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65923
1704065924
尽管印度政府采取了如此之多的手段控制城市经济秩序，却导致了黑市的发展壮大，综合性的犯罪集团也日益强大起来。举例来说，走私者一般会与洗钱者和房地产开发商联合起来。反过来，勒索和洗钱也需要其他货币，从而促进了作为印度并行货币的黄金走私的盛行。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运抵孟买的黄金有数十吨，价值达数十亿美元。
1704065925
1704065926
除了上述核心环节外，地下经济还需要诸如走私货物保险等商业服务、政治贿赂以及武装支持。地下经济及非法企业的崛起，改变了正规经济的运作规则和成本结构。孟买的私人安保机构在2001年获得了3.8亿美元的收入，雇用了20万人，相当于孟买警力的5倍。
1704065927
1704065928
孟买地下经济的崛起还带来了战略自治区的延续。这些自治区包括老城区北边的廉价工人住宅区、港口或成熟贫民窟周边等，它们俨然是一站式的创业园、办公园区、培训基地和招聘中心。
1704065929
1704065930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黑手党集团——哈吉·马斯坦（Haji Mastan）、法拉德哈·拉杰（Varadha Rajan）和卡瑞姆·拉拉（Karim Lala）。它们的基地无一不位于冬瑞（Dongri）、达达（Dadar）和达拉维等地的廉价住宅区和贫民窟。这些区域均靠近造船厂，也就是他们完成洗钱交易的场所；紧邻纺织厂，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工人成为黑手党新成员的稳定来源；邻近达拉维和玛黑姆格里克（Mahim Greek）的沼泽地与红树林，那里是私酒生产和运输的主要场所。
1704065931
1704065932
法拉德哈拉杰在达拉维成立了孟买的第一个大型帮派。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贩卖私酒、黄金等货物走私、勒索和赌博，法拉德哈拉杰成为达拉维这座年轻移民城市的经济核心，这不仅是地下经济，更是犯罪经济。
1704065933
1704065934
如今，孟买仍然存在这些犯罪行径，但是它们以一种新的更为隐蔽的方式活动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警方的打压和贫民窟清理运动下，第一代黑帮陷入动荡，随后新一代黑帮（bhais）粉墨登场，其代表诸如达伍德·艾伯瑞姆（Dawood Ibrahim）和他的D公司（D Company）。然而，与洛杉矶的MS-13如出一辙的是，警方扫荡与区域管制反而刺激了这些帮派的进一步扩张。新一代黑帮仍然在廉价住宅区和贫民窟建立自己的企业，但帮派间的不和与政府镇压推动艾伯瑞姆走向海外，从而渗透到西亚和南亚地区。
1704065935
1704065936
1992-1993年，由于宗教骚乱与警方扫荡，艾伯瑞姆在孟买的地盘土崩瓦解，又有新一代的帮派浮出水面，它们是阿让噶瓦利（Arun Gawli）、黑特拉萨克（Hitendra Thakur）和帕普柯兰尼（Pappu Kilani）。它们不仅掌握了低收入地区的商业和房地产开发，还通过操纵选举确保在州议会中的席位，这进一步模糊了合法统治与非法统治之间的界限。
1704065937
1704065938
这些成功的非法企业还侵占了原属于合法跨国公司的商业机会，因为它们更熟悉当地社会经济情况。除此之外，即便在推进海外扩张的同时，这些帮派仍致力于掌控本地的城市化运动。它们控制的不只是商业，而是整个地区的全部事务。它们在经济上同警方、政客和居民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官方的统治秩序。正如印度中央调查局（India’s 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联合主管尼拉杰·库玛（Neeraj Kumar）所言，“犯罪集团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其拥有与政府相当的服务能力……它们提供公共服务，分配资源和领地，并解决争端。”
1704065939
1704065940
孟买或许可以被视为一个特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哥伦比亚的烟草卡特尔卡利梅德林（The Cali and Medellin）将其业务拓展到许多国家。其他如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Chechnya）、越南、泰国、叙利亚、尼日利亚、巴西、秘鲁、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均存在具有独特历史的本地犯罪集团。它们不仅是地方犯罪组织，还是一个跨国集团，试图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它们的扩张侵蚀了人类城市（及城市体系）进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城市化不能带来真正的发展，不能让更多人进入透明市场、不能减少贫困、不能增强环境的可持续性，那么，犯罪组织将如顽疾般始终存在。
1704065941
1704065942
自从2002-2003年的那次亚洲城市领导人会议后，我偶尔会通过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NASA）的卫星图片来追踪亚洲城市的发展情况。这是一种粗糙的推测其复杂性与脆弱性的办法。然而，无论是政府、国际机构，还是企业高管或咨询公司，他们对新兴国家城市的考察也不过如此。
1704065943
1704065944
当我查看吉隆坡的卫星图片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看看那边的贫民窟和甘榜村。在2002年的那次会议期间，吉隆坡的首席工程师宣称，到2005年，将对大约5万（官方数据）贫民窟居民中的4.5万人进行再安置。在官方口径中，为了给大型开发项目让路，吉隆坡的贫民窟居民人数一直稳步下降：1980年为24.3万人（占总人口的26%），1990年减少为15万人（占比13%），2000年进一步降至5万人（占比4%）。然而，在2004年，马来西亚新首相表示，由于最新的建设项目和制造业的繁荣，需要源源不断的移民涌入，在吉隆坡消灭贫民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任务”。2008年，马来西亚约有多达260万名合法及非法的国外劳工，其数量是全部劳动力的25%。有报告指出，尽管官方出台了正式的城市规划，但非法占地居住的贫民数量仍然持续增加，他们通过向当地警方交钱获取保护。但我通过卫星图片并不能发现这些贫民居住的场所，也看不到贫民窟的扩大。成百上千万的人口仿佛从图片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我们尚未测量和理解的黑洞，总有一天它会以令人惊奇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1704065945
1704065946
与之相反，在卫星图片上，大片新出现的城市开发区则清晰可见。它们屹立在大地上，面积宽广，闪耀着黄白色的光芒，即便在高空也能看见。这种观察方式好比读一家当地房地产开发商的宣传文案：
1704065947
1704065948
一间安防完备的别墅静静依偎在巴基特·科木宁高尔夫天然度假村（Bukit Kemuning Golf＆Country Resort）。受澳大利亚当代郊区生活方式启发，这些别墅将以漂亮的设计、优良的内部布局和完美的视野，给您带来深刻印象。项目将于2007年年初上市。
1704065949
1704065950
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一座约36公顷的迷你郊区“城市”将会出现。它将拥有“3000名居民、1600间客房、35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36万平方米的零售店面积、4.6万平方米的会议场所、一家3.3万平方米的医疗中心和一家1.4万平方米的文化中心”——这一系列的样板建筑希望自成城市体系。“实际上，”马来西亚商业日报《星报》（Star）写道，“预计其规模将是伦敦柯芬园（Covent Garden）的2倍，并且3倍于东京的洛庞吉山庄（Roponggi Hills），4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re）。”英国《建筑师》杂志（Architects’ Journal）如是描述背后的细节：“将要入驻的建筑设计公司包括康伦（Conran and Partners），韩国的Ga.A（Ga.A Architects）和希思维克工作室（Heatherwick Studio）、美国的捷得（Jerde Partnership），日本的隈研吾公司[2]（Kengo Kuma and Associates）和WDA公司……这是一项合资项目，投资双方为日本前川公司（Mycom Bhd）和美林亚洲公司（Merill Lynch Asia）。”
1704065951
1704065952
数以千计的跨国集团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城市。它们竭力扩大自己的年度产品销售额，且力促地方房地产市场和规划调整采用他们的建设模式。据《世界贸易总览》（World Trade Atlas）估算，仅在2004年，马来西亚城建高潮使其进口了价值3.47亿美元的建筑设备，其中的80%都来自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国。因此，我们的城市发展似乎远远不只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1704065953
1704065954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国际集团及其产业的成败，以及它们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更多取决于地方上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底层需求、政治关系和政策（一般的监管政策倾向于使用本国资本）。目前，无论是从地方还是全球层面来看，城市建设仍然是一个雷同的过程。自上而下的城市模式和规划区的建设者追求的是产量、销售额以及迅速扩张；而自下而上的城市体系建设者则希望通过影响城市发展轨迹，使之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这两种解决方案都不完美。我们试图将这两种竞争性的诉求结合起来，为理解我们建设的世界找到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1704065955
1704065956
最终，决定城市发展更多的是其独特的历史和难以理解的复杂性，而非某些普遍的趋势。城市应当强化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将复杂性浓缩起来。因此并没有固定的城市类型。然而，为了搞清这个最终阶段的主要挑战，我发现考察三种特别的城市状况是有用的。
1704065957
1704065958
第一种是“危机之城”（City of Crisis）。其典型例子是底特律和孟买，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采用不同方式或继承不同传统建设城市，以争夺并巩固自身的利益（参见第8章）。每个群体越是用尽全力与他人争权夺利，竞争就越是残酷。其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整座城市可能陷入永久性的危机当中。危机之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创造一种共同的城市化模式，使之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和愿望。
1704065959
1704065960
第二种情况是“机遇之城”（Great Opportunities City）。如吉隆坡、约翰内斯堡和多伦多，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化，它们的发展显得不太连贯，因此在资金充裕和政府支持的情形下，也常常无法实现愿景（参见第9章）。特定建筑和小规模的总体规划项目占据了城市发展的主体，也就很难应对城市所面临的挑战或满足其发展愿望。机遇之城面临的挑战是建立稳定的利益团体联盟，使本地城市化的目标走向一致，并促使政府对功利且混乱的城市建筑做出规范。
1704065961
1704065962
第三种情况是“战略之城”（Strategic City）。在这些城市中，统一的联盟已经建立，连续性的建设在整个城市有序铺开。这些城市的典型是巴塞罗那、芝加哥和库里蒂巴（Curitiba）[3]。由于在政治、制度和实践等各个层面均实现了高度统一，在过去数十年中，它们成功使得城市发展与最广大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战略之城的挑战（参见第三部分）在于，在灾难或无法预期的全球性潮流面前，它们能否保持活力，使政治联盟、战略制度与城市化实践均成功转型。
1704065963
1704065964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位于圣安那之南的太平洋沿岸，是热门海滨和快艇胜地。——译者注
1704065965
1704065966
[2] 该公司创始人隈研吾是世界知名的日本建筑设计师，国内许多建筑均为他的作品，包括三里屯SOHO。——译者注
1704065967
1704065968
[3] 库里蒂巴：巴西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圣保罗西南部。该城建于1654年，但直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才开始快速发展，当时德国、意大利和斯拉夫的移民们开始开发周围地区。人口约100万。——译者注
1704065969
1704065970
1704065971
1704065972
[
上一页 ]
[ :1.7040659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