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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过后，人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商业实践的反思和金融监管的争论之上，却忽视了更大的过失：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世界中，我们缺乏对生活质量的塑造与维护。美国人可不是特例。我们如同制造消费品一样建设城市，用相同的计量方式无差别地考察，同时用可以触及人们对城市体系与社区生活之向往的名字进行包装。一个城郊居住区可能被称为“鹿野庄园”（Deer Path Village），一个超市是一个新的市中心，一个大规模的电影城就是娱乐区，一个办公园区就可以是一个创新区。然而，城市社区必须要有共同的战略和建设方式，还要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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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这些页的文字，我已经指出，要想避免一场全球性的危机，我们需要在有着战略目标的社区的监管下，将城市建设为一个有效的、生产性的体系。为了解决我所提到的当前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贫困、边缘化、冲突和环境衰退，我们必须将这些社区的战略聚合起来，使我们的城市在最终阶段完成过渡。但即便拥有最出色的技术和基础设施规划，这些在一个公司式的城市模式中也无法实现。要想实现城市的抱负，需要的不只是某种比用缩略尺制图更多的东西。我还强调，这指的是地方城市化的发展，它要求城市们同心协力，使生产力最大化，适应外部竞争，并且通过城市形式、市场和文化打造新的解决办法。城市生活不仅仅是规划与建设，还是一个先进的城市交往方式。在现代史上，巴塞罗那、库里蒂巴和芝加哥激活了分裂和饱受践踏的社区，将他们的城市变成了宜居、高效、有创造力的全球性变革的代表。城市生活是健康的城市文明的基础，它拥有激发人们实现梦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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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毫无疑问的是，将巨大的权力和能力保持在单一民族国家机器之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实现共同目标。但是，国家及其战略机构——如联合国、国际性开发银行、国际法规和智囊团，正在逐渐丧失它们在经济、生态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尽管大多数国家对城市的理解依然肤浅，发展的动力已经逐渐在向城市转移。国家往往试图通过干涉城市发展，以夺回战略地位。不过，放眼全球，各国均缺乏有效的城市化理念以解决问题，而不是继续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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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战略性挑战是跨国界的，但是在旧的观念中，人们习惯于以地理意义来划分国界与国家控制范围。这个世界不是平的。但正如波特所强调的那样，城市乃至其内部的特定地区，才是新的优势资源。通过对企业园或产业群的密度、规模和协同效应的研究，波特对城市体系经济理论表示赞同。他认为，竞争优势无法通过运营效率和过度算计而获得，它不只存在于商业领域，同时没有任何基准或指数可以表明城市拥有竞争优势。各地区间的竞争优势并不具备可比性。波特指出，竞争优势来自差异化，而不是源自某个普遍性的“世界标准”。库里蒂巴、巴塞罗那和芝加哥的城市化论证了他的观点：运营效率指的是你在同一场比赛中跑得更快，但城市战略是要你选择一场不同的、适合自己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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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里详细描述了创造和保持优势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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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业群的竞争优势不是建立在总体规划的厂区、企业园区或远郊办公园区之上的。只有在一个广阔的城市内部，这些密度、规模、协同和拓展的竞争优势才能产生、维持或丧失。当一个公司选定某个特定城市作为扩张对象时，它必须面对不一样的效率、成本、冲突、价值、文化和竞争优势。然而，一旦这些优势被彻底地获得和利用之后，企业需要适应另一个新角色：像公共产品一样维持它们。为了真正巩固这些优势，企业还必须实施城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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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企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比国家还要大。单一民族国家主要做的是控制城市，控制它们的发展、移民、社会经济、政治、财政、警察和国际贸易。与此同时，企业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满足城市需求，为城市创造价值。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年代，城市的市场监管，应当显著促进企业在全球的战略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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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很少有公司能真正理解城市化。它们对城市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城市模式，在这种模式化的建设下，出现了许多缺乏效率和协同的弊病。城市模式带来的速度、规模和可预见性，是促使城市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城市化需要改进，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规划，需要更多的定制化，只有这样，郊区、商业走廊或办公街区才能成为城市体系与新的城市形式的发展土壤。在城市革命的收官阶段，将社区、用户和当地城市学家引入城市模式建设，是城市化过程中最为重大的挑战或机遇。换句话说，为了维持优势，企业必须参与建设一个更为本土化的城市学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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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已经从数十年来对城市优势的追逐当中汲取教训。它们一度站在城市的对立面，它们在城市的投资已经慢慢从成本投机与争取公共补贴转向企业公民。企业通过参与解决社会问题，超越了急功近利的劣根性，加入到城市建设的试验当中，并为嵌入新的城市化和城市战略埋下了伏笔。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融入城市体制（city regime）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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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制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提出者是美国城市规划师诺曼·费恩斯坦（Norman Fainstein）和苏珊·费恩斯坦（Susan Fainstein），以及政治科学家史蒂芬·埃尔金（Stephen Elkin）和克莱伦斯·斯通（Clarence Stone）。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在个人商业利益、公共利益和社区利益的相互碰撞下，城市如何变得可控。他们尤其希望理解，城市如何能在经济发展与财富增加的同时，促进城市公民的经济与社会利益。1989年斯通出版了第一部完整分析城市体制发展的书籍。该书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亚特兰大的白人如何与美国黑人结成联盟，共同创造出一个行政体制。这在当时普遍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东南部是不可思议的。此举还增加了城市领导层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影响力，并最终促进了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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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权威有限且分散的世界里，人们如何才能跨越体制界限团结起来，从而实现有效管理，达成显著的公共成效？”斯通在书中问道。他继续指出，城市是缺乏指挥架构的组织，无法“引导和协调人们的行为”。“因为地方政权是通过法律和传统来治理的……在城市政治中，非正式的安排显得特别重要。”城市体制因此上升到“一个拥有制度资源的非正式、但相对稳定的集团，它能始终影响城市行政决策……体制是有目的的、进步性的。甚至可以这么说，体制就是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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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美国学界对城市体制的研究一直在进步中。然而，与政府主导的土地控制、开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比，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城市体制的个人化与市场的一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在全球各国的推进，城市体制这一概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如今，该概念及相关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战略的许多重要方面，即我此前谈到的战略联盟和战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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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在城市革命的最终阶段，城市的成功与全球城市体系的活力，要求我们快速推进城市体制的发展及其转型，使之变得更公正、环保、稳定和有创造力。没有这种体制的话，城市与城市体系的施政问题将相应上升，并不可避免地超越某个市甚至某个省的区域、权力和资源。为了发展出一套引导城市转型的体制，必须像库里蒂巴、巴塞罗那和芝加哥等城市那样推进城市化。这即是说，仅有一个战略联盟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有能力促进地方城市化的战略机构。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根本的战略挑战。只有在城市体制之下，才能有效管理我们的城市事务、保障公共利益、创造共同优势，并且像威廉·里斯（William Rees）[1]等学者所说的那样，将城市转变为一个更为完整而自我约束的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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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众多的地区的产业群中，硅谷是无可辩驳的先驱，它包括圣何塞（San Jose）、圣克拉拉（Santa Clara）、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等小城市和10余个其他区。所以，硅谷并不是集聚经济（诸如密度和规模）或集群效应（协同经济）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商业场所。但我们看到的是，全球不知道有多少城市宣称要成为“下一个硅谷”。抛开错误的假设，一种城市化是无法被进口或复制的，硅谷本身仍面临着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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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现象的出现源自帕洛阿尔托的大学城城市体系，当地汇聚了斯坦福大学、各式各样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不可不提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 Research Park）——这家技术产业化机构由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于1951年发起成立。今天，斯坦福研究园已经有140多家电子、软件、生物科技和其他科技公司入驻，这些公司的雇员总数达2万人。然而，在管理安排上，硅谷没有适当地保护当地作为紧密的社会与商业区的优势，尤为严重的是，企业和机构无法进一步拓展它们的优势。最初的那些缔造者的理念在后来被误读了。所以这座城市扩张到了圣克拉拉山谷的果园中，并且接受了城市模式与总体规划企业园区，从而破坏了该地区的密度与规模，导致了活跃的协同经济的弱化，并带来了低效率与成本上升。交通拥堵、经济隔离、高涨的房屋与商业成本、能源供给与环境问题以及无法驾驭的地震风险——这一切促使硅谷寻求新的城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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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上述挑战，硅谷的策略是渐进但坚决地发展区域城市体制。促使成百上千的企业领导人、公民团体和区政府组成新的管理网络（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这场改革始于1977年由惠普公司的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创立的硅谷工业集团（Silicon Valley Manufacturing Group）。许多年过去，随着区域发展挑战开始影响到它的优势，该集团（目前已经更名为硅谷领导集团，Silicon Valley Leadership Group）进一步扩大了议程，将焦点放在“为整个社会维护一个高品质的硅谷生活——通过价格适中的住房、综合的区域交通、可靠能源、中级（12年级）甚至更高级的教育体系、素质更高的工人、可持续的环境以及经济和税收政策，从而保障加州和硅谷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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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1993年，许多类似的企业与地方政府、工人、高校和民间领袖组成了非正式的联合体，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名为“硅谷网络联合投资”（Joint Venture：Silicon Valley Network）的战略机构。这个名称有误导之嫌，因为它远不止一个网络，而是硅谷式的库里蒂巴城市研究所和城市规划署。该组合试图将区域内的企业和各个区联合起来，发展新的城市化。它是人们共同创造新城市的平台。联合投资促使整个硅谷重视起灾难防备，同时建立了第一个区域的预防、应对和复苏计划。它参与了城市规划，例如积极推动主干道贯穿整个区域，也就是将国王大道（El Camino Real）拓展为格兰大道（Grand Boulevard）。“格兰大道”，他解释称，“是由19个城市与县组成的联合体，由地方和区域性的机构同心协力促进国王大道的功能、安全与美观……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的机构对这条街的状况、用途和功能负责。”如今，联合投资正在号召各个区与企业出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划。通过发展区域城市化，联合投资为城市体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的生活质量建立在本区域独一无二的‘创新氛围’之上。联合投资致力于维护这种氛围，打造下一个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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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股复苏的浪潮中，最突出的要数北圣何塞的一个街区。它一改现有的独立的、一到两层的企业园区（大部分都配有停车场），将其变成了圣何塞规划师所言的带有公共设施的、四到八层的“增强版园区”，行人友好型的多功能创新区，从而将居住与商业生活同高科技企业结合在一起。这些街区进一步完善了公共服务，诸如公共交通和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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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并不孤独。它代表着一个更庞大、更有希望的潮流——通过城市体制激活城市。正如芝加哥的发展历程所体现的那样，这些新体制与之前的旧体制和精英网络截然不同。它们仍然要从精英手中获得权力与资源，但其目的已经大相径庭。它们的议程大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城市革命的未竟事业。以美国为例，为了应对城市化超越行政区域的扩张，美国目前已经形成了100多个区域联盟，其中的50个属于区域管理联盟（Alliance for Regional Stewardship）的会员单位。该组织的宗旨是“为了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进步的同时，确保我们在美国大都会地区的地位，我们将进行跨部门的区域合作。”这些联盟是城市转型的统一体，它们从斯通所言的关系网络出发，通过渐渐形成的正式合作，走向结构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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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立城市体制的努力在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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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度的班加罗尔为例，通过一个由企业和民间领导人组成的班加罗尔议程专责小组（Bangalore Agenda Task Force，BATF），州政府邀请企业直接参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管理。成立于1999年的BATF刚开始是作为政府的管理咨询机构而存在的。它与政府一道创造了新的会计、交通管理、税收评估和固定垃圾管理系统。在BATF的主导下，班加罗尔实施了8500个公共工程项目。在一个政府主导规划和投资的国家里，私人部门在公共事务中的大规模参与会被许多人视为追逐私利。然而，BATF与其他政府与私人组成的联盟，极其广泛的利益参与，同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21世纪议程》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在于，开发商和建筑商加入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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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加罗尔，BATF只是推动城市体制形成的一个部分，还有两个其他组织，即公共事务中心（Public Affairs Centre）和非盈利组织加纳格拉哈（Janaagraha）。在多年来忍受政府的腐败无能之后，它们促使中产阶级参与城市的规划与治理。它们定期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做出评估，给出“公民成绩单”；通过大型的立法改革加强了市政府的权威；同时为一个新的公交系统提供了详细的议案。在班加罗尔产业腾飞之前，该市正处于高科技泡沫之中，那时它就从公民对城市事务的广泛参与中受益。后来，班加罗尔政府不仅重燃并且加强了这种参与，不仅包括建筑师、规划师和社会工作者，还有艺术家、设计师、工程师、生态学家，以及医疗、计算机和媒体产业的专家，此外新兴的产业巨头也被纳入其中。这些联盟对城市的归属权有了新的认识，它们一致认为，城市实际上是我们共同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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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是巨大的。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城市占据了全球70%～80%的能源消费。城市若不转型，我们就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按照当前的消费速度，未来地球城市将无法获取足够的清洁水。支撑城市发展和欲望的供应链正在破坏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唯一可行的出路的是，将迅速发展的城市转变为城市体系，转变为可自我维持的生态区。没有战略性城市的涌现，没有城市学家团体纷纷促成新的城市体制，这一切将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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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生的城市体制的成败，取决于它们能否共建起新的城市化，即通过有效的城市形式、新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发展、先进的市场监管以及城市文化的协调，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如果没有一个有创意的开放机制将移民、社区、地方城市学家、投资者和政府官员团结起来，这些新兴的城市体制将渐渐丧失原本脆弱的合法性，正如今天急功近利的城市增长正在一日日耗尽城市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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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不能让水淹到你的根部来。”谈到城市战略时，戴维·龚比（David Crombie）这样对我说。他担任多伦多市长将近10年，得到了多伦多最卓越的移民城市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2]的支持，近30年来他一直是该市的名誉市长（Leader Emeritus）。数十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将自己庞大的非正式网络与其他志同道合者联合起来，创造一个足以改变城市面貌的体制。在这些年里，多伦多先后出台过多次举措——叫停市中心高速公路，保护社区并创造新社区，恢复公共水滨，将过度扩张的城市变为不断增长的区域体系，而不只是半授权的、有争议的行政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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