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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市的价值基础往往是不固定的,这使得规划一个先进的解决方案更为困难。在迈阿密,人们极为关注公共空间的安全,但他们热衷的出行工具却是最不安全的私家车。在没有清晰逻辑的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关注安全就难免会忽略便利、隐私和“自由”。在那些转型中的多元文化城市,价值观基础就更复杂了。即便在达拉维这样的城市体系中,来自印度东北部的种族移民群体,其思维方式与现有居民也是不同的。很少有城市像巴塞罗那这般幸运,由于数世纪以来的孤立和同质化,它得以形成稳定的价值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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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规划对解决该问题毫无助益。我们需要采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市场研究等手段,渐渐改变城市的建设方式与价值基础。由于价值观分歧的存在,正式规划与城市发展实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迫使规划师越来越重视具体的规划流程。那是一个周日清晨,我驱车从迈阿密赶往戴德县,那里是轻轨公交系统的南部终点站,鲁宾与他的同事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将其变成现实。从那之后,开发商有了动力在沿线建造高密度的项目,这一切促进了鲁宾所言的高密度走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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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许多公交站附近停了下来,但没有发现一个乘客。这些站点周边与低密度的单排商业区并无二致。在半个小时的旅程中,我只看到了两三个人在宽阔的自行车道上行驶。唯一人气旺盛的地点是沿途交叉路口的几个大型购物中心。迈阿密建造了“正确”的基础设施,但开发商并未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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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规划部门与开发商对土地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都忙于细枝末节的规划事宜,而不是积极提出固定的范式或城市模式。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主张,他们只好将高密度、多功能、行人友好型等特征应用于门面、朝向、店铺、人行道、庭院和景观。这使得开发商得以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做出检验和调整。它将机会留给将来的用户,让他们去思考新的规划方式。对迈阿密而言,其结果很难是一种新的城市化实践,但毕竟为我们摆脱郊区开发商的死板模式带来了希望。如今,轻轨附近出现了七层建筑,人行道上有了阴凉的栖息处,车辆稀少的街道上出现了喷泉,临街阳台也更富公共生活意味。这类规划上的合作,为北美城市重新位列全球城市化前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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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城市建设创新,是巴塞罗30年成功转型的核心要素。未曾停息的争论与自我批评使这种建设变得可靠,更促使其与当地文化保持一致并同步发展,恰如每个项目的价值主张一直都处于协商之中。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一个像市议员意弛尔·冈萨雷斯(Itziar Gonzalez)这样的人领导了巴塞罗那另一个低收入社区的转型。冈萨雷斯是一个专业的城市学家,她将自己的专长描述为“解决争端与公共空间”。她曾在巴塞罗那的低收入社区拉瓦尔区(El Raval)居住过很长时间,她使之从巴塞罗那最萧条的区域变为最好的文化区。在此过程中,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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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尔区堪称全球城市改造的最佳范例。每个来到巴塞罗那的国外城市领导人、规划师、建筑师和设计师都会到此一游。在19世纪,拉瓦尔区还是一个典型工业区,与孟买南部贫民窟和出租房遍布的工业区没有什么不一样。巴塞罗那最脏的工业都在这里,包括屠宰业、制革业、制砖业和烧煤的纺织业,从而吸引了大批来自乡村的移民工人。这里没有下水道设施。拉瓦尔区有条链条街(Chain Street),因为街道上泥泞很深,人们不得不拉了一条链子,以防摔倒。该区南端紧靠港口,因而成为妓院、旅馆和酒店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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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拉瓦尔区破败不堪,平均每三星期就有一栋建筑倒塌。它成为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传统产业的衰落,使这里被犯罪、卖淫和贩毒所占据。中产阶级也逃离了。它变得臭名昭著,除了小规模的家具、印刷和批发业务外,没有任何投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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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瓦尔区的改造思路是清除破败且犯罪丛生的区域,通过发展新的文化产业、公共机构、办公和旅游设施以及公共空间,使这里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特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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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拉瓦尔区改造后的街道与广场成为熙熙攘攘之地。它不仅是居住区,而且高校、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密集,夜生活丰富,成为欧洲新晋旅游中心。该区有着独特的转型路径,并且一直在改良中,最后其经验被应用到巴塞罗那其他地区。目前冈萨雷斯正在思考整个巴塞罗那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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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主要思路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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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巴塞罗那市政府选定一个改造试验区。确定试验区后,该市所有机关(规划、交通、公园、警察、经济开发等)、公共事业部门与社会福利机构会达成一个共同计划,集中精力向该区提供投资、设施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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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该市将成立一个公私合营企业,以协调投资事务。换句话说,城市改造被视为一个由投资者或股东主导的投资项目。在拉瓦尔区转型过程中,合法的股东包括市政府和区政府、电话公司、主要储蓄银行、市停车场公司以及由社区小企业主组成的合资公司。为了加强政治上的联合,董事会囊括了市议会所有的政治党派。拉瓦尔区改造项目的初始投资者一共投资了1800万欧元,如今资金规模已经达到2亿多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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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创建这家联盟公司外,巴塞罗那市政府还修改了政策,对拉瓦尔区的投资、土地使用和公共设施以特别待遇。巴塞罗那城市发展局主任加西亚·布雷戈多表示,该市逐步放开了建筑标准要求,使之变得更为灵活和弹性,鼓励人们用创造性的办法去解决社区问题。新的规划还放开了建筑权的转让,促进民间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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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塞罗那低收入地区的新法律为例。当某个财产被拍卖时,它被赋予了第一个合法的购买期权。这样达到了两个目标。它保障了长期租客的优先购买权,杜绝了私人开发商的囤积居奇,后者会通过改造建筑,将其卖给全欧洲的投机者。此外,还吸引了文化和社会公共机构的入驻。总而言之,该法律确保了市政府和公私合营公司的经济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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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巴塞罗那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或“共识协会”。该机构在社区团体和各级政府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它正式确立了城市改造的利益相关者,以及项目执行所需的政策和商业流程,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在拉瓦尔区,这个共识协会为租赁房制定了保养政策,对于改造过程中的居民安置和新房分配也出台了规定。“这是我们制度文化的一部分。”拉斐尔·托尔莫(Rafael Tormo)解释道,他是另一个区域改造项目的负责人。“这是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锋。”他继续道。对巴塞罗那而言,这把剑,就是不稳定的、决定城市建设统一性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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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框架安排下,转型工作开始了。布雷戈多将其描述为一种“有选择的、公共显微介入”过程。拉瓦尔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改造旧住房和建造新的公共住房的同时,还得修缮街道和门面,设立新的公共广场和福利设施,以及给社区带来新的商业与就业机会。市政府与建筑所有者一道投资老街区门面,使之恢复人气,其资产价值随之回升。合营公司就土地所有权进行协商,并吸引高校、博物馆和文化与研究机构的入驻。闲置土地被转让给州政府用于建设公共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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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戈多还举了该市吸引投资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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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巴塞罗那被选定为1992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它“并不是一个旅游城市,甚至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他回忆道。连成熟的酒店业也没有。“私人部门不相信奥运会能够在巴塞罗那成功举办,”布雷戈多说,所以旅馆老板不敢投资。于是,巴塞罗那市决定想办法振兴萧条的酒店业。政府在城市周边划出了10片酒店业开发区。接着,它保障了这些地区的产权,并向从业者提供了长达50年的租赁权。此举极大地减小了这些地区的酒店业投资风险。今天,巴塞罗那已经成为全球酒店业最发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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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尔区改造项目实施15年来,工作重心与资金投入逐渐向私人部门倾斜。建筑所有者、经营者和中产阶级居民也渐渐对该区产生了信赖。在此过程中,私人开发商重新接受了城市化教育。“目前私人开发商对历史街区的改造更有兴趣,也更愿意开发高品质多功能的建筑项目,”布雷戈多表示,“他们发现,比起传统的建设方式,市场会对这种新式开发给予更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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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冈萨雷斯对拉瓦尔区的改造成效不甚满意。在过去20年中,当地社区的资产评估价值上升了110亿美元,“但城市本身并没有这么多的增值。”她强调。“他们做了建设规划,但那不是城市化。他们搞不懂只有居民们才了解的战略问题。”她说。由于缺乏对长期被隔离的租客与移民的关注,导致了不和谐的新问题的产生。在她看来,“战略问题”再清楚不过了:人们需要的是稳定的社区生活,以及可承受的、开放的地方经济;但是,目前建立起的更无常、更高成本的文化区,使这种愿景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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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居民看来,”她解释道,“拉瓦尔区的改造是由合营公司和私人开发商主导的。现在,再没有建筑会倒塌了,但都被公寓和酒店给占了。在过去,我们要面临犯罪行为的滋扰,但当地人明白卖淫者和贩毒者都是邻居。现在,这里已经被跨国犯罪集团渗透了。随着游人的蜂拥而入,这里的公共生活正在退化。由于没完没了的繁忙与噪音,老居民都搬出去了。”其结果是,在文化机构与旅游业生机勃勃的同时,拉瓦尔区成为外来移民的临时驻扎地和疾病高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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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萨雷斯将其视为城市规划失当的产物。她表示,城市规划的前提是“我们想实现这一目标”。与之相反,城市建设涉及的是“我们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她在一大张纸上画了一条船。接着,她向我们展示这条船如何在暴风下接受冲击,正如一座城市在诸多压力下,往往会偏离原有的目标。“为了减少船只所面临的冲击,”她说,规划师让船越来越庞大。这即是说,项目会渐渐与当地文化和偏好脱节,因为这时候关注的是整条船的需要。她继续在纸上描画,相反,“城市建设是向所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解决方案”。她将每个利益集团视为一条船,“城市建设是带着许多条小船向相同的方向进发”,她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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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城市建设的战略起点始终与当地价值基础保持同步,后者可以决定城市的选择、行为和功能。当城市建设与价值基础保持一致时,创造共同目标的解决方式将越来越多,战略能力将随之提升。我在巴塞罗那遇到的每一位行政人员与技术人员都明白这一点。对规划师、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而言,没有大学课程会教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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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迪·坎皮罗(Jordi Campillo)是巴塞罗那环境部门的新主任。我们曾在一次偶然的会面中谈到了他的新工作,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城市建设不应该是强加的,而应通过共识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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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皮罗的一席话让我想到了日本北九州市的成功转型。它曾经是日本历史负担最重的城市之一。北九州是战后日本主要的钢铁、化工和汽车制造中心,还“荣登”过联合国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名单。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该市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工业整顿。这场转型的源头是普通家庭主妇们发起的一场示威运动。在此期间,主要的制造企业,包括新日铁(Nippon Steel)、日立、三菱和东芝,与市政府达成了183项自愿的污染控制协议和883份行动承诺书,这一切甚至超出了法律要求。到90年代早期,北九州已经成为日本空气质量与水质最好的城市。在一度成为物种灭绝之地的洞海湾(Dokai Bay),现已有超过100种鱼类和海鸟回归。由于这些成就的取得,市长木吉光一(Koichi Sueyoshi)决定将北九州打造为世界领先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再造洞海湾流域的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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