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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推行它们自己的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城市能否成为真正的生态体系呢？地球城市能否从大自然的贪婪掠夺者，发展为基本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城市体系？或者说，接下来人类城市能否脱离对大自然的寄生？生物学家与城市规划师比尔·里斯（Bill Rees）坦诚地谈起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城市绝不可能是生态体系。在他看来，对于所有城市化的改良措施，一个更为准确的类比是肮脏的牲畜饲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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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穴、饲养场，城市有着与它们相似的系统性特征，”里斯表示，“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居住者总量庞大并且密度高，无法自给自足。它们都通过主要发生在外部的生物过程来延续生命。”他指出，在真实的生态体系中，吸收太阳能和矿质土的植物，同时也是当地物种的食物。所有这些物种自我组织成食物网络，它们排放的废料都能在系统内部被其他物种消化。由于拥有直接获取太阳能的能力，自然生态体系得以自制和自立。它在空间上也具有包容性。从功能角度讲，“在自然生态体系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空间和结构上的分割是极其微小的（正如树尖上的压条），”里斯说，“生态体系的运行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之处在于：诸如城市这类的生态体系，有着独特的基于场所的密度、规模和协同经济，但是它们的扩张在本质上无法与城市同步。随着生态体系的成长和成熟，它整个的生产、消费与营养循环将得到拓展，而不仅仅采用一种远途获取资源的方式。它可以完全复制支撑其成长的错综复杂的规划与关系。实际上，随着生态体系的成熟，系统内的循环与交换将变得越来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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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我们的城市扩张往往发生在遥远的自然区域，扩张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甚至被抛到更偏的腹地。全球城市体系并不包括城市景观。即便是全世界最高效的城市，向其提供先进的太阳能与垃圾处理技术，以及大规模的财政预算，它们也无法发展为自我维持的资源体系。城市规划有一个系统性的缺陷。里斯指出，城市土地“仅囊括了极少一部分（可能不到1%）的城市居民所需的生产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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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决定未来的关键词。不管是安卡拉的马哈拉社区还是多伦多的中心商务区，它们均致力于通过城市体系将自身的生产力、弹性与新陈代谢最大化——那些在空间上综合且完整的独特体系。成熟的城市体系将创造一个社会性的生态体系，所有者与用户将能够适应新挑战，挽狂澜于既倒，为消费、生产和生活创造新的文化范式。由于它们更为独立，更富效率，因此更容易被改进和再造，并且这一切可由居民们自行完成。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地球城市通过相互交流提高了城市化实践水平。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全球城市体系能否完成生态转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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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舍伍德·罗兰与里斯有着相同的质疑：个别城市无法像大自然那样发展出稳定、封闭的代谢体系。但他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如果现代城市体系正在经历一些传承方式，”他与同事写道，“这将是地球系统层面上的事情”——即全球城市体系。个别城市地区不能通过内部及周边满足所有的资源需求，但将地球城市置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下，则将有无穷的原料与营养储备。城市间可以相互供给，这无疑将进一步压缩总需求。换句话说，许多未完成的特定建筑与城市模式可以发展为城市体系，而世界上的各个城市将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全球城市体系。为了确保能够走向最终的全球城市体系，我们首先需要奉行稳定、公正且环保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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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ystopia，又称“反面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假想的政治、经济都一塌糊涂的地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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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第三部分 地球将是一座“地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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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战略之城：从全球负担到全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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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拙劣的城市规划以及乏力且失当的治理，许多世界性问题日益加剧，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如何将城市转变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中心。这就引出了城市战略这一主题。城市战略不只是政治领导人、规划师和开发商的事情，还关乎企业、公民团体与政府机关，他们都是城市的缔造者与使用者。城市战略还指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话题：如何将地球城市发展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生态上更稳定的体系，这个体系如何才能让这个世界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和富有弹性。它告诉我们如何跨越危机之城、机遇之城以及其他困境，即便是当前全球最卓越的城市也需要上这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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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战略是一个新事物。城市战略的需要凌驾于城市建设的策略与技术之上，体现了人类在创造更为普遍且稳定的优势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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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将探讨城市建设的基本方式——特定建筑、总体规划与城市模式，以及可以发展为不同城市体系的地方城市建设实践。城市因建筑而出名。城市化就是一种在城市中发展、利用和生活的方式，它能促使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生态的发展，还能带来诉求与价值观的统一。有效的城市战略的结果是：为了共同的长期利益，以往分裂且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同心协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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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之城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某个大型联盟摧毁对手的建设成果时，城市的冲突将变得根深蒂固，难以化解。一个联盟的进步需要以另一个联盟的倒退为代价，因为它们都想独占城市优势以推进自身的利益。除非双方能通过一种新的城市建设方式推动共同利益，否则这场冲突将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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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遇之城中，尽管一直有人在努力，但没有哪一套城市化实践是确定的。人们对城市建设缺乏信心或缺少一致意见。没有一个稳固而广大的利益联盟能统一起来引导城市开发。城市建设可能重返特定建筑，并且最终结果永远无法满足城市规划的勃勃野心。城市开发一直都处于谈判当中，一次又一次，一而再，再而三。这类城市缺乏一种基本的发动大多数人的战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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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城市战略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在面临外部趋势与强大竞争利益的情况下，确保众多促进城市化的必要实践持续推进，最终使之统一。这个主张很简单，很像那种推动民族利益的军事与外交策略，或者是在扩张的城市经济中建立和维护市场地位的商业策略。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城市战略必须被用来促进我们城市的利益，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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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战略始于这样一个信念：城市的渐进转型是可能的。我们常常被弊病丛生的城市现状所套住，以为那就是城市的固有发展模式。我们应当去定义它们，我在前面花了那么多篇幅正是为了探寻城市的真实面目，包括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分工、沉没的资本投资和交通堵塞。城市是自我改造的引擎，它要比现有的发展模式强大。它们从来都是迅速变化的活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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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们已经见证了城市的转型潜力。1982-2003年，美国城市占用了超过6.2万平方公里的农地，其面积要大于佛罗里达州或密歇根州，抑或是希腊或尼加拉瓜。1970-1990年，全美最大的100个城市扩张了将近1.5万平方公里，约等于比利时的国土面积。这些土地往往被各式各样的新城市模式所占据。美国人用一整套全新的词汇描述它们：巨型街市和中上阶层高级住宅区、封闭社区、新城区、开发区、公寓和分时共用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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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变化如此之快，乃至于它们的政治权限，甚至是最基本的城市地理概念，也无法跟上其变化脚步。最近50年来，城市的有效单位至少转变了三次。首先是诸如厄瓜多尔马查拉、美国奥兰多、乌干达坎帕拉、沙特麦地那、孟加拉国库尔纳和韩国蔚山这类地方变成了城市。它们发展出大量人口，建立了基础设施和新的产业，并取得了新的作为城市的合法政治身份。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拥有超过100万的人口。其他的则由一群原本独立的城市、小镇和乡村组成了城市群或大都会区。即便是最老牌的大都市，譬如大多伦多、大温哥华和大底特律，它们仍致力于进一步拓展自身的政治权限。与此同时，大都会地区往往被称为巨型城市，其影响力或辐射范围已经超出自身。人们往往将那些超级大都市称为城市群。当两座及以上大都会地区的经济、基础设施、地理和政治都趋同的时候，城市将随之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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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成都市为例，20世纪80年代该市周边乡镇发展为密集的新工业区与住宅区。90年代，随着连接这些中心区与老城区的道路的修缮与扩张，城市开发渐渐沿着这些走廊进行。1978-2002年，成都的城区面积增长了3倍。这种扩张颠覆了原有的330万人口的老城区的合法行政身份。如今，新的成都市包括4个邻近的城市、9个城区和7个县，居民总数逾1000万。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成都突破了中国的省级区划限制，与省外的重庆市一道组成了成渝城市群。这一由两个大都会区组成的城市巨无霸拥有2600多万人，而两地间长达355公里的高速公路则成为开发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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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市群还可以跨越国界，例如洛杉矶-圣迭戈-提华纳[1]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在太空中犹如一条条绵长的光带清晰可见，日本的本州岛即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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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转变凸显了城市的范围不再受到局限。它们的发展以及大部分的贸易、疫病和水文都不只是某个特定行政区的事务，也无法以传统的手段加以管理。虽然地方政府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城市管理本身必须超越行政或部门限制，能够将众多的利益群体团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学家团体，以便追逐共同利益。一旦缺乏这种能力，城市将变成急功近利的利益群体争权夺利的开放平台。缺乏统一标准与目标的投资开发，必然无法带来协同一致的成果。由于地方城市化的缺失，对眼前利益的追逐超过了建立共同利益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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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相同的转变证明了城市的可塑性。到20世纪末期，日本东京彻底从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成为全球最大的大都会；印度的达拉维则由沼泽地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城市；同时美国底特律则在向大草原倒退。一个像巴西圣保罗这样的工业中心居然能在45年的时间里（1955-2000年）扩张19倍，新增城区面积达2900平方公里，新增人口达1400万。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都柏林还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老港口，一个高失业率阴影下的工业中心，但很快它就变成了欧洲最为活跃的金融与高科技产业中心，那里有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英特尔、惠普和辉瑞（Pfizer）[2]在内的多家公司，发展模式焕然一新。随着经济发展与政治和解，爱尔兰的大企业提出了建立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城市群，力图将两地间164公里的走廊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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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的高耸入云的中心商务区开始侵入全球各地的老城区，后者被毁于一旦。在日本，城市转型过程中的瓦砾碎石已经扭曲了大多数城市的海岸线。在最近十到二十年里，南欧的许多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城区实现了修缮与再造，还形成了新的街景、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经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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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转型是城市众多变化的总和。正是因为城市的这种可塑性，即便一座城市在20年前做了错事，今天也仍然能够扭转乾坤。城市在再造的过程中可以产生突破性的解决方案，通过调动不同的经济、文化、技术与人口等力量，形成一股新的合力，以对抗贫困、不平等、不公正以及环境退化等问题。这种渐进转型的能力，引导城市向更强健的共同利益进发——这便是有效的城市战略的结果，只有极少数无可辩驳的战略之城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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