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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革命已经进入加速演化的阶段，因此大移民的这三个阶段是同时进行的。第一代移民加入城市居民队伍，他们的家庭也跟着告别世代居住的乡村，他们将生意拓展到世界其他城市。然而，在某些城市我们仍能见证大移民的全部三个阶段。通过理解它们，我们得以感知城市改变世界的动力。这场革命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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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杜赖，这座典型的中等规模的印度城市，是观察大移民第一阶段的绝佳地点。目前印度有7.8亿人居住在农村或农耕地区，约占全部人口的71%。这使得印度成为全球大国中农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与之相比，印尼和尼日利亚仅有一半的农业人口，俄罗斯的这一比例则仅为25%。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澳大利亚、英国、阿根廷和智利等国仅有10%的农业人口。即便是中国，这个历史上最庞大的农业国家，由于城市移民的急剧增加，其农业人口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占比也下降到60%。到21世纪下半叶，印度城市才有可能达到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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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场后发的移民潮，我们仍得以在较小的印度城市直接观察到季节性移民与连锁移民。在其他城市化水平更高的地区，这些现象早已消失。我们可以直接获知城市移民的个体逻辑，以及移民们与留守农村的居民们之间的特质差异。我们还能发现某些特定团体如何将农村传统植入城市经济与政治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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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杜赖有个试图遏制农民进入该城的组织，我是第一个被请过去当顾问的人。这个组织被称为发展契约中心（Covenant Centre for Development），它的发起者们希望对当地日益增加的贫民窟青年移民的吸毒、犯罪以及寄生行为做出回应。发展契约中心的工作人员研究了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农村生计是如何日渐式微的。在此背景下，诸如阿鲁姆这样的年轻农民在城市中白手起家，努力寻找新的谋生之道。其结果之一是马杜赖人口的猛增，1940年该城人口为23.9万，如今已突破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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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缓进入马杜赖的移民潮，同时重建农村经济，发展契约中心采取的策略是将传统的农村生计整合为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其所有权属于当地村民。例如，他们组建了一家专门生产传统草药的公司，该公司由数百名种植者与采集者所有。这家公司的产品不仅畅销印度，还出口到欧洲。通过这些试验，发展契约中心希望恢复该地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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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契约中心的团队倾向于将城市及其移民本身视为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家庭决定迁往城市受到如下因素的促动：殖民历史、干旱、土壤侵蚀，以及人口增加带来的耕地碎片化。在这种逻辑下，马杜赖的膨胀，乃是由于周边乡村居民的被迫迁入，而非移民们无可遏制的野心与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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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演变，姑且将我们对城市的观点分歧搁在一边，不妨考察一些实例。总体来看，我们花费数周时间调查和走访了大量移民家庭，亲耳倾听了他们对移民与新的城市生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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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1月份的一个有点冷的早上，当时阿鲁姆在城里度过的第一个雨季即将过去，我们造访了马杜赖无规划的自建居民区的一角。在那里，用水泥砖砌成的新房子遍地开花，这也是马杜赖被称为“村庄之城”的原因。那里远离市声嘈杂与车水马龙，也看不到老城里的工厂。奶牛、山羊和鸡到处周游。我们必须借助铺板才能在沼泽地上穿行。我们发现，脚下的土地以前是一片稻田。有些住宅用砖墙围得严严实实，有些则简陋至极，甚至还未完工。从空间布局上看，这片野蛮生长起来的居民区跟与典型的乡村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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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座两层的房子显得鹤立鸡群。它的门口立了一座纪念碑，用以缅怀主人的家乡及其保护神——印度教健康与青春之神姆鲁甘（Murugan）。女主人艾斯瓦里（Iswari）在门阶上向我们打招呼，圆圆的脸上洋溢着开朗的笑容。在泰米尔纳德邦，接待外宾被视为一种荣耀，艾斯瓦里对我们今天拜访这座“城中村”感到十分开心。当数十名女邻居以及她们的孩子上前围观和搭讪之时，我们很难完成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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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南部和中部，背景普通的人，尤其是那些原籍在乡村的人非常开放和率直。他们会告诉你自己的收入，接着会反过来问你的收入状况。他们彼此之间毫不掩饰，互相分享各自的想法，并探讨医疗问题及财务细节。这种率直还表现在，妇女们会给我讲她们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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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在一场旱灾期间，艾斯瓦里的公公以及她未来的丈夫迁移到马杜赖。他们的家乡在马杜赖以南64公里的地方。她的公公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卖干鱼。“他将儿子带过去帮忙。”艾斯瓦里解释道。于是她未来的丈夫也学会了谋生之法。年轻的丈夫结识了一名来自木工世家的小伙子。在乡下，不同种姓杂居，并且相互帮助。“这名朋友介绍他去当建筑工，五年后他成为一名熟练的砖瓦工人。他攒钱购买了砖瓦生意所需的设备。”她说道，仿佛在说一个烂熟于心的传奇故事。她的丈夫最终成为一名独立的承包商，招徕些小生意，目前还雇了一个新的经营团队。与众多移民一样，他不仅搬到了城市，更在切切实实地建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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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艾斯瓦里全家也搬到了马杜赖。他们中有些人跟着她的丈夫做起砖瓦生意，还有一个兄弟创办了一家杂货店。1990年，艾斯瓦里与丈夫从一名投机客手中买下了一块稻田。到2000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攒足了建房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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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夫妇俩还用储蓄供孩子们上学。令艾斯瓦里倍感自豪的是，她的大儿子，也就是她搬到马杜赖那一年生下的孩子，如今正在某理工学院攻读计算机专业。“我的丈夫希望孩子们将来做其他的工作，而不是像他那样以砖瓦谋生，”艾斯瓦里解释称，“由于没念过书，他这辈子吃了不少苦头。他整天都要和水泥打交道。我的孩子们应当接受教育，并且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儿子应当成为上班族，然后体面地回家。他们这一代需要整洁和优雅——文明（civilized）。”她指着前来围观的妇女，补充道：“我们都是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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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穆里什瓦里（Muneeshwari）的年轻且文静的妇女详细阐述了她对城市的看法。她和丈夫于1990年从一个小村庄迁移而来，他们的领路人是穆里什瓦里的姐姐，她姐姐此前就搬到了马杜赖。她的丈夫被姐夫介绍去做建筑工作，如今还要在马杜赖之外的地区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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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马杜赖好比美梦成真，”穆里什瓦里说道，“我生于农村嫁于农村，我一直梦想做城里人，如今我就在这座城市里。我们离开家乡的确是因为干旱，”她仔细说道，“但搬到这座城市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真的很想过来。如果不是闹起旱灾，”她说，甚至让人感到她很感激那场旱灾，“我们应该不会搬家。现在我的家人都认为我更加文明，因为我住在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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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听到有人用“文明”形容城市。我与翻译一道核对了妇女们的词意，以确保自己没有听错。穆里什瓦里接着说，“在乡下，人们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便。在这里，只有像我丈夫那样的工人才会这样。我的家乡仅有一所小学，孩子们至多只能读到五年级，教育状况糟糕至极，甚至连教师出勤都无法保证，但在城镇就不会如此。”穆里什瓦里所说的有数据为证：在全球范围内，城镇地区的识字率要远高于农村地区，尤其是妇女识字率。旁观的一位邻居补充道，在乡下，人们之间常常会打架伤人，但是在城里，大家倾向于沟通解决问题。还有一名妇女插话称，她的一位侄女最近刚与一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结婚，他们目前在伦敦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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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家庭进入城市，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练就了新的谋生本领，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他们已经有能力在城里置地建房，这远远超出他们最初的想象。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专业训练，并且开始向国外更大更有影响力的城市迈进。他们的成就证明了他们的野心与态度，尽管城市仅向他们提供了极其有限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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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瓦里打断了穆里什瓦里的述说。她对城市的许多方面表示反感。“当年轻人像她那样进入城市，他们会忘记乡村生活，”艾斯瓦里声称她亲历了年轻一代不断变化的城市偏好，“我们（老女人）仍然珍爱乡村生活。那里安静和平。在乡下我们女人是独立的，我们有活可干，我们可以自给自足，但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我问她是否有想过做些小本买卖聊以度日，这使在场的妇女们面面相觑。发展契约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居家的艾斯瓦里已经是一名放贷人，周边围观的许多妇女正是她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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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42位受访者当中，只有9位仍然像艾斯瓦里那样怀念乡村。即便如此，这9个人还是表示将继续留在城里，因为这样对孩子们有好处。在艾斯瓦里的圈子里，也没有任何返回乡村的亲戚。在整整一周里，我都在与移民家庭对话，每日早出晚归。在此期间，仅有一少部分表示，一旦孩子们长大成人、接受教育且在城里谋得职位后，他们将回乡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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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看好城市里的机遇，纵使自己度日维艰。我们还采访了位于河边的一个潮湿且苍蝇飞舞的贫民窟。那里居住着500多户来自马杜赖周边乡村的农民。他们过着最为边缘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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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贫民窟的路上，我们得穿过马杜赖市中心一条繁忙的主干道，途中还会经过一个破败的居住区。那个居住区里，原先铺好的道路年久失修，沦落为一条肮脏的泥泞小径，路边是茅草屋和用废料筑成的窝棚。在没有基本的自来水和下水道设施的条件下，这些城中村存在了数十年。村民们一般是建筑工人或保姆。山羊和鸡在路边出没，它们增加了居民们的食物和收入。我们在一家小型杂货店前停车问路，很快就有一群年轻人和年长的妇女围上来打听我们的身份。发展契约中心的主任向他们解释了我们的计划，随后人们争着与我们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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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人告诉我，已经有邻居回到了家乡。“在一个好的年份，”也就是风调雨顺，一名男子说，“我们在田里干活所得与城里挣的差不多，但那里生活成本更低。”但他们的孩子则持不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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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申克（Karthick），一位15岁的彬彬有礼的少年说，“我的父亲希望我一直读书，然后成为工程师。”28岁的塔纳拉克希米（Tanalakshmi）计划让他的三个女儿读书，“想读多久都行”，这样才能在这个城市“更上一层”。然而，依照传统，乡下女孩在接受基础教育后就会被嫁出去。还有19岁的阿鲁姆干（Arumugan），他大方而自信地表示，“我希望做一名建筑承包商。”五年前，他就开始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他说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泥瓦匠。接着，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承包商之梦：“为此我需要50000卢比（约合1200美元）的资金，我希望在我26岁的时候能够攒下这笔钱。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我得到马德拉斯和哥印拜陀（Coimbatore）等城市做一些季节性的工作。”在他身上，移民们的隐忍与野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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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边的贫民窟，我们采访到了克利须那思沃米（Krishnaswamy），他经营一家在印度各地城市随处可见的杂货亭。11岁那年，克利须那思沃米开始了自己的城市生活，他独自一人在马杜赖大街上游荡。与大部分人不同的是，他逃离乡村的原因在于家庭问题。他是为了躲避家庭纷争，而非旱灾。那时克利须那思沃米还很小，不懂谋生，在马杜赖没有任何亲人，更无法获得来自家人的帮助。但他仍然跟其他人一样，朝城市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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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克利须那思沃米流落街头的时候，他遇见了另一个已经在马杜赖立足的移民朋友，那位朋友的老家与克利须那思沃米所在的村庄相隔不远。他将克利须那思沃米带回家中，并且为他在宾馆找了一份清洁桌子的工作。我们发现，搬到这个城市之后，移民们的第二步是找一位更早的移民，借助后者的力量在市场中找到最初的位置。接下来，克利须那思沃米在宾馆的工作由清洁工变成茶水工，随后是面包师。通过早年的这些经历，他走到了典型移民必经的第三步：培养一种在城市生活的技能。32岁那年，克利须那思沃米攒到了实现个人野心的资金：他开了一家很小的食杂店。这是典型移民的第四步：攒下为数不多的第一桶金，进一步追逐城市经济机会。最后，在有了充足的积蓄后，他迈出了第五步：从一名借债者手中拿到一笔贷款，创办属于自己的小企业，一个7平方米的小店，位于贫民窟边上他那同样大小的住房前面。他零售粮食、茶、食糖、小吃和牛奶，平均每周可获得5美元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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