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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扎林齐的另一个居民拉扎里-洛佐维尔证实了汉德罗斯关于“黄金囚室”的说法，并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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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1933年或是1934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委员部（此处有误，应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作者注）为了黄金抓了很多人。我记得，有一天他们抓了我父亲。抓我父亲也是为了黄金。我们这里有一个姓恩金的人，据传言，这个人好像是告密者。你们明白“告密者”是怎么回事吗？——就是一个垃圾。妈妈和我们生活贫困。我们一无所有。家里的地面是泥地，就和农村一样。因此，妈妈找到这个人并说（以下内容，讲述者转用希伯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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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这是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抓走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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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明天他就回家了。（讲述者又切换回了俄语）你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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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父亲果然回了家。挨了打。他们为了让父亲承认有点儿什么东西，用门夹了他的手指。就算他什么也没有，也要让他供出谁会有。你们明白吗？……就是他们有的东西。有一个叫科索夫的人，是个畜生，他有黄金。那些人拿走了他所有的黄金，还把人也抓走了。他被抓走后，没人知道他被带去了哪里。传说他被杀了，他们说，他已经没什么用了。他被利用完之后，就被枪决了……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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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了黄金而被抓走的犹太人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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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里有过，有过，有过。总之，很多人都被抓走了，但都不公道。可能有2—3个人是有黄金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大部分人被抓走拷问只是为了能榨出点儿什么，抑或是让他能说点儿他知道的事情。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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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没有耍什么聪明。格别乌的工作人员要求，外宾商店的客户把收到的境外汇款转到格别乌的账户，或者“自愿捐献”给工业化基金或国际革命者救济会。969其中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发现有人持有外汇，那么这个人当然应该交给国家。970一封1933年夏天从列宁格勒寄给格别乌主席维·鲁·缅任斯基（同时抄送了苏联检察官卡塔尼扬、财政人民委员格·费·格林科、外交副人民委员格·雅·索克利尼科夫）的匿名信报告道：“列宁格勒的格别乌强迫拥有外宾商店商品册的劳动人民把外宾商店活期账户中的大部分积蓄伪装成自愿捐献的样子。有时，捐献额接近外宾商店活期账户的所有金额。公民们受到了镇压的影响，有些人由于害怕被镇压完全按照要求交钱，有时候为了不被迫害甚至会交得更多。”971格别乌可以不经银行账户户主同意就提走外汇。在一份文件中，外宾商店管委会描述了一个事件：“在扎波罗热，我们一家百货商店的负责人被请到格别乌，并被要求把一个被捕顾客的商品册里的30美元转到工业化基金中。”972 “猎取”外汇汇款的行动在格别乌档案中留下了踪迹。1932年2月26日经济局203号通告通报了当地格别乌机关日益频繁地逮捕境外外汇汇款收款人的情况。973被捕者把外汇收款单据交给格别乌后就会被释放，但是外汇就落入了国家安全机关之手。人们会向外国银行控诉格别乌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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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回忆以及1930年代从苏联寄往国外的信件都提到了“救命钱”——用来拯救苏联被捕亲人的赎金。在一封1932年从波多利亚某地寄往美国的信中，目击者告诉儿子：”……去年冬天的病在我们这里又复发了——人们被逮捕，并被要求支付’救命钱’。”1930年代生活在美国艾奥瓦州艾尔玛市的一个叫格卢兹戈利德的人给犹太报纸Tog（To2）的编辑写信提到，他们居住的城市和邻近地区收到了来自苏联波多利亚州和沃伦州亲戚的电报，来电请求尽快发去汇款：格别乌为了获取赎金逮捕、拷打那些有海外亲属的人。在收到汇款后，当地格别乌就会放人，但随后会重新展开逮捕行动并勒索另一笔外汇。按格卢兹戈利德所言，每两个星期就会收到来自不同人的电报。在苏联的亲人请求立刻回电告知钱款已汇，以便在监狱里少待一周。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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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外宾商店顾客的黄金和外汇被格别乌辩解成夺回国家无法获取的被藏匿的有价物品。但没收外汇汇款不适用于这个解释。关于外汇汇款，格别乌拿走的是已经在国有单位“外宾商店”账上的钱。人们并没有把钱拿到手，相应地，也不可能藏匿这些钱。境外外汇汇款不仅合法，而且完全公开，连苏联领导人也尽力加以鼓励。975没收外汇汇款揭示了一个真相，即格别乌反外宾商店行动的部门属性——格别乌关心的是完成本部门的外汇计划。外宾商店针对格别乌所作所为的投诉量在第四季度会有所增加，因为这时格别乌需要向最重要的苏联节日——革命节（11月7日）和斯大林宪法节（12月30日）献礼，并汇报年度外汇计划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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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联领导人关于不损害外宾商店工作的建议，格别乌的领导了解到那些滥权行为，并试图为攫取外汇的运动制定规则。例如，经济局要求必须有倒卖所收到的外汇（这被视为投机行为）的确凿证据才能没收汇款。逮捕“非法外汇买卖者”应在非法交易现场进行。只有在日用黄金和白银制品数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即被用于倒卖时，才准予没收。在格别乌管理层特别会议决定“没收有价物品”或者返还给物主之前，不得抹去所没收的贵重财物的个人属性。976然而，外汇计划的数字具有更大的压力，格别乌的滥权行为仍在继续，“弹性的”裁量投机行为为违法提供了空间。此外，格别乌感觉到了国家领导层的支持，较之外宾商店的“商人”，国家领导层更信任契卡工作人员：“应当感谢契卡工作人员”，——斯大林听完格别乌外汇收入增长后高兴地感慨道。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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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的所作所为导致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外宾商店。各种传言四起：外宾商店“给格别乌提供帮助”，外宾商店是格别乌的“辅助部门”“黄金上交者的捕鼠器”978,有人会给外宾商店里的顾客拍照并把信息交给“有关部门”979。和格别乌有关的联想吓跑了顾客。外宾商店瓦尔代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把百货商店未能完成外汇计划的原因归咎于一位格别乌侦查员的妻子在收款处工作，“所有人都认识她，而且会问，为什么她坐在这里？”980外宾商店管委会向政府报告称，所有办事处都收到了民众关于收取汇款是否安全的询问，“这都是因为格别乌搜查”黄金。981恐慌十分普遍，上交有价物品后没有影响的情况反而会令人吃惊：“切库诺沃村的一个女公民在早上7
:30来到外宾商店，买了20卢布的东西，她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她说：‘我们那里所有人都说，只要进了外宾商店就会被捕。现在我回家去告诉大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那里很多人都会来买东西。’”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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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远地区，外宾商店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外汇计划，试图公开地和格别乌区分开。瑟乔夫卡（西部办事处）的外宾商店开业广告为了招揽顾客，这样劝说未来的顾客：“关于上交者需为上交的金银币负责的传言是毫无依据的谎言。”983外宾商店管委会毫不客气地把逮捕顾客的秘密信息都写了出来。此外，在公开文件中提及镇压是给外宾商店帮倒忙——这等于在提醒人们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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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况下，格别乌从外宾商店顾客那里没收的金额并不大，而抽查具有偶然性，但到底是没收了几枚钱币还是一瓶“外宾商店伏特加”到最后并不重要。984传言和恐慌快速蔓延，让人们麻木不仁。1931年11月的赫尔松，由于当地格别乌开展了针对“非法外汇买卖者”的行动，结果外宾商店每天的收入从700美元降到了100美元。985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格别乌在科特拉斯开展逮捕行动后（逮捕了100人），外宾商店的经营活动实际上停了下来。986从10月到12月，梯弗里斯外宾商店的每日收入从800—900卢布降到了200—300卢布。987之前提到的外宾商店土库曼斯坦办事处的管理人员抱怨道，科尔基的业务刚开始上轨道就因为格别乌的镇压行动而崩溃了——有价物品收入从一天300-400卢布降到了50—70卢布。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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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敲响了警钟并计算了格别乌突然检查所造成的损失：外汇收入减少、对顾客的负面心理影响、苏联敌人发动的国际政治宣传。外宾商店由于人民恐慌而导致的外汇损失让人质疑“政治机关”行动的经济合理性。格别乌行动的外汇效果如何？由于无法获取这个部门的档案，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渗透在”一份文献中。1932年5月，格别乌副主席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在格别乌的钱柜里有价值240万金卢布的有价物品。989亚戈达报告道，加上“之前已交给国家银行”的有价物品总计1510万卢布。可以确定的是，格别乌在1930年向国家银行和苏联黄金交去了价值大约1020万金卢布的有价物品。990如果将这个数字作为格别乌每年没收的“平均值”，那么可以推测出，在1510万卢布中，大约1000万—1200万卢布归属1931年，剩下的300万—500万卢布归属1932年（5月前）。991那么外宾商店是什么情况？1930年，外宾商店仅面向外国人开放，无法对格别乌构成真正的竞争。1931年，外宾商店虽然向苏联公民开放了，但才刚刚起步：到了夏天才开始收取旧金币，初秋才开始接收外汇汇款，而收购日用金器的主业到了12月才开始。不过，即便是在刚刚起步的1931年，外宾商店就获得了价值700万金卢布的有价物品——略少于格别乌的“开采量”，不过,外宾商店并未有所节制。随着外宾商店网络铺开，饥荒集聚了全部能量,外宾商店打败了格别乌：1932年，外宾商店收购了价值4930万金卢布的有价物品——据估计，格别乌在1931年1—4月获得了300万—500万卢布，1933年外宾商店收购的有价物品达到了1.054亿金卢布！如果没有格别乌反外宾商店行动引起的恐慌和停顿，外宾商店可能会获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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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从顾客的兴趣出发，展现了比格别乌扫荡行动更有效的获取人民外汇有价物品的方法。外宾商店的损失是对工业化的打击。在追逐完成外汇计划的目标时，格别乌把自己的部门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其行为违反了经济合理性，与那些年作为国家核心原则之一的工业化实用主义原则相抵触。在外宾商店存续期间，政治局完全免除了格别乌的外汇义务——因为格别乌所用方法的“特殊性”，且职能重叠毫无帮助，反而会坏事。不过，政治局追求一个达不到的目标——“既要狼吃饱，又要羊不少”：政治局不禁止格别乌的行动，只是要求其暴力没收外汇时小心行事，不能损害外宾商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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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即便外宾商店成果颇丰，但政治局仍继续利用格别乌的“外汇”服务，却无视其带来的显而易见的负面后果？992可能还是老思想作祟：寻找外汇的单位越多，我们获得的外汇就越多。不过，重要的是，政治局把外宾商店当作一个临时而特殊的措施。尽管这家单位对国家的好处显而易见，政治局仍只是不得不容忍外宾商店。外宾商店的经营活动违反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在外宾商店不看阶级立场，苏联公民有了“外汇权”，外汇和黄金成了支付手段；在配给式的计划经济中大规模市场经营行为合法地蓬勃发展，甚至国家本身就是企业家！在帮助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外宾商店还确保了苏联向前推进，但从当时的政治意识角度看外宾商店的主要原则，外宾商店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要思想纯洁还是要工业腾飞——对苏联领导而言，外宾商店是一个两难选择。就像“新经济政策”一样，外宾商店也只是“短期的”。它是一个战术动作——也证明了我们历史文献中已确立的一个结论，即令国家陷入危机的“对资本主义的红色进攻”被市场放纵所替代。如果外宾商店只是短期的，993那么为什么要改变格别乌的工作？要知道格别乌是永远存在的。此外，正是因为苏联领导人把赋予人民外汇权视作一种反常的、特别的甚至是不正常的情形，因此政治监管的意义就更大了。除了格别乌谁能监督外汇业务不超出准许的范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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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们从国家利益角度审视了外宾商店和格别乌的外汇竞争：两个部门都通过“攫取有价物品”来满足工业化的需求。我们现在把国家利益放在一边，用普通人的视角审视这一切。什么东西可以向我们述说在1930年代日常生活中政治部门和商贸部门的外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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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宾商店出现前，人民的外汇权并不清楚。在“新经济政策”的外汇市场崩溃后，唯一允许苏联人参与的黄金业务是按照政府制定的固定牌价将黄金卖给国家换取卢布。外汇兑换业务则只允许入境苏联的外国人和出境的苏联人通过严格规定的国家渠道进行。1930年代上半叶，只有外国人可以在特定的地点使用外汇支付。其他所有涉及外汇现金和黄金的私下交易——出售、兑换、用作支付手段——都被视为经济犯罪、外汇投机。格别乌负责对此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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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律没有任何修订，但是外宾商店“擅自”给予了人民更广泛的外汇权，在外宾商店这一有限范围内的外汇交易被认定为合法。只有在外宾商店之外的私下外汇和黄金交易是被禁止的，因此那里滋生了黑市。不过，外宾商店和格别乌“外汇清洗”的共存导致了混乱和不确定。人们不清楚两个部门职权的界线在哪里。人们没有把握确定，什么是法律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由于最终没明白游戏规则，所以对外宾商店持怀疑态度。即便在外宾商店完成了法律允许的交易，1930年代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的“外汇权”受到了保护。当顾客在外宾商店被逮捕时,人们通常不会尝试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是向四处跑散，这绝非偶然。结果是，每个前往外宾商店的人都怀揣恐惧、冒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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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别乌逮捕行动的随机性和前后不一致导致恐慌加剧。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某人获准持有外汇和黄金并在外宾商店使用了这些有价物品消费，而某人却不被允许——遭到了逮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会思考，群体划分的界线在哪里。文献表明，人们试图搞清楚逮捕的逻辑并加以合理的解释。或许，逮捕与否取决于顾客的社会地位和所持黄金的来源？一位党员在给格别乌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这样理解的，应当被逮捕的人显然是那些拥有黄金的旧商人、投机者、掠夺者、旧制度的官僚、警察（沙俄时期的警察——作者注）和富农，而明显不是劳动者、无产阶级和中农、贫农，这些人如果有黄金的话，应当（即有权利——作者注）毫不畏惧地把黄金带到外宾商店。”994这个人的逻辑很简单：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剥削者应当被剥夺外汇权。格别乌要逮捕的正是这些剥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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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宾商店进行类似的阶级划分对于政治局而言并不需要花大功夫。“旧时代遗民”都在国家管控之下。他们属于“被剥夺选举权的人”的范畴。人们要求在政府关于外宾商店的决议中指明“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得进入外宾商店。没什么人会对这个决议感到惊讶：卡住“旧时代遗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是那个时代的规范，剥夺其外汇权在逻辑上符合1930年代的社会等级划分标准。然而，在涉及外宾商店时，政治局没有将公民按照社会地位、收入来源、革命前的活动等要素进行划分。类似的划分在设立外宾商店的决议中以及后续规范外宾商店经营活动的文件中都只字未提。995外宾商店的门向每一个拥有外汇有价物品的人开放。谁把黄金带到外宾商店、人们是怎么得来的黄金，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交过来就行：评估员—验收员不得要求民众出示证件、记录姓氏和交谈中透露的其他信息。交来有价物品可以换得外宾商店不记名的商品册。996因此，外宾商店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这里的所有顾客在社会性上都是平等的。回到1930年代苏联人的困惑——格别乌在外宾商店逮捕的人和没被逮捕的人之间有何区别，应当可以得出结论——顾客的社会地位与此并无关系。毫无疑问，在外宾商店被捕的顾客中碰巧有“旧时代遗民”，但也有劳动者——工人、服务员和集体农庄成员。外宾商店的资料确认了这一点，之前所引述的信件的作者是党员，在为格别乌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同时，他承认连“无产者和集体农庄成员”去一次外宾商店也是提心吊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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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格别乌的行为逻辑时可以假设，其在外宾商店只逮捕大额外汇持有者。但是这个假设经不起推敲。外宾商店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格别乌不能再以私藏外汇和黄金的理由抓人，并不关乎数额大小。根据外宾商店的工作规定，外汇现金或黄金本身不会让人成为罪犯。格别乌只能追捕非法使用这些有价物品在黑市上交易的人。而且，从外宾商店的工作逻辑出发，越多人带来黄金和外汇，收到的有价物品就越多，这样也就越好。规定外宾商店经营活动的决议并没有区分小额和大额持有者的外汇权利。“小额有价物品持有人”“大额有价物品持有人”——这些等级分类虽然出现在外宾商店的文件中，但并不具有社会划分的性质，纯粹是反映经济特性的。对外宾商店档案文献的分析反驳了关于外宾商店被捕顾客全是或大部分是大额有价物品持有人的假设。外宾商店各办事处抱怨道，格别乌不加区分地抓人，大规模运动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小额有价物品持有者”。文件中列出的没收金额常常纯粹是象征性的些金币、一些外宾商店卢布流通券。在没收商品中，没有皮货、鱼子酱和古董，只有普通食物 听罐头、一瓶伏特加、一袋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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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逮捕外宾商店客户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格别乌用打击黑市投机活动，即坚决制止外宾商店合法交易区域之外的外汇交易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在审视在外宾商店只逮捕投机分子的假设时，首先应当指出，外汇投机在苏联是重罪。在市场经济国家，导致苏联公民遭到追捕的大部分外汇交易（避开国有中介机构进行外汇兑换、使用外汇买卖等）都不会被视为犯罪。不过，另一种解释更为重要。在外宾商店周围事实上存在着大量黑市，不少人因为从事苏联法律禁止的外汇交易而遭到格别乌逮捕，但这并不是本章研究的对象。事实证明，格别乌为了完成本部门的外汇计划在打击投机活动的伪装下定期且有意识地利用外宾商店查出有价物品持有者。逮捕行动常常发生在合法交易进行时——比如在商店里购买商品时，这给了外宾商店管委会抗议格别乌行动的依据。抓人的真正原因是人们手里有可以攫取的东西——外汇和黄金。这就是格别乌的行动逻辑，也是苏联公民试图了解的逻辑，以便确定到底去不去外宾商店。无产阶级出身、外汇金额小、交易合法都无法确保人们免于被监视、搜查、没收财产或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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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会有人公开说，1930年代苏联生活的特征是惩戒机关横行霸道。但是，外宾商店史让人看到了苏联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特点。逮捕外宾商店顾客的逻辑证明，拥有外汇和黄金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感到害怕。他们闭着眼睛做出选择：“出征”外宾商店会不会正巧碰到格别乌的例行“外汇清洗”。只要进入外宾商店就伴随着风险，没人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安全回家。能讲的只是被逮捕的可能性大小。格别乌和外宾商店的外汇竞争史证实，即使在商店里习惯性地买个面包都可能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演变成监视、搜查、没收财产，甚至是逮捕。苏联的日常生活具有冒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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