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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另一个症状是，质量欠佳的高层建筑使居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损失。孟买平均每年有将近200栋多层建筑直接倒塌，其中大多发生在雨季。然而，新的郊区城市和移民仍在纷纷建造自己的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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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强制实施了一些新的法规，在执行中仍然存在模糊空间。2007年7月，孟买郊区的一座高层建筑倒塌，导致29人遇难。该建筑位于北郊的博瑞维里（Borivili），那里的样板公寓楼紧邻日益扩张的贫民窟的移民社区，它们堵塞了曼诺里（Manori）河口。孟买市长——该市执行总裁（CEO）对此给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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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的市政法律来对非法建筑进行检查，”市政专员雅拉杰·法塔克（Jairaj Phatak）表示。“我们无能为力，除非收到正式的控诉文件。倒塌建筑不在官方的毁坏清单中，也没有人能就非法整修做出解释。”10年前，班德拉郊区的一栋七层建筑倒塌导致35人死亡，此后曾有个特殊的政府委员会建议对郊区城建项目采取更为严格的质量控制手段，但并未得到实施。对问题建筑发放许可，或者向未经许可的项目出售“视而不见”的内部协议，这些利润空间巨大的非法行径，使合法监管的效率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普通市民放弃了向官方递交申诉书的努力，因为只会石沉大海。贿赂、恩惠和犯罪更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政府沦为了一个善后委员会，总是在危机爆发后出来收拾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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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拥有一个强大的的政策和财政传统，旨在为穷困的大多数人带来更多机遇。孟买生产和出口了世界级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人才。在危机之城，政策和人才的作用都十分有限。以邦政府最近出台的一项法令为例，其要求新的郊区建设项目必须将10%的住房留给低收入者。作为补偿，政府将允许开发商增加建筑高度并享受税收优惠。然而，研究不动产的法学家对政策提出了质疑：“富人们可轻易使用其他人的名字登记购买低收入者公寓，同时不被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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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似乎并未影响开发的性质。孟买市早就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增加休闲中心和操场的数量。孟买的人均公共空间仅为纽约的1/15。《孟买市政府发展规划》（Mumbai Municipal Development Plan）已经预留了2300片地块用做休闲场所和公园。该计划出台后，大多数地块都被从清单中拿掉，甚至被直接强占了。仅有不到500片地块被开发为真正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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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诸如水这类关键资源的供给都处在危机边缘。2005年夏天，孟买仰仗仅有的13天的水资源储备捱过了旱季。后来，该市出台了总额达500亿美元的工作规划，拟修缮道路，升级和维修下水道和自来水系统，同时建造更多的公共厕所。这需要让更多人口分布在这些基础设施附近，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率。然而，该计划看起来希望渺茫，市政府根本控制不了人口的增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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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之城中，大型竞争联盟之间的明争暗斗、他们不同的竞争战略及其外部性，贯穿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讲，城市本身成为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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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十年中，随着两种城市战略的竞争，城市发展已失去控制，但很少有人想象得出其失控程度。但今天，我们正在见证城市危机的晚期阶段。埃里克·杜威克（Eric Dueweke），一位坚持身体力行的城市学家，他是密歇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s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的社区合作主管。20世纪60年代，他第一次带我真正接触到了底特律闹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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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穿越一条又一条空荡荡的大街，看着两旁破败的房屋和废弃的工厂。我记得，为了方便我拍照，当他觉得安全时会打开车窗，就这样一时开窗一时关窗。埃里克的祖父母都是底特律移民。他终生都居住在底特律的这片中心区域。作为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一家都留了下来。多年来他一直与这里的众多社区发展机构共事。这是一片被抛弃的城区，他对这里的安全状况十分了解，也知道切不可掉以轻心。在那次与埃里克的旅行当中，我对开窗关窗印象不深，但满目所见的衰败景象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几天后，当我听到车窗的声响，这些场景犹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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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半个世纪前，底特律就是美国经济的发电机，那里孕育了美国的金属加工、汽车制造和武器产业。它在技术、工业流程、供应链管理、物流和音乐等领域的成就改变了世界。今天，底特律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其工业生产力，或贫民区破败的住宅、店面和道路，而是一种在地球城市中极为罕见的现象：大规模的逆城市化，人们迁回开阔的草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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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十年中，达拉维由一个被边缘化的沼泽地贫民窟成长为拥有百万人口的移民城市，而底特律的人口却足足减少了100万。这座城市遗留下的三大城市体系（中心商务区、轻工业-居住城区以及由商业街和零售店组成的商业走廊）和一种主要的城市模式（战后的住宅区模式）均渐渐走向崩溃。到2007年，底特律高达3.6万公顷的地方成为空地，那里荒草丛生。当年分出去的38.6万个地块，如今空置了近10万个，那些地方野狗横行，活动着的狐狸、浣熊、负鼠、野鸡、隼和老鹰的数量迅速增长。政府曾经试图以500美元的超低单价出售，但仍无人问津，因为保养费用已经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收益。除此之外，底特律已经失去了作为城市优势核心组成部分的密度效应。当地政府面对5万片空置土地一筹莫展，还不得不支付不断高企的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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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的确可以作为危机之城行将就木阶段的写照。白人主导的郊区城市（白人主导的），轻易获得了所需要的投资和补贴而得到迅速扩张，曾作为闹市区标志的城市体系和城市模式渐渐衰落。尽管底特律的一些政界和商界领导人仍致力于改变这种困境，这座大都会依然滑向了骇人的分裂当中。2005年，82%的闹市区人口（90万人）都是黑人，这一比例要超过美国任一个2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而郊区城市的350万居民当中，白人占比超过95%，他们拥有居住区、单排商业区、购物广场、工业区和旧镇中心。在紧邻底特律的利沃尼亚（Livonia），白人居民集中度最高（98%），位居全美所有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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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领域的分化同样显著。底特律闹市区的城市体系现已被废弃；一个半世纪以前那里曾是美国工业中心，但如今仅保留了不到1/5的市区工作岗位。据一项研究估计，目前78%的市区工作岗位分布在距老中心商务区10公里以外的地区。截至2005年，1/3的闹市区人口处于贫困中；1/4的闹市区社区连一家银行网点都没有。在2000年，底特律的房屋保有量仅为1960年的2/3。居民们受到的间接伤害也达到空前的地步。与附近最大的郊区城市相比，闹市区在几乎全部健康问题上的发病率都更高，包括心脏病、中毒、精神病、肺炎、癌症以及传染性和寄生性疾病等。闹市区的婴儿死亡率较全美平均水平高出50%；谋杀率是密西根州平均水平的3倍。不久前，我在出席一次美国和亚洲的市长峰会时见到了底特律市长，他是唯一带有随身保镖的与会代表。而在底特律，共有多达27名警察充当这名市长的保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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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中的这种分裂性增长阻碍了区域规划或投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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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底特律的公交服务为例。该市内部缺乏共同利益，包括郊区和闹市区的人员与商业流动。通常在工作日，郊区城市超过1100千米的车行道都处于堵塞状态，这要高出密西根和全美的平均水平。郊区城市似乎超越了闹市区，但将近200个郊区城市和小镇未能在危机中幸免。它们缺乏一个功能齐全的中心商务区，因而无法引导区域经济发展。底特律两座并行城市之间的调和，是一个持续和扎实的过程。然而，我们缺乏一个新的城市建设方式，以调和闹市区和郊区城市在需求和战略上的冲突，实现大都市的功能再造，以及密度与协调等经济基础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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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来自执政的国民大会党的达拉维领导人同意与我们见面，讨论达拉维无贫民窟计划。我们会见穆克什·米塔已经是20个月前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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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莎·盖克瓦德（Varsha Gaikwad）是刚到州议会任职的官员。她在2004年被选为议员。她的政治背景有着浓厚的达拉维背景。她的父亲艾克瓦兹·盖克瓦德（Ekwath Gaikward）是印度国会议员。数十年来，他们所在的国大党始终在达拉维占据统治地位，如今该党还控制了出台发展规划的邦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大党是多次贫民窟清理和再造运动的参与者，这些运动中的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或是因特别委员会介入调查贿赂问题而狼狈收场。自90年代起，政府越来越积极地推动私人部门开展贫民窟改造运动。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地地产界对贫民窟土地的开发和规划的渗透日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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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盖克瓦德对这项计划很有热情，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数据和图表。作为一个长期走访达拉维的人，我对她的倨傲姿态感到惊异。“他们是忠诚的关心公共问题的人，”她说，“他们贫穷但是善良。”她仿佛觉得二者之间原本是矛盾的。她并没有侮辱的意思，却体现出长期以来达拉维作为犯罪天堂的耻辱形象。这还成为政府出台郊区城市建设项目的借口，他们称这是为了帮助贫民窟居民。盖克瓦德告诉我们，为了实施米塔的计划，国大党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2000年（而不是1995年）以前迁入的居民，将“获得保护”，还将拥有一套21平方米的公寓。这些新建筑将由政府提供为期15年的免费维护，如果居民们购买更多空间只需支付建筑成本价，而非市价。显然，这项计划背后的操纵者还在与移民城市的实际掌权者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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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盖克瓦德，住宅或沿街工厂如何在高层建筑中继续他们的商业活动，对此她未予作答。谈到皮革产业，她表示，“也许我们得考虑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业区。企业将获得同等程度的产权，但它们应当改变经营方式。”她重申该计划的补偿方案已经出炉，但仍有一些细节尚待确定。达拉维还从来没有过一场人口普查，对当地企业及其复杂供应链的分析也不够清晰，商业活动的成本状况更是无从考量。如今，随着手持全球资金的国际开发商的进入，计划还需要长时间的讨论。我希望她不要着急，应当发动达拉维居民，让他们与孟买的创意机构和规划机关一道确定每栋建筑和每条街的设计。但她置若罔闻。如今，参与协商的各方已经确立，细节正在商榷中，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在其他许多城市，这是一场缺乏透明的决策过程和规则的游戏。最卓越的人才与最好的解决方案从未被纳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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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不明朗的是，达拉维的那些难以对付的种族和种姓群体，包括老居民和新移民，企业家和季节性劳工，是否会团结起来争取扩大谈判基础，以换来一个更好的方案。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被分开来参加一个个单独谈判，在拿到一点恩惠后各走各路。达拉维人将在新（但是标准）的高层公寓和新贫民窟中走向分裂。对意欲将孟买打造为下一个上海的规划师和开发商而言，最大的阻碍似乎是危机的迅速蔓延。即便是暂时的，但已经深入我们所未见的区域。与此同时，他们试图将机场、宝莱坞和证券交易所之间的中心地带推向“世界级”水准。当咨询机构规划孟买的发展远景时，洪水、结核病、房屋倒塌、失业、人行道上肮脏的棚屋以及自由市场上的地下企业，将是它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毕竟，这个“世界级”似乎并不能缓解危机，甚至无法提升这座城市的整体经济效率。我们考量一座城市的标准，将越来越少地关注中心商务区、特殊阶层社区、旅游设施和国际惯例。在全球化年代，衡量一座城市的成功，取决于其能否不断促进最广大利益群体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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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的是，穆克什·米塔那雄心勃勃的计划没能体现这一点。到2015年，大孟买（Greater Mumbai）地区的人口有望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200万。如果有一种模式能够妥善解决房屋与就业需求，确保特定产业集群及其供应链与销售点的效率，推动移民城市工业变得更干净、更富附加值，这将是一个城市建设的解决方案，并且是印度乃至全球各地城市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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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这种僵局，空间规划上必须要有更多创新。城市规划是促使各个战略联盟在经济上兼容的手段。在尘埃落定之前，总体规划师、城市体系创造者、地方城市学家、建筑师和城市模式开发商必须一道参与规划。或许米塔预想的也是如此，但没有途径可以达成。有利可图的计划太有诱惑力了。然而，在未来这些年中，真正能衡量孟买“世界级”特性以及应对慢性危机能力的，不是对其他城市的成功模仿，而是能否聚合起决心和信心，创造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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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必然会遭到过度放牧的结果。由美国学者哈定（Hardin）1968年提出，指代个人在复杂社会系统中的互动所导致的悲剧结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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