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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析数据确认了这个核心假设：城市实际上是引发全球生态变化的新的基础性因素。城市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能源使用方式，这些方式决定着城市能源的代谢。此外，不管采用何种城市化方针或城市建设方式，它们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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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城市的能源代谢状况体现了该地区的综合性城市布局。分散的地方能源生产工具减少了长途运输带来的能源损失，同时支持了引进小规模的废热发电与可再生能源技术。赫尔辛基的城市密度与规模就设计得十分巧妙，传统的三四层建筑作为主体在闹市区广泛存在，同时地下管道系统将当地发电站的废水送往90%的建筑当中。尽管发电需要消耗大量高碳的煤，但这种供暖系统成为可持续的减排路径。每一种城市形式都有着不同的公交与骑行体系。1990年，赫尔辛基和汉诺威的将近55%的交通出行均由公交、自行车和步行完成。在哥本哈根，这一比例达到了65%。与之相比，低密度的迈阿密仅有3%的人通过公交和自行车出行。即便经历了最近十年来的郊区开发与多元化交通建设，公交在赫尔辛基全部出行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39%。受益于城市化的启迪，芬兰将城市形式管理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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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度较低的美国城市，能源生产一般远离市中心，并且更为集中。正因为如此，这一计划的北美参与方将因为减排遭受更大的损失。同时，使外来企业加入碳减排将需要很长时间。除此之外，郊区城市低密度的规划，将使得大规模公交与分散能源供给（诸如太阳能或废热发电）变得不再经济。交通运输往往是这些城市最大的碳排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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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GDP不高，但安卡拉一直从马哈拉城市体系中获益。事实上，每一个人口稠密的马哈拉都拥有自己的小型能源系统，人们自行到集市去购买燃料（主要是煤）。与那些建立了集中且固定的能源系统的城市相比，安卡拉得以迅速调整能量来源。在加入《城市碳减排计划》后的一年内，安卡拉即建立了民用太阳能与废热发电系统，同时将马哈拉的供暖源改为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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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规划、形式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在分析了自身的能量来源、燃料类别和运输体系后，赫尔辛基发现，它的全部能源代谢只有68%是有效的。换句话说，32%的能源在引入这座城市的过程中成为了废热或白白消耗了。赫尔辛基密集且多功能的城市形式与公交系统还意味着，该市大部分能源都用在了供暖和建筑照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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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交通运输是东京最大的能源消费来源。尽管东京的公交流量很高，但大东京地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低密度扩张造成了极大的能源浪费。另一个主要的能源损失源自电力的长途运输。总体而言，东京仅实现了50%的能源效率。但这一水平还是高于北美城市，后者浪费了将近70%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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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一个地区相同的城市建设方式可能导致相似的能源代谢，我们却发现，与墨尔本的两个郊区一样，每个城市的代谢状况都是独特的。参与我们计划的城市选定了不同的减排路径，因为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蓝本。通过改进社区供暖与公交体系，赫尔辛基将其能源使用效率从1988年的68%提升至1995年的73%。尽管汽车与飞机出行越来越普及，德国汉诺威还是在15年间（1990-2005年）减少了7.5%的碳排放。在此期间，赫尔辛基减少了62%的石油发电，并且通过建设91个分散的联合供暖与发电厂，使能源使用效率稳步提升。在民用和工业领域，供暖、散热与照明等能源消费分别下降了5%与12%。与此同时，该市的经济增长与外部开发从未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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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并不具备赫尔辛基或汉诺威的高密度优势，但1988-2000年，其人均碳排量还是保持了稳定，此间全美人均能源消费上升了8%。通过推行独有的城市化模式，波特兰抵消了城市扩张与人口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的增长。这12年间，该市新上马的开发项目的土地占有面积仅为全美平均水平的一半。通过城市规化管理的形式和详细设计，以及与开发商在规划上的密切协作，波特兰开创了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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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土耳其的安卡拉一样，当多伦多开始实施这项减排计划时，最早行动的是人口密集的中心商务区。市政厅很快与闹市区的企业和物业所有者达成合作，一道改造建筑，以实现长期的成本节约。同时，周边自治市充分利用闹市区的能源设施密度与规模，扩展了供暖系统，还与闹市区物业所有者合建了新的散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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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城市所做的，并不只是应用新技术或引进新的效率标准。为了改变最基本的能源代谢，他们不得不进一步升级各自的能源架构，综合技术、设计、形式、规划、商业模式、基础设施、合作关系以及能源体系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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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代谢的变化从一个角度讲也是机遇，这在任何生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来自不同集水区域的供水系统，有着不同动机的消费者，区域水文的重构，不同的效率以及不同的废水处理渠道。每一座城市都在对来自农业、园艺和人畜废料的营养，进行收集、集中和再分配。它们在区域内流动，但影响往往会扩大到其他地区。每个城市都在迎接和送走新的物种，制造不同的原料与污染。尽管卫星图片与高空模型揭示了令人沮丧的全球性趋势，但是，未来数十年间，城市的多样性与可塑性——它们最根本的适应能力，仍可用来重构城市生态足迹与城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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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推行它们自己的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城市能否成为真正的生态体系呢？地球城市能否从大自然的贪婪掠夺者，发展为基本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城市体系？或者说，接下来人类城市能否脱离对大自然的寄生？生物学家与城市规划师比尔·里斯（Bill Rees）坦诚地谈起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城市绝不可能是生态体系。在他看来，对于所有城市化的改良措施，一个更为准确的类比是肮脏的牲畜饲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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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饲养场，城市有着与它们相似的系统性特征，”里斯表示，“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居住者总量庞大并且密度高，无法自给自足。它们都通过主要发生在外部的生物过程来延续生命。”他指出，在真实的生态体系中，吸收太阳能和矿质土的植物，同时也是当地物种的食物。所有这些物种自我组织成食物网络，它们排放的废料都能在系统内部被其他物种消化。由于拥有直接获取太阳能的能力，自然生态体系得以自制和自立。它在空间上也具有包容性。从功能角度讲，“在自然生态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空间和结构上的分割是极其微小的（正如树尖上的压条），”里斯说，“生态体系的运行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之处在于：诸如城市这类的生态体系，有着独特的基于场所的密度、规模和协同经济，但是它们的扩张在本质上无法与城市同步。随着生态体系的成长和成熟，它整个的生产、消费与营养循环将得到拓展，而不仅仅采用一种远途获取资源的方式。它可以完全复制支撑其成长的错综复杂的规划与关系。实际上，随着生态体系的成熟，系统内的循环与交换将变得越来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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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我们的城市扩张往往发生在遥远的自然区域，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甚至被抛到更偏的腹地。全球城市体系并不包括城市景观。即便是全世界最高效的城市，向其提供先进的太阳能与垃圾处理技术，以及大规模的财政预算，它们也无法发展为自我维持的资源体系。城市规划有一个系统性的缺陷。里斯指出，城市土地“仅囊括了极少一部分（可能不到1%）的城市居民所需的生产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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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决定未来的关键词。不管是安卡拉的马哈拉社区还是多伦多的中心商务区，它们均致力于通过城市体系将自身的生产力、弹性与新陈代谢最大化——那些在空间上综合且完整的独特体系。成熟的城市体系将创造一个社会性的生态体系，所有者与用户将能够适应新挑战，挽狂澜于既倒，为消费、生产和生活创造新的文化范式。由于它们更为独立，更富效率，因此更容易被改进和再造，并且这一切可由居民们自行完成。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地球城市通过相互交流提高了城市化实践水平。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全球城市体系能否完成生态转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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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舍伍德·罗兰与里斯有着相同的质疑：个别城市无法像大自然那样发展出稳定、封闭的代谢体系。但他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现代城市体系正在经历一些传承方式，”他与同事写道，“这将是地球系统层面上的事情”——即全球城市体系。个别城市地区不能通过内部及周边满足所有的资源需求，但将地球城市置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下，则将有无穷的原料与营养储备。城市间可以相互供给，这无疑将进一步压缩总需求。换句话说，许多未完成的特定建筑与城市模式可以发展为城市体系，而世界上的各个城市将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全球城市体系。为了确保能够走向最终的全球城市体系，我们首先需要奉行稳定、公正且环保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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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ystopia，又称“反面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假想的政治、经济都一塌糊涂的地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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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第三部分 地球将是一座“地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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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战略之城：从全球负担到全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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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拙劣的城市规划以及乏力且失当的治理，许多世界性问题日益加剧，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如何将城市转变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中心。这就引出了城市战略这一主题。城市战略不只是政治领导人、规划师和开发商的事情，还关乎企业、公民团体与政府机关，他们都是城市的缔造者与使用者。城市战略还指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如何将地球城市发展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生态上更稳定的体系，这个体系如何才能让这个世界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和富有弹性。它告诉我们如何跨越危机之城、机遇之城以及其他困境，即便是当前全球最卓越的城市也需要上这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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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战略是一个新事物。城市战略的需要凌驾于城市建设的策略与技术之上，体现了人类在创造更为普遍且稳定的优势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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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探讨城市建设的基本方式——特定建筑、总体规划与城市模式，以及可以发展为不同城市体系的地方城市建设实践。城市因建筑而出名。城市化就是一种在城市中发展、利用和生活的方式，它能促使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生态的发展，还能带来诉求与价值观的统一。有效的城市战略的结果是：为了共同的长期利益，以往分裂且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同心协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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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之城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某个大型联盟摧毁对手的建设成果时，城市的冲突将变得根深蒂固，难以化解。一个联盟的进步需要以另一个联盟的倒退为代价，因为它们都想独占城市优势以推进自身的利益。除非双方能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建设方式推动共同利益，否则这场冲突将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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