一旦他们实现联合，这些城市的优势将协同起来，从而在全球城市范围内打造一个崭新的价值链。这些联合扩展了我所谓的城市战略，或者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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