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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迈阿密郊区城市的胜利，反映了一个比政治伎俩或农地占有更为根本的难题。那就是当地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发展战略之间缺乏共鸣。郊区开发商不仅在政治上高度统一，而且在文化上臭味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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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为例。与广场众多的巴塞罗那或社区公园密布的多伦多相反，大迈阿密的公共空间几乎是缺位的。似乎地方政府维护公共公园，仅因为城市应当拥有它们，而不是源自居民需要。迈阿密给人的印象是，这里的人们都热爱沙滩，但活跃在沙滩上的人群大多为外来游客。迈阿密人更喜欢他们的空调房间和私人游泳池。比起轻轨系统，他们更热衷于开私家车。谈到“公共空间”，他们至多是去带点公共性质的商场和室内运动场等。与巴塞罗那不同的是，迈阿密没有打造公私混合的空间（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密切互动），而是致力于将公共空间私密化，使人们在安全隐秘的室内从事公共活动。迈阿密与美国许多城市专注于打造“防御性空间”——城市规划与安保服务是为了便于私人空间的打造，人们在自己的天地里创造属于自己的社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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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起源上讲，迈阿密与纽约、哈瓦那（Havana）[1]和太子港（Port-au-Prince）[2]大体一样，它们都是移民城市。不同之处在于，迈阿密的各个群体拥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私人所有与控制、个人便利与安全级别在城市价值观中占据极高的位置。“这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大都会研究中心（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s Metropolitan Center）的达里欧·莫瑞诺（Dario Moreno）如是说。“迈阿密的居民们不喜欢人口密集的地区。在他们看来，人口众多与城市肮脏或犯罪高发是连为一体的。他们对闹市区的理解就是有很多人。迈阿密是一座郊区毁掉市中心的城市。”他说。在大迈阿密地区众多建设方案中，满足人们价值主张的占了上风。后院游泳池、露天餐厅、封闭的城郊住宅区以及购物中心内部防卫森严的小广场，成为人们的休闲中心。街道与人行道被庞大的私家车队伍湮没了。停车场反倒成了主要的公共空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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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与地方政府建设高密度、多功能开发区和公共设施背道而驰，从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即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地方政府（与联邦公诉人）开始约束郊区开发商后，许多郊区还是脱离出去，自立门户为新的行政区。通过其自身的分区与开发控制，这些新城市根据本土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了管理。由于这种政策、规划与文化的冲突，大迈阿密从来就没有过统一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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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制定自身的发展规划时，很少有城市会对它们的基础价值观做出细致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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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领导人根据过往经验与自我感觉出台新的政策或开发项目。更多城市稍显明智，它们会进行大量讨论，但并没有深入思考价值观问题。在大部分城市，规划师与工程师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技术至上的方式，他们自以为是地对“正确标准”加以应用，而极少顾及当地独特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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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议程中，会将可持续性、宜居性或质量纳入决策，但这往往是将外部价值观进一步强加进来。除此之外，这些进步议程的价值观是非常明确的。当城市无法服务于自身的战略需要时，其根源往往在于此。例如，因为环境原因而控制汽车使用的政策，将使那些单一功能社区的居民的生活变得不便和昂贵。试图将新移民统一安置到某个地区，与现有的人口战略是不相符的。由于我们没有真正研究过当地的价值观念，因而无法有效地去改变它们。我们未能使城市形成统一的价值主张，于是热衷于将居民纳入新的城市模式或城市体系的规划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试用这些模式，人们得以经历和适应它们，但最终还是要面对价值观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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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城市战略带来了巨大难题。我们在公交系统上花了10亿美元，例如在迈阿密和洛杉矶，但人们还是喜欢开车。或者我们“出于公平考虑”分配社会公共服务，但人们却抱着“只要别到我家后院动土”的心态。在这些混乱的试错过程中，我们付出了政治努力和财政投资。我在多伦多所在社区的改造就是这样。那里是该市社会氛围最好的街区之一，居民们能够忍受并且享受拥挤和多元化。然而，当领导人试图在社区中央为边缘的年轻人建造房屋时，他们的出发点是更均匀地分配社会福利，但居民们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保障自家住宅的价值。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反映出一种价值冲突，我们需要理解和解决它。闹市区和中产阶级社区的居民更在意的是耗费巨资修缮家园，而非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这样可以缓解城市财政压力，但与社会规划理念又是有冲突的。除非解决这些根本性的价值观分歧，否则城市永远无法顺利实施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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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多伦多所展现的，大多数城市的文化价值观都存在着深刻矛盾。甚至当巴塞罗那面临新挑战时，也未能免俗。举例来说，西班牙南部一直以来都缺水。然而，按照当地惯例，每天都得对公共空间进行清洗，包括人行道、车道和广场。因此，在当地倡导节水反倒显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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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的价值基础往往是不固定的，这使得规划一个先进的解决方案更为困难。在迈阿密，人们极为关注公共空间的安全，但他们热衷的出行工具却是最不安全的私家车。在没有清晰逻辑的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关注安全就难免会忽略便利、隐私和“自由”。在那些转型中的多元文化城市，价值观基础就更复杂了。即便在达拉维这样的城市体系中，来自印度东北部的种族移民群体，其思维方式与现有居民也是不同的。很少有城市像巴塞罗那这般幸运，由于数世纪以来的孤立和同质化，它得以形成稳定的价值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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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规划对解决该问题毫无助益。我们需要采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市场研究等手段，渐渐改变城市的建设方式与价值基础。由于价值观分歧的存在，正式规划与城市发展实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迫使规划师越来越重视具体的规划流程。那是一个周日清晨，我驱车从迈阿密赶往戴德县，那里是轻轨公交系统的南部终点站，鲁宾与他的同事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将其变成现实。从那之后，开发商有了动力在沿线建造高密度的项目，这一切促进了鲁宾所言的高密度走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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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许多公交站附近停了下来，但没有发现一个乘客。这些站点周边与低密度的单排商业区并无二致。在半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只看到了两三个人在宽阔的自行车道上行驶。唯一人气旺盛的地点是沿途交叉路口的几个大型购物中心。迈阿密建造了“正确”的基础设施，但开发商并未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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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规划部门与开发商对土地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都忙于细枝末节的规划事宜，而不是积极提出固定的范式或城市模式。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主张，他们只好将高密度、多功能、行人友好型等特征应用于门面、朝向、店铺、人行道、庭院和景观。这使得开发商得以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做出检验和调整。它将机会留给将来的用户，让他们去思考新的规划方式。对迈阿密而言，其结果很难是一种新的城市化实践，但毕竟为我们摆脱郊区开发商的死板模式带来了希望。如今，轻轨附近出现了七层建筑，人行道上有了阴凉的栖息处，车辆稀少的街道上出现了喷泉，临街阳台也更富公共生活意味。这类规划上的合作，为北美城市重新位列全球城市化前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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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城市建设创新，是巴塞罗30年成功转型的核心要素。未曾停息的争论与自我批评使这种建设变得可靠，更促使其与当地文化保持一致并同步发展，恰如每个项目的价值主张一直都处于协商之中。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一个像市议员意弛尔·冈萨雷斯（Itziar Gonzalez）这样的人领导了巴塞罗那另一个低收入社区的转型。冈萨雷斯是一个专业的城市学家，她将自己的专长描述为“解决争端与公共空间”。她曾在巴塞罗那的低收入社区拉瓦尔区（El Raval）居住过很长时间，她使之从巴塞罗那最萧条的区域变为最好的文化区。在此过程中，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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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尔区堪称全球城市改造的最佳范例。每个来到巴塞罗那的国外城市领导人、规划师、建筑师和设计师都会到此一游。在19世纪，拉瓦尔区还是一个典型工业区，与孟买南部贫民窟和出租房遍布的工业区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塞罗那最脏的工业都在这里，包括屠宰业、制革业、制砖业和烧煤的纺织业，从而吸引了大批来自乡村的移民工人。这里没有下水道设施。拉瓦尔区有条链条街（Chain Street），因为街道上泥泞很深，人们不得不拉了一条链子，以防摔倒。该区南端紧靠港口，因而成为妓院、旅馆和酒店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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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拉瓦尔区破败不堪，平均每三星期就有一栋建筑倒塌。它成为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传统产业的衰落，使这里被犯罪、卖淫和贩毒所占据。中产阶级也逃离了。它变得臭名昭著，除了小规模的家具、印刷和批发业务外，没有任何投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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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瓦尔区的改造思路是清除破败且犯罪丛生的区域，通过发展新的文化产业、公共机构、办公和旅游设施以及公共空间，使这里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特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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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拉瓦尔区改造后的街道与广场成为熙熙攘攘之地。它不仅是居住区，而且高校、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密集，夜生活丰富，成为欧洲新晋旅游中心。该区有着独特的转型路径，并且一直在改良中，最后其经验被应用到巴塞罗那其他地区。目前冈萨雷斯正在思考整个巴塞罗那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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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主要思路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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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巴塞罗那市政府选定一个改造试验区。确定试验区后，该市所有机关（规划、交通、公园、警察、经济开发等）、公共事业部门与社会福利机构会达成一个共同计划，集中精力向该区提供投资、设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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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市将成立一个公私合营企业，以协调投资事务。换句话说，城市改造被视为一个由投资者或股东主导的投资项目。在拉瓦尔区转型过程中，合法的股东包括市政府和区政府、电话公司、主要储蓄银行、市停车场公司以及由社区小企业主组成的合资公司。为了加强政治上的联合，董事会囊括了市议会所有的政治党派。拉瓦尔区改造项目的初始投资者一共投资了1800万欧元，如今资金规模已经达到2亿多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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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创建这家联盟公司外，巴塞罗那市政府还修改了政策，对拉瓦尔区的投资、土地使用和公共设施以特别待遇。巴塞罗那城市发展局主任加西亚·布雷戈多表示，该市逐步放开了建筑标准要求，使之变得更为灵活和弹性，鼓励人们用创造性的办法去解决社区问题。新的规划还放开了建筑权的转让，促进民间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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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塞罗那低收入地区的新法律为例。当某个财产被拍卖时，它被赋予了第一个合法的购买期权。这样达到了两个目标。它保障了长期租客的优先购买权，杜绝了私人开发商的囤积居奇，后者会通过改造建筑，将其卖给全欧洲的投机者。此外，还吸引了文化和社会公共机构的入驻。总而言之，该法律确保了市政府和公私合营公司的经济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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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巴塞罗那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或“共识协会”。该机构在社区团体和各级政府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它正式确立了城市改造的利益相关者，以及项目执行所需的政策和商业流程，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在拉瓦尔区，这个共识协会为租赁房制定了保养政策，对于改造过程中的居民安置和新房分配也出台了规定。“这是我们制度文化的一部分。”拉斐尔·托尔莫（Rafael Tormo）解释道，他是另一个区域改造项目的负责人。“这是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锋。”他继续道。对巴塞罗那而言，这把剑，就是不稳定的、决定城市建设统一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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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框架安排下，转型工作开始了。布雷戈多将其描述为一种“有选择的、公共显微介入”过程。拉瓦尔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改造旧住房和建造新的公共住房的同时，还得修缮街道和门面，设立新的公共广场和福利设施，以及给社区带来新的商业与就业机会。市政府与建筑所有者一道投资老街区门面，使之恢复人气，其资产价值随之回升。合营公司就土地所有权进行协商，并吸引高校、博物馆和文化与研究机构的入驻。闲置土地被转让给州政府用于建设公共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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