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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典型的亚非拉贫民窟（虽然每个贫民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现状），当移民们抵达那里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肮脏穷困的社区。但就像马查拉的“入侵者”那样，由于贫民窟的生活成本低，他们得以稳步积累财富。从踏上城市的那一天起，亚非拉的移民就开始积累第一笔资产。他们利用城市优势的第一步是占有土地——实际上，是占有那些无人居住的低质量土地，诸如陡峭的山坡、分洪区或沼泽地。通过定居，他们获得了非正式的土地使用权。面对自然灾害和暴力拆迁，他们往往会选择“抱团取暖”——与其他移民一道重新选择一个阻碍更少的地区，并且不断投资予以改造，使之从不毛之地变为更有保障的自有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会就近建一个小作坊或加盖一层楼用于出租。随后，他们还联合其他贫民窟邻居修筑公路、公用的自来水和下水道设施，并提供其他临时性的公共服务，如垃圾收集和志愿消防队。凭借这些方式，贫民窟的移民们得以利用微薄的剩余收入，改善自己的“家园”。他们将一片片乏人问津的土地变成有价值的资产，通过合法交易或地下市场，最终在市面上获得一个有利可图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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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黑人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经济环境。他们改变命运的途径更具偶然性，也更为刻板。公路、下水道、多层建筑、电力和水管系统都要花钱，而且这些设施的维护也要费用。这些移民的收入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承担上述成本。此外，他们想要修筑这些设施和集资，都离不开市政当局的配合——这无异于痴人说梦。用于社区升级的公共资源流到了别的地方，包括被欧洲人或白人视为势力范围的市郊。私人筹资受到限制，往往只能通过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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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成本和体制的不重视，数十年过后，黑人社区走向破败。那里从未得到过改善或修复，其资产价值也下降了，从而导致了至今仍在困扰美国社会的结构性贫困。2007年，一项针对全美境内黑人群体的研究显示，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稳居中产阶层的黑人移民家庭（与底特律西边的白人移民一样，他们曾是大移民时代成功故事的一部分），他们中的近一半都在40年后的今天沦为贫困阶层或在贫困线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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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受到重重阻碍的黑人移民只好退守他们所在的贫民区。到20世纪50年代时，这些贫民区已经形成独立的世界，拥有与外部城市并行不悖的城市形态，并且悄悄播下了20世纪城市革命的第一批种子。这些城市有自身的经济体系。那里有黑人控制的商业与社交俱乐部，有非法买卖烟酒、赌博和卖淫市场。他们还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专长与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娱乐和音乐产业。尽管越来越脏乱，但由于布鲁斯、大型乐队和爵士乐的存在，以及一大批如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8]、艾拉·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9]、贝西伯爵（Count Basie）[10]等优秀的演艺人的涌现，底特律的黑人社区依然成为全国著名的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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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在他们的贫民区中找到了密度和规模，但他们无法利用这些优势获得更大的机会，至少在合法的经济体中不行。他们的联合，以及向白人社区的扩展都受到严格限制。结果，他们的雄心壮志只能通过非政治和非主流的联合，从贫民区到贫民区，从城市到城市，并且沿着移民链条向美国乡村地区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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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回顾了20世纪后期两场主要的政治革命，它们是独立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事件，但仍有一些城市骚乱的共同特征。这些国家未能对大移民做出适当的反应，因而引发了城市骚乱。新的移民，正如我们最后一章中将看到的那样，并非任意挑选一个城市，改头换面做一个泛泛之辈；他们是带着明确野心与创业精神的主动型移民。在迁移过程中，他们创造了精密的关系网络，以及新型社会组织的潜在形式。为了公正与和平共处，经过数十年的斗争，黑人城市移民终于摸索出两套主要的夺取城市优势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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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套策略要从黑人们创立的当地机构开始，包括教堂、公民权利组织和专业协会。这些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广泛结交盟友，联合发起活动，进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掀起了多场民权运动。“黑人城市化（Black urbanization），”历史学家杰克·布卢姆（Jack M.Bloom）写道，“将黑人从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严密的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为更多独立领导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运动将移民们非正式的联合组织打造为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在许多城市静坐和抵制。问题的核心在于投票权，反种族歧视法，废除学校、公共服务和商业活动的种族隔离。他们赢得了划时代的民权法的通过，以及最高法院的裁定；他们还借此培育了新一代的黑人城市政治领导人。一般来讲，他们的第一个政治目标是将黑人选进市政府。为争取在当地的代表权，他们成立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许多城市出现了黑人市长，促使黑人在全美范围内拥有了政治话语权。底特律市首批黑人议员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跻身美国最资深和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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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的法律和政治上的胜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黑人社区的贫困状况。进入白人政治圈并不意味着那些法律和规定的贯彻实施。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到美国南部的小城市去采访当地的黑人活动家，他们还在为有效的投票权与代表权而奋斗（在大多数乡村地区，黑人们还是没有政治代表权，并且仍然面临着三K党等臭名昭著的组织的骚扰）。政治领袖、商业集团和城市规划师对黑人贫民区实施拆迁，打压他们的发展；联邦政府通过公共住房和公路建设项目，迫使黑人搬家。这些清洗活动毁灭了黑人社区的资产、市场和社会生态。无家可归的黑人家庭利用新的权利迁移到其他种族社区；有些人则被分配到新的公共住房居住，那些高楼大厦很快变成新的贫民窟。白人警察局则经常向他们找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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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民权运动已经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胜利，但黑人们的生活仍在继续恶化。随着运动的中坚领导力量的衰落，新一代的黑人领导人出现在各个城市里。他们发明了第二套策略——“黑人权力”（Black Power），即以暴动作为威胁。他们的焦点不再是立法或争取合法权利，而是基层事件：与警察和其他政治机器斗争，在新的黑人社区取得控制权。这些年轻的移民领导人不仅以公开斗争作为威胁，并且试着在中间调停。但正如当时《生活》杂志（Life）封面所提到那样，当地基层斗争呈现出“可预见的暴乱”。仅在1967年，美国128个城市就爆发了164场骚乱，还出现了局面紧张、必须要有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控制的斗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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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的骚乱描述了这类令人震惊的暴乱的典型演进过程。底特律黑人拥有比美国其他城市黑人更高的收入。由爱尔兰裔人控制的市政府是民权的支持者，于是有了黑人警长、议员和法官。但在1962年，底特律那片曾被强制毁灭但仍有生气的黑人社区，成为该市所谓的“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黑人40年来的投资被推倒重来。但此时，已经有一部分黑人搬到了市区东北部的第十二街区，而该区中产的犹太人家庭此前搬去了市郊。随着黑人中产家庭的回归，该区的店铺重新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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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的迁入很快使第十二街区变得人口密集起来，其人口密度上升到底特律平均水平的两倍。在那里，黑人社区的传统又复活了：毒品、私酒、卖淫以及房屋的分隔。一个盛夏的夜晚，当警察对一家地下酒吧进行突击检查时，他们感到措手不及。“底特律黑人觉得他们居住在占领区中，”1965年1月出版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写道，“黑人没有任何警察必须尊重的权利。”由于他们的密集居住与被迫联合，黑人社区获得了一项特定的优势：网络效率。骚乱本身并不一定需要一些新的“黑人权力”组织。尽管联邦调查局和政府委员会随后被派去调查骚乱原因，以揪出那些别有用心的领导人，但最终一无所获。白人企业和住宅成为主要攻击对象。2000多栋大楼被烧毁，43人遇害，467人受伤，7200人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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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席卷全美的骚乱，发生在那些曾有黑人社区存在但随后被清洗的地区。然而，在暴动的几年内，城市社会学家马克斯·赫尔曼（Max Herman）写道，“小企业的所有权从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手中。黑人居民搬到白人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黑人警察和消防队员越来越多。”这起暴力骚乱提供了一个“种族恐怖主义”的“成功”案例——赫尔曼如是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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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城市革命的规模是如此巨大，政治组织乃至民权运动领导人都无法预料它的影响范围。1964年，暴乱从费城、纽约和罗切斯特（Rochester）开始；1965年，暴乱转移到洛杉矶；1996年，转移至旧金山、克里夫兰（Cleveland）和奥马哈（Omaha）；1967年，底特律、纽瓦克、巴尔的摩（Baltimore）出现暴乱；最终在1968年，暴乱又一次在纽约、华盛顿和芝加哥等地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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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市中心到市郊，针对白人居民区和企业的暴乱及后续斗争，导致了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的新危机。然而，对美国黑人而言，大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宣告结束。不到几年，在数十个城市革命发源的城市，从民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黑人领导人掌握了它们的政治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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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的失败发生在相对年轻的美国城市。在地球的另一端，有着500年专制历史的伊朗国王，被一场爆发于1978-1979年的城市革命所推翻，此举震惊了国王本人，更引起举世轰动。国王控制着伊朗的金融体系、石油生产和工厂。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这名国王掌控了军队，并成立了一支残忍的秘密警察部队（SAVAK）[11]。野心勃勃的国王希望凭借专制力量将伊朗改造为现代化国家，但他的计划有一个重大的致命缺陷。国王计划将乡村地区的资源和人口送入城市。国王和他手下的官员天真地相信，这样便可以控制城市的生活与发展，从而控制乡村、工厂、油田、政府机构和高校。与充当指导的美国专家一样，国王及其属下未能理解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本质——城市优势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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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王的军队越是加速将乡村城市化，国内反对力量就越是会为自己的革命性目标，而被迫利用城市优势。他们最强有力的优势是联合。在将街市（bazaar）上的传统商人打入冷宫，镇压城市里的激进学生、工会会员和保守教士，控制新的城市阶层——中产职业者和失地移民的崛起之后，国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全部城市团体的集体倒戈所推翻。这些团体的联盟持续不到一年，但已经足以使国王狼狈地流亡国外，一蹶不振。在新联盟的形成过程中，也埋下了伊朗后革命时期冲突与危机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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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说，伊朗的这场群众革命引爆了整个中东的城市革命浪潮，但其主导者不过是一群激进的毛拉（mullah）[12]。与新闻记者和学者所坚持的不同，中东的暴乱和政治变革其实与伊斯兰教关系不大。它们还与这些地区失败的城市移民运动有关，往往是移民们无法忍受城市优势被控制而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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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联盟首先在街市上找到了成长土壤。这里的街市不只是市中心的市场所在地，它很早就是商人、小生产者、店主、放贷人、教士和乡村地主的交汇处，是城市优势下有形的商业与社会产物。伊朗街市使得革命联盟变得有效起来，不同的人进入不同的组合，它们有各自的规则、标准和形式；志同道合的人们合伙经营；大家庭的各种关系潜入商界；城市生活在此与乡村对接。街市既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又是精心设计的城市空间。街市是城市优势的体系，也是城市权力与财富的积累和分配场所。在伊朗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国王的改革计划打击了街市，也打击了传统的乡村贸易与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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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的最小单位是商人本身，也就是所谓的“bazaari”。商人们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他们的势力取决于他们的经营状况，以及与当地教士的关系。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于1996年写道，当时的伊朗是“一个商人的世界”，街市与清真寺仍然依照传统紧挨在一起。伊朗商人和教士往往来自相同的家庭，而商人的利润很多时候也会用于教士的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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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中东研究专著《中东城市骚乱》（Urban Unrest in the Middle East）一书中，作者圭雷恩·诺伊艾克斯（Guilain Denoeux）所写的那样——“伊朗商人的自我容纳世界（self-contained world）”是底层民众社会活动的核心场所。“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伊朗街市仍是城市志愿组织、宗教团体、同业公会、体育馆、传统咖啡馆、茶馆和餐厅的主要所在地。街市还是传闻与信息的集散地，人们在那里彼此交流。单纯的亲缘关系被打破，社区团结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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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末代国王妄想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社会，他伙同非街市商人的基督徒、巴哈教徒（Bahai）和犹太商人以及西方工业家，强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向街市交易征税，以及遏制商人、教士和地主之间的金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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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人与教士抵抗运动的兴起，草根教士出身的什叶派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影响力日渐上升，此人并不满足于推翻国王专制。从1890年起，伊朗街市一直是政治抗争的中心。通过街市，教师、神学院学生和工人，组织了众多的游行、罢工和政治运动，街市还是他们筹集资金的渠道。在国王政府的高压下，人们利用街市发布斗争消息，但从未获得完全革命性的影响。商人与教士的历史性联盟无法使他们的力量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国王秘密警察部队的镇压之下。这个联盟后来演化为三个新的组织，它们创造出新的革命联合，并且由于国王对城市现实的片面理解，它们得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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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王的现代化建设很快造就出三个新阶层：产业工人、技术或管理类的中产阶层以及大群穷困的城市移民。许多工人都不熟练，他们都是来自乡村的移民，他们试图寻找期待已久的权利与尊重——这种渴望在农民生涯中被长期压制。当20世纪50年代工会被剥夺合法权之后，这些移民转而进入地下联盟以及类似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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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66-1976年，伊朗核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数目从41.6万人上升到150万人。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国王早就颁布法令，禁止他们组织独立政党、非政府组织（NGO），禁止他们发行公开出版物，他们的联盟活动也被迫转到地下。但国王政府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群体的蓬勃发展，也没有与之展开协商。就这样，高压专制迫使中产阶级与商人和教士联盟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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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想最终颠覆伊朗专制政权，还需要一场更大的变革。1962年，国王实施土地改革计划，引发了大规模的城市移民，造就了这场大变革。对国王而言，土地改革似乎是明智之举，他本人也对此寄予厚望。土地改革可以避免穷困乡村地区的共产主义暴动，可以带来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农业。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批农业劳动力将得到解放，从而满足城市工业和基建项目的用工需求。此举还能帮助国王解决困扰已久的政治难题——许多传统的地主进入城市，成为街市商人或教士。就这样，通过削弱地主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王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但这场改革将土地与农场全部交给了农民阶级。这群新地主成立了机械化的农场，并雇用他们的家人，从而迫使大量失去土地的阶层流向城市谋生。其结果是，伊朗社会出现了第三个权力被剥夺的阶层——城市移民，其数量在短短15年间增长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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