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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利身上，还体现出了兼容并包的政治特点。他于1989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上台，他获得了除美国黑人区之外所有区的支持。他之所以能够当选，要归功于史密斯这类社区候选人的支持，他很快从现有体制外挖掘了年轻并且富有改革精神的官员。他毫无保留地要求他们清理寻租体制，并倡导他们服务社区，推动进一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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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芝加哥的公园区（Parks District），它是全美最大的公园系统，管理着价值25亿美元的不动产，包括550个公园、540个休闲建筑、数千个运动场、1个大型动物园和露天体育场以及50公里的密歇根湖岸线。今天，芝加哥公园的用户比美国任何城市的都要多。但就在不久前的20世纪80年代，许多公园被帮派把持着，“更像是鬼镇”，弗里斯特·克莱普尔（Forrest Claypool）说道，他是由戴利选定的负责清理公园区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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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初，公园区由埃德·凯利（Ed Kelly）控制，他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党魁。凯利负责监督民主党候选人在郊区的选举，他籍此获得了4000多个职位，并将其赏给了他的效忠者。在他的操纵下，公园区负债累累，即便它拥有专属的市政税。公园区曾经由于种族隔离遭到联邦政府的检查。凯利及其附庸主宰了该区，为所欲为。举例来说，在大部分的假日里，当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园游览时，凯利之辈为求一己之便关闭公园大门，将游客拒之门外。克莱普尔仍然记得公园区的一个官员的话：“难道你不明白吗？我们的工作就是无所事事。”一项研究指出，市政府后来耗时一年，使用了84种行政手段，才将这些非法上位的寄生虫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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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利的安排下，克莱普尔后来被任命为公园区的主管，而史密斯议员则成为市议会公园区委员会的主席。他二人均来自体制之外。克莱普尔深谙改变市政府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他从上司戴利市长那儿获得了信心。在克莱普尔眼里，公园区是稳定芝加哥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戴利委派他全权担纲。史密斯也因此得以在市议会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二人对于重振芝加哥社区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正如库里蒂巴的勒纳团队，克莱普尔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创新留下了空间。他将公园区的许多设施私有化，从而增加了它们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打破了党派控制。他还将民间顾问引入组织，减少了2000多个冗余职位，重组了预算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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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区也是如此，戴利通过他的联盟，使改革在一个又一个区铺开。通过笼络体制外的改革运动者、进步商人和新一代经理人，他使芝加哥发生了企业式的转变。他从一家大银行挖来了社区贷款负责人，委托他们改组房屋署。当戴利于1995年接手摇摇欲坠的芝加哥教育体系时，他让预算主管和办公室主任亲自上阵。在他们的领导下，市政府斥资30亿美元，用于500所学校的改造，同时新建了71所学校。学生成绩在戴利接手后的6年一直稳步上升，暑期教育项目也发展了起来。金融体系恢复了稳定，劳资纠纷渐渐停息，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各市政机关，也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以公园区为例，区政府与各学校董事会合作，在校园里建设了数百个公园。克莱普尔再一次强调了新体制的作用，他将这种合作视为“使学校成为社区资产一部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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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7-2008年次贷危机在全美范围内的爆发，戴利市长选派迈尔·布兰克（Myer Blank）稳定房地产市场。他也是一名来自体制外的人士，是芝加哥主要政府监督机关的资深分析师。布兰克等人出台了很少有人能想到的措施：使用物业税作为调控手段，应对楼市的大起大落。通过物业税浮动政策，他们很快实现了市场稳定，减少了房价进一步下跌的风险，遏制了危机影响严重地区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抬头。这项政策似乎能体现戴利的基础战略逻辑。在戴利看来，经济活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完整、可见的社区。即便阻止重要资产的下跌会使政府面临现金流危机，戴利也在所不惜。一位官员引用了联邦政府的面向低收入群体家庭的供暖援助计划，往往在冬天尚未过去之前，政府就耗尽了所有的资金。大部分城市的政府都会让居民来填补这个窟窿。然而，戴利的选择是，为居民支付剩下的取暖费，直到春天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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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直觉如此灵敏的政治家。”克莱普尔表示，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加入了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选举团队。“他似乎深谙公民社会，”戴利的前办公室主任盖瑞·奇科（Gery Chico）如是说，“不管我们对他说什么，他似乎都能抓住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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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个下午，戴利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那时他刚刚从圣帕特里克节（St.Patrick’s Day）[3]游行现场回来。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他决定继续对警察局进行改组。他看起来很疲惫，而且心事重重。在芝加哥的转型过程中，他不知经历过多少场大风大浪。很快，他开始用平稳的语调向我娓娓而谈，从一座城市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到次贷危机，再到奥运会，从亚洲城市化到教育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当谈及芝加哥时，他一再使用了“基础设施”与“资产”两个词。过了一会我才领悟到，他指的是图书馆和个人建筑用地。“你所能做的，”他越说越兴奋，“就是负担起社区责任，并将其转化为资产。一旦你接受了被抛弃的建筑，你就得使之成为一项资产。接着，你开始建造学校、公园、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每次你建造一个新的基础设施，它都像是一个谜。你到处建设，突然有一天它们连在了一起。你栽种了一片树林，你安置路中护栏和花圃。”正如巴塞罗那和库里蒂巴的城市学家一样，这位美国最强势的市长向我细致入微地阐释城市体系。“接着你开始在那里建造一些房子，然后一切都开始连接起来。一旦你开始建设社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被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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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戴利了解上城剧院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他的幕僚告诉我，他常常驾车到市区里逛，他对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有报道称，他曾在一个午夜，来到更换市区桥下灯具的现场。戴利亲自对我说，他曾在一个交响音乐会上，忧心忡忡地递纸条给下属：“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废楼？”“这块空地上发生了什么？”上城剧院一直让他如坐针毡。自从一个无良房东在20世纪80年代出售了该剧院后，它就成为了一个难题，所有权争议、抵扣权和官司不断，陷入了孟买那样的困境当中。有人会想，戴利只需要叫停即可，他能在一夜之间让上城剧院重新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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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城市战略是通过数不尽的历史、细节和变数的相互作用推进的。戴利、市政厅以及史密斯议员只能渐渐让上城剧院回归，渐渐解决法律上的争议。在通往该剧场最大一扇门的罗伦斯大道上，庞大的布告牌提醒过客，规模宏大的鲍德斯书店（Borders bookstore）和星巴克咖啡即将在此开业。它们不过是跟风安洽自助餐厅，而这一切都无法取代这片街区失落的产业活力。然而，绿磨坊（Green Mill）、阿拉贡（Aragon）和里维埃拉等俱乐部，以及大量的新咖啡馆、面包店、酒店、书店和画廊均使得上城区再度成为一个居住与休闲胜地。“城市应当追随着记忆的痕迹。”勒纳曾这样说过。上城区老城市体系的许多部分已经被郊区城市模式所替代，包括单排商业区、停车场、药店和银行，但这片地区正在向TIF区转型。上城区已经将上城剧院注册为国家历史纪念建筑。由一家大型娱乐公司起草的修缮与恢复营业计划已经得到了分区与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当然，这只是这个曾经举世闻名的娱乐区的复苏计划之一。“我们的开发都是在社区主导下进行的，”史密斯议员表示，他强调了社区委员会的决策地位，“这是对我的一种约束”——最终是对戴利及其体制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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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临时表演和短小节目的餐馆或夜总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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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人都是欧美著名歌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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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年的3月17日，为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如今已成为爱尔兰国庆节。随着爱尔兰后裔遍布世界各地，目前圣帕特里克节已经渐渐在一些国家成为节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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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变：城市如何改变世界 15 一个“城市体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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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随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的美国城市建设热潮的熄火，全球市场崩塌了。当经济危机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之时，它给未能妥善应对城市革命的人类再次敲响警钟。商业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曾进行了简单概括。“障碍越少，”他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关乎全局的节点也就越多。这个观点已经使得很多明智的人们犯错。”在2008年，它让整个地球摔了一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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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过后，人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商业实践的反思和金融监管的争论之上，却忽视了更大的过失：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世界中，我们缺乏对生活质量的塑造与维护。美国人可不是特例。我们如同制造消费品一样建设城市，用相同的计量方式无差别地考察，同时用可以触及人们对城市体系与社区生活之向往的名字进行包装。一个城郊居住区可能被称为“鹿野庄园”（Deer Path Village），一个超市是一个新的市中心，一个大规模的电影城就是娱乐区，一个办公园区就可以是一个创新区。然而，城市社区必须要有共同的战略和建设方式，还要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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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这些页的文字，我已经指出，要想避免一场全球性的危机，我们需要在有着战略目标的社区的监管下，将城市建设为一个有效的、生产性的体系。为了解决我所提到的当前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贫困、边缘化、冲突和环境衰退，我们必须将这些社区的战略聚合起来，使我们的城市在最终阶段完成过渡。但即便拥有最出色的技术和基础设施规划，这些在一个公司式的城市模式中也无法实现。要想实现城市的抱负，需要的不只是某种比用缩略尺制图更多的东西。我还强调，这指的是地方城市化的发展，它要求城市们同心协力，使生产力最大化，适应外部竞争，并且通过城市形式、市场和文化打造新的解决办法。城市生活不仅仅是规划与建设，还是一个先进的城市交往方式。在现代史上，巴塞罗那、库里蒂巴和芝加哥激活了分裂和饱受践踏的社区，将他们的城市变成了宜居、高效、有创造力的全球性变革的代表。城市生活是健康的城市文明的基础，它拥有激发人们实现梦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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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毫无疑问的是，将巨大的权力和能力保持在单一民族国家机器之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实现共同目标。但是，国家及其战略机构——如联合国、国际性开发银行、国际法规和智囊团，正在逐渐丧失它们在经济、生态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尽管大多数国家对城市的理解依然肤浅，发展的动力已经逐渐在向城市转移。国家往往试图通过干涉城市发展，以夺回战略地位。不过，放眼全球，各国均缺乏有效的城市化理念以解决问题，而不是继续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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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战略性挑战是跨国界的，但是在旧的观念中，人们习惯于以地理意义来划分国界与国家控制范围。这个世界不是平的。但正如波特所强调的那样，城市乃至其内部的特定地区，才是新的优势资源。通过对企业园或产业群的密度、规模和协同效应的研究，波特对城市体系经济理论表示赞同。他认为，竞争优势无法通过运营效率和过度算计而获得，它不只存在于商业领域，同时没有任何基准或指数可以表明城市拥有竞争优势。各地区间的竞争优势并不具备可比性。波特指出，竞争优势来自差异化，而不是源自某个普遍性的“世界标准”。库里蒂巴、巴塞罗那和芝加哥的城市化论证了他的观点：运营效率指的是你在同一场比赛中跑得更快，但城市战略是要你选择一场不同的、适合自己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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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里详细描述了创造和保持优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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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群的竞争优势不是建立在总体规划的厂区、企业园区或远郊办公园区之上的。只有在一个广阔的城市内部，这些密度、规模、协同和拓展的竞争优势才能产生、维持或丧失。当一个公司选定某个特定城市作为扩张对象时，它必须面对不一样的效率、成本、冲突、价值、文化和竞争优势。然而，一旦这些优势被彻底地获得和利用之后，企业需要适应另一个新角色：像公共产品一样维持它们。为了真正巩固这些优势，企业还必须实施城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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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企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比国家还要大。单一民族国家主要做的是控制城市，控制它们的发展、移民、社会经济、政治、财政、警察和国际贸易。与此同时，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满足城市需求，为城市创造价值。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年代，城市的市场监管，应当显著促进企业在全球的战略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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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很少有公司能真正理解城市化。它们对城市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城市模式，在这种模式化的建设下，出现了许多缺乏效率和协同的弊病。城市模式带来的速度、规模和可预见性，是促使城市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城市化需要改进，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规划，需要更多的定制化，只有这样，郊区、商业走廊或办公街区才能成为城市体系与新的城市形式的发展土壤。在城市革命的收官阶段，将社区、用户和当地城市学家引入城市模式建设，是城市化过程中最为重大的挑战或机遇。换句话说，为了维持优势，企业必须参与建设一个更为本土化的城市学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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