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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意为“黑人聚居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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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整个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爵士乐宗师。他对整个黑人社会、整个西方音乐史甚至整个美国历史影响深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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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爵士三女伶之一的急智歌后，被誉为“爵士第一夫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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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钢琴家，同时也是著名大乐队领班，经他培养的爵士英才更是层出不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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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伊朗在1957-1979年间的秘密情报机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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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伊斯兰教徒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的敬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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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即“正发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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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05 终结专制，无法抑制的城市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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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和伊朗的城市革命吸引全球目光并改变这些地区之后，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人民权力运动将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赶下台之后，同样的城市革命在南非也上演了。然而，1989年，由发生在中欧的一系列城市革命最终导致苏联走向解体，让人感到意外。这场革命最早从波兰的城市发端，地下组织团结工会拉开了“剧变”的大幕，并最终大获全胜。几个月后，柏林市民推倒了柏林墙，将墙砖拿回家作纪念品。当剧变蔓延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时，世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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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整整数代人都笼罩在苏联的权威与高压的阴影下。但不到一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有2001年的“9·11”事件与2004年印度洋海啸，才再度引起全球范围内如此大的震动。然而，事到如今，人类仍未注意到苏联崩溃所蕴涵的独特的城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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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崩溃的前兆已然显现。不管是谁，只要你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苏联的城市管理者有过接触，你一定会确信他们已病入膏肓；如果你去拜访工厂或文化团体，或者在便衣克格勃（KGB）[1]特工的带领下去见那些对现实不满的音乐家、艺术家、学者和科学家，你都会清晰地感受到，苏联大势已去。由众多极小的自治区组成的地下社会，已经在那些城市根深蒂固。在各个城市，心怀不满的市民组成了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之间相互合作，最终将组织网络拓展到整个中东欧。当然，它们得到了来自西方的所谓兄弟城市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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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解体，乃是其中央计划模式的必然结果。政府警察试图打击每一个反抗组织，检查每一封信，记录每一场谈话，然而，就在这时，不受控制的城市生活及其强有力的协同效应，正在对体制形成包围。专制无孔不入，从审查电话、小册子，到监控人们与同事、邻居乃至配偶的聊天；另一方面，从联合会议到局部骚动，再到草根阶层忍无可忍的抗议计划，最终，城市间的云集响应使专制者的努力成为笑柄。为了在体制下生存，大部分人选择了合作，但他们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当人们结束五一大游行回到家时，他们开始重新探索体制的边界，一切都在松动中，非官方的社会生活与政治思想越来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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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关系，我得以经常与苏联的城市居民联系，那时我在研究非正式沟通的可能性，即在两国政府之外，为美苏两国的人民建立关系，我时不时与苏联的环保专家、受排挤的专业人士、遭到关押的民族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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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意识的影响下，当时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大家一致认为，权力应当由中央政府掌控，而城市生活仅仅是中央主宰市政事务的平台。从许多方面讲，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让中东的现代君主们迷失了双眼，并且使美国内陆的城市更新规划师误入歧途——他们妄想改变城市革命造就的社会政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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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当我第一次在苏联启动城市对城市的合作计划时，走到哪里都是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客厅、咖啡馆、工作场所、高校和教堂。所有人都竭力表达他们的抵制态度。抵达莫斯科后，我一如既往地去拜访一名曾经显赫一时的音乐家。由于言论闯祸，她在艺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在经济上亦甚为窘迫。她每一次都会利用我到访的时机，公然要求恢复自由。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她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公寓里，经过这些年她已经能很从容地与像我这样的在克格勃监控下住在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的外宾交流。每次我们到来，她都会拿出一篮子的肉食招待我们。在当时的苏联这是很奢侈的，因为肉类十分短缺。但她总说，“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享受更好的生活。”接下来，她还会公开接受我们赠送的网球。在苏联的其他大城市里，被剥夺移民资格的居民会请我们吃饭，并带我们到处闲逛。跟我们见面的苏联环保专家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用于检测国营工厂排放的污染物。多年后，我们带去了他们所需要的设备。城里的人们已经大胆建立起无形的自治区，以抓住全球城市革命下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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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冷战年代草根阶层力图重建城市秩序、恢复城市间联系的一个缩影。总而言之，我们公然越过了威权的界线，并将其称为“城市外交”（city diplomacy）。在20世纪80年代，各地政府宣扬通过激进的地方法律实现独立，包括“姐妹城市”、“同盟城市”、团结运动、核心自由区等“地方外交政策”，非政府组织也因此首次获得政治地位，并在随后的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美国对冷战的抵制态度，在中东欧国家以及苏联深入人心。这一切均是历史学家帕德里克·肯尼（Padraic Kenney）所言的“革命的盛宴”——高涨的反抗激情与城市革命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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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是历史的见证者。20世纪80年代，在民间运动遭到军事镇压后，身在波兰读书的肯尼开始思考中欧的现实，他发现的不是坚如磐石的极权主义体制，而是一个公开游行、政府失控的社会。他的《革命的盛宴》（A Carnival of Revolution）一书描述了从地下的不满到公然激进抵制的转变。这种新的公开的激进主义，采取的是正面冲突较少的方式，如街头庆祝会、游行、摇滚音乐会、诗歌朗诵会、艺术演出、职业交流、社会援助委员会与合法的援助基金等，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和平运动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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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种民间活动在中欧各国城市全线铺开，如病毒般蔓延。根据肯尼的描绘，这场革命的主角并不是工会主义者或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激进的环保主义者、嬉皮士、表演艺术家与和平主义者”，他们的活动异彩纷呈。肯尼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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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相互吸引，只要有可能，他们会不顾边境守卫或卡夫卡式的护照管制，拜访其他运动组织。这种互动是狂欢事件的核心特征……在主要城市中，抗议贯穿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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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现象都是合理的。中东欧的体制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改变战前各国落后状况的使命。尽管这些体制缺乏效率，但却带来了城市的飞速发展，以及当权者无法掌控的城市社会组织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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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全部的城市土地、金融和产业，社会体制能够以很快的速度，仿照西欧社会建立起城市文明。在35年间，波兰得以从一个60%的人口直接靠农业为生的国家，变成1965年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工业国。1985年，革命的前夜，城市已经在波兰的经济与文化中占据主导，大约有60%的人口为城市居民。类似的，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仍是一个农业国家，贵族阶层居于统治地位，犹太人成为城市精英，仅能维持生存的广大农民举行示威，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并打压犹太人。1947年，一场大规模的针对农村与城市社会的改造兴起。此举也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城市社会流动与融合。农场集体化与强制工业化创造了城市移民，原先的地方农民加入到工会与专家的队伍中。总体而言，中东欧国家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从1950年到1985年，城市人口占比从61%上升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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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内部，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变化，原本互不相干的村庄、地区和阶层被打造为新的城市组织——正式的政党组织、联盟、文化与学生团体、住房与车间委员会。所有这些组织都有自身的管理、服从与控制机制。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将拥有忠实信徒，并在城市就业、晋升、住房与文化的机会方面享有一定特权。尤其是不断发展壮大的占人口大多数的产业工人与自由思想的专家，通过体制内的官方协会，他们越来越丧失了对新城市秩序下社会福利的所有权——但别忘了他们具有利用城市优势达成自身创业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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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社会被改造为城市群与城市网络，体制面对权贵精英的崛起开始力不从心，领导阶层对社会自组织的潜能也在失去控制。密度与规模使得体制无法掌控组织的联合。被边缘化的占大多数的城市居民终将联合起来，确保他们自己的城市优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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