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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化的成本正在迅速上升。城市样板住宅比以前更大、更耗能，因为其附加的功能与设备不断增加，如中央空调、真空吸尘器、游泳池与户外野餐厨房。新建的住宅坐落在距办公室更远的区域，从而使业主的出行成本上升。其结果是，家庭对汽车大小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不得不需要更多的道路、水资源、下水道和能源供应系统，这降低了城市的密度经济，加剧了城市负担。同时，劳动力市场变得更不稳定，这又带来雇用成本与相关的交通成本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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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城市化带来的好处正在减少。联邦及各州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的补贴一直稳步下降。在许多州，税收长期停滞不前。实际的家庭收入与传统的工作收入也逐年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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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是净经济价值的下降，但没有人系统地考虑过这一点。城市建设者与住宅购买者携资金涌入郊区和高楼林立的开发区，但他们并未对运营、维护与生活的实际成本估量完全。地方政府在没有全面考察城市基础设施与服务需求的情况下，就批准上马新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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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沿海区域与地震带正在酝酿其他一些重大的危机事件，其根源大多也是城市化的失控。在这些高危地区，政府、建筑商、保险商和开发融资机构都可以使用常规的建筑产品，而不是审慎选择原料、设计与基础设施，以降低风险。世界沿海城市每年都有数不清的建筑毁于自然灾害。平均每8名城市居民中就有1位居住在低洼的沿海地带，其中的75%（大约3亿人）都集中在亚洲。国际开发银行机构曾有报告指出，它们投入的超过一半的资金都被用于紧急救灾和灾后重建，在城市地区尤为明显。毋庸置疑的是，这类高风险区域需要因地制宜的城市化，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城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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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危机或风险反映出个别城市与地球城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要想迎接一个可持续的城市化未来，就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在城市革命此前的阶段里，城市投资策略与移民聚焦于在单个城市中建立自身的优势。地方联盟大力争夺特定区域的发展控制权。城市领导人为了能在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也在寻找最佳的建设方式。地方企业、移民社区、政治组织和犯罪团伙都在努力扩大市场，打造商业模式，同时在世界其他城市中寻找同盟。这就是说，城市发展方式正在从单个城市建设转向地球城建设。在此过程中，地方上的密度、规模与协同效应将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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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模式已经在全球城市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跨国开发商及其供应链则组成了城市建筑产业。建筑项目支撑着城市的要素流动，包括人员、资金、企业和产品。它还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扩张，例如高速公路和机场。办公园区和产业园则为那些市场不在本地的企业提供便利。这些企业的员工往往住在郊区，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路上，为此，高速宽广的城市大道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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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城市优势与经济基本原则还是那几点——尤其是城市体系的效率与生产力。决定城市发展的依旧是当地的城市化方式，通过改良建筑设计、城市形式、市场和社区规范，来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从而催生出培育新兴产业的新商业区、创造新文化的艺术区以及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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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论在哪个城市，急功近利的城市建筑与城市体系的经济发展诉求是相互冲突的，这带来紊乱。先不说日常的交通大拥堵与无效率，光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投资、规划、管理以及伦理上的矛盾，就暴露出一连串危机。在未来一些年里，大规模、可复制的城市模式必须与城市体系的经济特征协调起来。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些城市通过重建直接解决了这一挑战（参见第13章）。这是推动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的先决条件，使之由不稳定、短暂和无管制的经济体系发展为有效、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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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某个单独城市里，全球化的印迹也愈发清晰，为了理解这一点，政府、建筑商和公民必须掌握本地现有或传统的城市化文明。对城市化的观察与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城市学，它对城市的社会、空间和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并阐释其运转方式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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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博里尔·布瑞托（Gabriel Britto）和普利马·戈帕兰（Prema Gopalan）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城市学家，他们想知道城市中正在酝酿的一些突发事件。一直以来，二人都在深入研究祖国的那座似乎难以理解的城市——孟买。他们穿着平民服装，来到城市的每一个缝隙和角落。他们致力于同政府首脑对话，同时广交孟买最富盛名的规划、建筑和社会工作领域的行家，从他们那里搜集信息。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他们与当地司机和街头小贩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后者带他们见识了地下商业区、犯罪团伙、走私犯、特殊劳动从业者以及发生过和将要发生的灾难。接着，他们深入农村腹地，对那些长期向城市输出劳动力的地区进行考察，或者研究某些特定部落或种姓的生计与生活方式。他们从不同角度接触了城市范围内的各个点，不断总结、不断修正，在复杂的城市面前他们始终谦虚。他们揭露出的城市是政府办公室或企业总部未曾知晓的——政府和企业善于通过卫星或计算机信息系统来研究城市，这实际上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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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应对毒瘾的法子，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布瑞托和他的搭档莫里·查尔斯（Molly Charles）仔细研究了孟买的地下世界。通过联合国，他们得以接触世界各地的地下组织，为弄清跨国犯罪集团如何从自治街区渗透至全球经济提供了可能。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跨国犯罪集团每年攫取的收入高达数万亿美元，从而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形成了一股全新的无法预知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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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孟买的低收入街区占据着重要地位。那里的走私和洗钱发展为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产业。随之而崛起的包括控制严密的犯罪帝国，作为孟买经济的一部分，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不可低估。那些企业化的犯罪组织则更为强大，它们在世界黄金、珠宝、毒品和地下金融等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英国、沙特和巴基斯坦等国开始把目光转移到离岸的孟买犯罪组织在本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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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多数全球性产业一样，这些犯罪产业也有着独特的历史。孟买之所以能成为走私中心，需要某些基础设施作为铺垫。孟买港的港口、造船厂、海运设备以及所有的商业和劳动合同体系，促使它成为孟买的首个走私中心。当孟买港在十八世纪实现现代化之后，这座城市发展为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中心，阿拉伯国家、波斯、非洲和中国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而鸦片则是其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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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为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通过孟买港发起了鸦片贸易。该公司每年从孟买港运往中国的鸦片达数千吨。然而，不列颠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控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因此，100多名印度（非英籍）商人参与到当地的鸦片贸易中来。正如布瑞托和查尔斯所指出的那样，鸦片贸易使孟买成为“走私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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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印度获得独立，新政府试图控制火爆的孟买走私市场，以进一步打击专业犯罪团伙。每当政府对某个领域进行征税或进口控制，都会反过来造就一个相应的生机勃勃的黑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禁酒令创造出庞大的私酒市场。为了向该市场提供服务，达拉维的地下商人也向私酒产业进军，最终使达拉维成为私酒生产和走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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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走私还衍生出其他的附加产业。货币兑换管制为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创造了可能。政府对黄金、珠宝、电子产品及药物的进口管制和关税壁垒，也导致这些领域走私泛滥。房地产开发与房屋租赁的管制则使环境恶劣的棚屋遍地生根。由于缺乏信贷支持，印度的电影产业不得不通过地下途径筹集资金，非法经营之下的宝莱坞（Bollywood）随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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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政府采取了如此之多的手段控制城市经济秩序，却导致了黑市的发展壮大，综合性的犯罪集团也日益强大起来。举例来说，走私者一般会与洗钱者和房地产开发商联合起来。反过来，勒索和洗钱也需要其他货币，从而促进了作为印度并行货币的黄金走私的盛行。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运抵孟买的黄金有数十吨，价值达数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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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核心环节外，地下经济还需要诸如走私货物保险等商业服务、政治贿赂以及武装支持。地下经济及非法企业的崛起，改变了正规经济的运作规则和成本结构。孟买的私人安保机构在2001年获得了3.8亿美元的收入，雇用了20万人，相当于孟买警力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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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地下经济的崛起还带来了战略自治区的延续。这些自治区包括老城区北边的廉价工人住宅区、港口或成熟贫民窟周边等，它们俨然是一站式的创业园、办公园区、培训基地和招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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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黑手党集团——哈吉·马斯坦（Haji Mastan）、法拉德哈·拉杰（Varadha Rajan）和卡瑞姆·拉拉（Karim Lala）。它们的基地无一不位于冬瑞（Dongri）、达达（Dadar）和达拉维等地的廉价住宅区和贫民窟。这些区域均靠近造船厂，也就是他们完成洗钱交易的场所；紧邻纺织厂，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工人成为黑手党新成员的稳定来源；邻近达拉维和玛黑姆格里克（Mahim Greek）的沼泽地与红树林，那里是私酒生产和运输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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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德哈拉杰在达拉维成立了孟买的第一个大型帮派。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贩卖私酒、黄金等货物走私、勒索和赌博，法拉德哈拉杰成为达拉维这座年轻移民城市的经济核心，这不仅是地下经济，更是犯罪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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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孟买仍然存在这些犯罪行径，但是它们以一种新的更为隐蔽的方式活动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警方的打压和贫民窟清理运动下，第一代黑帮陷入动荡，随后新一代黑帮（bhais）粉墨登场，其代表诸如达伍德·艾伯瑞姆（Dawood Ibrahim）和他的D公司（D Company）。然而，与洛杉矶的MS-13如出一辙的是，警方扫荡与区域管制反而刺激了这些帮派的进一步扩张。新一代黑帮仍然在廉价住宅区和贫民窟建立自己的企业，但帮派间的不和与政府镇压推动艾伯瑞姆走向海外，从而渗透到西亚和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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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3年，由于宗教骚乱与警方扫荡，艾伯瑞姆在孟买的地盘土崩瓦解，又有新一代的帮派浮出水面，它们是阿让噶瓦利（Arun Gawli）、黑特拉萨克（Hitendra Thakur）和帕普柯兰尼（Pappu Kilani）。它们不仅掌握了低收入地区的商业和房地产开发，还通过操纵选举确保在州议会中的席位，这进一步模糊了合法统治与非法统治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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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功的非法企业还侵占了原属于合法跨国公司的商业机会，因为它们更熟悉当地社会经济情况。除此之外，即便在推进海外扩张的同时，这些帮派仍致力于掌控本地的城市化运动。它们控制的不只是商业，而是整个地区的全部事务。它们在经济上同警方、政客和居民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官方的统治秩序。正如印度中央调查局（India’s 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联合主管尼拉杰·库玛（Neeraj Kumar）所言，“犯罪集团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其拥有与政府相当的服务能力……它们提供公共服务，分配资源和领地，并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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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买或许可以被视为一个特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哥伦比亚的烟草卡特尔卡利梅德林（The Cali and Medellin）将其业务拓展到许多国家。其他如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Chechnya）、越南、泰国、叙利亚、尼日利亚、巴西、秘鲁、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均存在具有独特历史的本地犯罪集团。它们不仅是地方犯罪组织，还是一个跨国集团，试图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它们的扩张侵蚀了人类城市（及城市体系）进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城市化不能带来真正的发展，不能让更多人进入透明市场、不能减少贫困、不能增强环境的可持续性，那么，犯罪组织将如顽疾般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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