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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目前有很多种解释。这场危机使随后两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减少了一半。大多数分析均指出，亚洲四小虎投机性、杠杆率过高的城市房地产市场是罪魁祸首。为建设提供融资的银行贪污腐化，缺乏管理。但这么讲还不能服人。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症状十分普遍。尽管人们不知道通过城市规划来规范基础经济，不能创造甚至无法理解城市中日渐显著的密度、规模和联合的效应，但政府、精明的跨国公司、地方商人和居民都是城市缔造者。地方领导人将城市建设视为一连串的单独项目，在他们看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某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并没有太大差异。其结果是，他们缺乏预测模型，甚至连统计数据都没有，从而难以了解各自城市的损益与资产负债情况。而城市居民要承担全部的成本、效率、生产力和收益潜力，他们一直在争论并试图解决问题。城市规划师与城市模式建造者建立了独立的预算与财报制度，但他们很少从整座城市的角度出发探讨问题。他们一般只顾着做自己的事情，对其他影响充耳不闻。即便在吉隆坡，投资者也并不清楚实际有多少资金被真正利用，他们对城市的资源、功能与财务状况一知半解。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产业投资，都难以避免地陷入混乱，因而不能真正为整座城市贡献稳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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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突进且缺乏成熟规划的城市化将吸干都市区乃至全国经济的血液。经济学家爱德华·雷曼（Edward Leman）通过对中国都市区城市形式与经济状况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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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的扩大主要集中在分散的、高楼大厦林立的卫星城，它们由原有的村庄或小镇发展而来。这些城市在经济上并不是彼此相连（邻近或集中）的，它们缺乏有效的基础设施，也很难进入其他市场，还拥有相当庞大的被边缘化的移民人口。以成都和重庆周边新兴且分散的都市区为例，这些地区在2000年每平方公里的GDP为1200万美元。在发展程度更高的广州和上海周边，每平方公里的产值为5400万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若以购买力来估算，在高度发达的东京、巴黎和纽约，其周边都市区在2000年的单位GDP为1.8亿美元。这种测算虽然无法准确评判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却能显示出成熟都市区与大型建筑工地之间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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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最后阶段，一方面，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经济形态彼此分离；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城市模式与全球建设产业链，又使城市显得格外脆弱。这阻碍了促使城市体系变得有效和稳定的知识与社会经济的进步，并危及了发展中的用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城市形式——唯有草根阶层自下而上的、符合当地经济实际的建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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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广为蔓延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进一步体现了这种全球性的苟且与缺乏现实关注度的后果。对此，一方面国际社会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应急机制，世界卫生组织（WHO）、各国疾病控制中心以及大量基于互联网的专业机构均参与其中。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人类数月内即发现了非典病毒的基因组，并研究了数百起非典病毒突变为可传播的人类疾病的案例。然而，作为非典源头的中国广东省却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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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与近期的禽流感病毒（如H5N1）均是从珠三角城市开始向人类传染的。该地区的城市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城市有广州、深圳、佛山、中山、江门和香港，它们之间仍然分布着农村。从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晰发现，不断扩张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农田与饲养场夹杂在城市当中，反过来农村里也到处是城市的痕迹，这种城市形式与文化犹如一个死结让人困惑。一些研究病毒最初爆发的中国流行病学家强调，农村与城市之间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动是病毒蔓延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将农村移民边缘化为城市暂住者，更激化了这种城乡之间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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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传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珠三角步入高速城市化之前，该地区就输出过波及全球的流行病毒，包括1918年的流感病毒，它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死亡。这里有两大原因。首先是城市生禽交易市场，它使得城市居民与来自农村家庭联系在一起，后者带着他们的鸡、鹌鹑、鸽子、鹅、鸭以及外来野禽（如带来非典病毒的果子狸）进城。这些不同的物种终日被关在一起，导致病毒在不同农场和物种之间的传播与变异。除此之外，还与人们的购买习惯有关。举例来说，要想鉴定一只母鸡的质量，需要与母鸡亲密接触，包括它们身体的分泌物。一份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最早的11起（非典）病例发生在靠近动物聚集地的街区。面对面的与受感染动物的唾沫接触是病毒传播的主要渠道。”尽管1997年香港爆发禽流感之后，市政府采取了严密措施予以控制，但作为城市生活传统与农业市场化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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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原因是，中国香港的中心性不仅在于它是全球性的商业中心，还与它一直以来都是内地连锁移民中心有关。中国香港与北面珠三角其他地区的流动性使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具备了条件。人们后来才意识到，城乡交往与动物间的病毒传播，引发了病毒在珠三角城市间的蔓延。这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为了理解非典爆发时期该地区的动物多样性，不妨参考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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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一名官员表示，为了隔离动物，他们已经突击检查了数千个市场、餐厅和厨房。新华社报导称，1.5万个生肉交易市场与7万家饭店和餐厅受到抽查。官方还表示，他们已经没收了超过80万只可疑动物，并收治了1428名疑似病例。这些动物包括蛇、穿山甲、食蚁兽、鹤、海龟和蜥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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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珠三角地区拥挤且通风较差的居住环境，以及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更加剧了城市中流体与浮质的传播。第一起人类非典病例发生在2002年11月的佛山农村。实际上，佛山约有1500例非典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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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源自少数到香港去的游客，随后病毒在数月内扩散至30个国家：一名华人移民返回多伦多，参加当地教堂集会；一名北京的医务工作者回到家乡；在亚洲各个城市间来回穿梭的商务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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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当地的流行病史后，令人奇怪的是，国际社会与中国及其地方政府，不是将该地区作为特别卫生控制区进行管理，而更多是作为一个服务于全球生产与贸易的经济特区。如果我们弄清了珠三角城市内部与城际间的人员流动状况，就能更好地预测出疾病的传播路径。然而，当地缺乏一个协调内部与全球事务的城市体系，这只能使悲剧一再上演，于是我们诧异地看到，一场非典蔓延至30个国家、夺走数千条人命，它还使得亚洲旅游业与商务旅行一度中断，造成了大约300亿～4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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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性危机在这些城市盲区日益凸显出来。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显然是一场源自城市的金融危机。假设人们能提前给予迅速发展中的城市的变化更大关注，这场危机或将得到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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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人们对次贷危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糟糕的金融行业规则与监管上。但这场危机一方面在于贷款资产组合与住房抵押的账面估值，与借款人资产负债表之间的鸿沟；另一方面在于这些人的财物状况与他们所在的城市紧密相关，而这些城市是模式化的产物。换句话说，全球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是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脱钩，而这种脱钩始自人们对城市化的肤浅认识，以及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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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深厚城市化根基的城市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芝加哥早在2000年，该市就出台法律对激进的“掠夺性借贷”（predatory lending）进行管制，从而遏止了高风险的不动产投机行为（参见第14章）。遗憾的是，大部分城市的立法部门并没有这种觉悟，尤其是在加州、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它们的郊区成为发展的主体。刚开始的时候，掠夺性借贷只发生在一小群渴望借钱的低收入人口身上。但不久之后，规模更大的银行开始将这种借贷方式复制到中产阶级群体，吸引他们购买新一代的城市模式产品。这些高风险的抵押贷款资产不断增加，在未经过进一步评估的情况下就进入金融体系流通。这意味着，银行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缺乏审慎考量，并对与借款人紧密相关的城市经济健康做出大胆假定，即便盲目激进的城市扩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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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化的成本正在迅速上升。城市样板住宅比以前更大、更耗能，因为其附加的功能与设备不断增加，如中央空调、真空吸尘器、游泳池与户外野餐厨房。新建的住宅坐落在距办公室更远的区域，从而使业主的出行成本上升。其结果是，家庭对汽车大小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不得不需要更多的道路、水资源、下水道和能源供应系统，这降低了城市的密度经济，加剧了城市负担。同时，劳动力市场变得更不稳定，这又带来雇用成本与相关的交通成本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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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城市化带来的好处正在减少。联邦及各州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的补贴一直稳步下降。在许多州，税收长期停滞不前。实际的家庭收入与传统的工作收入也逐年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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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是净经济价值的下降，但没有人系统地考虑过这一点。城市建设者与住宅购买者携资金涌入郊区和高楼林立的开发区，但他们并未对运营、维护与生活的实际成本估量完全。地方政府在没有全面考察城市基础设施与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就批准上马新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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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沿海区域与地震带正在酝酿其他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其根源大多也是城市化的失控。在这些高危地区，政府、建筑商、保险商和开发融资机构都可以使用常规的建筑产品，而不是审慎选择原料、设计与基础设施，以降低风险。世界沿海城市每年都有数不清的建筑毁于自然灾害。平均每8名城市居民中就有1位居住在低洼的沿海地带，其中的75%（大约3亿人）都集中在亚洲。国际开发银行机构曾有报告指出，它们投入的超过一半的资金都被用于紧急救灾和灾后重建，在城市地区尤为明显。毋庸置疑的是，这类高风险区域需要因地制宜的城市化，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城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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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危机或风险反映出个别城市与地球城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要想迎接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化未来，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在城市革命此前的阶段里，城市投资策略与移民聚焦于在单个城市中建立自身的优势。地方联盟大力争夺特定区域的发展控制权。城市领导人为了能在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也在寻找最佳的建设方式。地方企业、移民社区、政治组织和犯罪团伙都在努力扩大市场，打造商业模式，同时在世界其他城市中寻找同盟。这就是说，城市发展方式正在从单个城市建设转向地球城建设。在此过程中，地方上的密度、规模与协同效应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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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模式已经在全球城市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开发商及其供应链则组成了城市建筑产业。建筑项目支撑着城市的要素流动，包括人员、资金、企业和产品。它还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扩张，例如高速公路和机场。办公园区和产业园则为那些市场不在本地的企业提供便利。这些企业的员工往往住在郊区，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路上，为此，高速宽广的城市大道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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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城市优势与经济基本原则还是那几点——尤其是城市体系的效率与生产力。决定城市发展的依旧是当地的城市化方式，通过改良建筑设计、城市形式、市场和社区规范，来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从而催生出培育新兴产业的新商业区、创造新文化的艺术区以及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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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论在哪个城市，急功近利的城市建筑与城市体系的经济发展诉求是相互冲突的，这带来紊乱。先不说日常的交通大拥堵与无效率，光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投资、规划、管理以及伦理上的矛盾，就暴露出一连串危机。在未来一些年里，大规模、可复制的城市模式必须与城市体系的经济特征协调起来。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些城市通过重建直接解决了这一挑战（参见第13章）。这是推动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先决条件，使之由不稳定、短暂和无管制的经济体系发展为有效、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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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某个单独城市里，全球化的印迹也愈发清晰，为了理解这一点，政府、建筑商和公民必须掌握本地现有或传统的城市化文明。对城市化的观察与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城市学，它对城市的社会、空间和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并阐释其运转方式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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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博里尔·布瑞托（Gabriel Britto）和普利马·戈帕兰（Prema Gopalan）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城市学家，他们想知道城市中正在酝酿的一些突发事件。一直以来，二人都在深入研究祖国的那座似乎难以理解的城市——孟买。他们穿着平民服装，来到城市的每一个缝隙和角落。他们致力于同政府首脑对话，同时广交孟买最富盛名的规划、建筑和社会工作领域的行家，从他们那里搜集信息。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他们与当地司机和街头小贩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后者带他们见识了地下商业区、犯罪团伙、走私犯、特殊劳动从业者以及发生过和将要发生的灾难。接着，他们深入农村腹地，对那些长期向城市输出劳动力的地区进行考察，或者研究某些特定部落或种姓的生计与生活方式。他们从不同角度接触了城市范围内的各个点，不断总结、不断修正，在复杂的城市面前他们始终谦虚。他们揭露出的城市是政府办公室或企业总部未曾知晓的——政府和企业善于通过卫星或计算机信息系统来研究城市，这实际上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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