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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作为和缺乏监管，偷盗十分容易。“边远地区”的情况常常是“懒得去抓”。哈巴罗夫斯克的状况是这样的：“黄金由国家银行的收款员收取，但黄金并不是每天都交给银行，而是每十天收一次，平时就存在外宾商店的一个保险箱里。据收款员称，那把锁很差，黄金会渐渐消失。精沙金收进来时纯度各异，被倒进香烟上面的盒子里。发生过沙金撒落和不同纯度黄金混合的事情……结算和财务报告情况极差，商品不按照品类、数量清点，而是按照类型和金额清点。仓库和冰库里的商品完全不被会计计入。截至11月1日，哈巴罗夫斯克的分支机构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商品，分别是什么。这里的文件保存不善。一部分钱在会计家里，—部分钱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办公室里，还有一部分在商店里。”1349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情况也类似。1350在尼古拉斯克—乌苏里斯克是这样描述外宾商店的：“外宾商店没有好的锁，甚至没有好的门。门用一把小锁锁住并封上蜡，因此随时都可能发生不幸的事情……商店负责人（并非黄金专家）根据自己的判断收进黄金，每两周或更久，黄金才会收集归拢一次，平时保存在商店里由国家银行提供的一个盒子里……收集到的黄金在没有护卫、没有盖章的情况下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使黄金处于被盗的威胁之下。”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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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别的生存和致富方法。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在“小白桦”1352外汇商店中，主要的舞弊手段之一就是双重收款处或“黑”收款处。“小白桦”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钱在普通的贸易网络中购买商品，之后在自己工作的商店里倒卖换取外汇。1353我敢肯定,“双重收款处”——经营智慧的产物——早在“小白桦”之前就已出现,我在外宾商店的资料中寻找对它的描述，最终找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办事处的负责人列出了违法行为中的一个案子，粮铺和肉类部的工作人员自己花钱收购从当地肉联厂偷来的肉，之后在外宾商店倒卖换取金卢布。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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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小摸是苏联系统中自我供给的主要方式。在工作时或“从工作中”实施盗窃的人甚至得到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小偷”，这证明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小偷小摸”是苏联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商品长期紧缺的国家，似乎任何废物，甚至是最没用的废物都能被善加利用。例如，为什么要从工作中偷一些烧坏的灯泡？谁会需要它们？看来，有人需要它们——在市场上可以卖得几个戈比。买了这些坏灯泡的人来到工作的地方，拧下完好的灯泡拿回家，再把带来的坏灯泡拧上去。这样，几乎没花钱就给家里换上了好的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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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是饥饿的、衣衫褴褛的，但在外宾商店里却是巧克力、红酒、香肠……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偷偷地在工作中啃光了外宾商店的储备，特别是论件的预包装商品，“他们用剩余物煮午餐”、“索要”外宾商店香烟、喝光小储藏室里的红酒、就着外宾商店的“糖果”喝茶（被解雇的名单上的人很多有着类似的情况）。能拿的东西都拿回家，幸好从1932年秋天起，保安是自己人一民，他们常常自己也有份。某人在口袋里放了两块巧克力糖、一个苹果、“三个法国面包（小）”带回家，另一个人拿的东西更大一些：冻鱼、火腿和干酪，还有几米外宾商店的布。在列宁格勒的一家商店里进行“个人查验”时，从一个保洁员身上发现了两个牡蛎。1355还有一个监察机关开展行动的例子：“4月8日上午11点，工人同志科罗布科夫•叶戈尔·尼基托维奇（在第八百货商店工作）被当场抓获。在他包里发现了2.5千克成块的糖，600克奶油以及1盒已经拆封的’斯托尔门戈牌’香烟。”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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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商店的行政管理部门都试图和“小偷”进行斗争。虽然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它的形象和思维却延续了下来，“轻骑兵分队”会对存衣柜进行突击检查（通常职工们会把最好的东西放在存衣柜里），并在人们下班时搜身。1357一位叫图马索夫的受害者向列宁格勒市办事处的副主任抱怨道：“昨晚，即1934年9月21日晚上，我作为工地主任顺道去了苏维埃大街上的’外宾商店’（第六食品商店）检查维修工作的进展。在对工人进行必要的指导后，我走出了商店，还没走上几步，一个陌生的公民走到我跟前，拦住我，问我是不是外宾商店的工作人员。我问’干什么’，这个陌生的公民自称为’轻骑兵’的代表并出示了某种证件。我回答，我不是商店的工作人员，且根本不是’外宾商店’的贸易工作者,而是修缮这家商店的工地主任。当时这个陌生的公民要求我跟他穿过门洞，到一栋房子的角落处进行搜身。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而且没有看到任何扣留我的依据，更不用说搜查了。我认为，显然，这位公民对我产生了某种怀疑，我建议他跟我去商店里，在那儿解释他感兴趣的问题。这位公民拒绝去商店里，而是开始劝我跟他去大门下面，并让他检查我的口袋。当时，我又一次问他：’您对我有什么怀疑？’他的回答很粗暴：’这和您无关，要么服从我的要求（即搜身），要么让我把您送到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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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下来是否怀疑，这个“轻骑兵”的代表会不会是一个骗子：他会不会用骗局把害怕的外宾商店顾客骗到门洞里，再实施抢劫？但是之后的抱怨否定了这种怀疑。他们叫来了执勤的民警，公民图马索夫被送到了警察局。“轻骑兵”的代表坚持进行搜查的理由是，图马索夫“有外宾商店流通券”。在警察局，图马索夫获知，外宾商店的条例允许“轻骑兵”搜查工作人员。然而，图马索夫不愿被搜查，声称这“侮辱了他的公民名誉”。文末，他补充道：“不敢想象自己的处境（下画线是我想强调的——作者注）,在列宁格勒市楼房大门下面被迫让人打开自己的口袋。1358这是1934年9月。两个多月后，就是在列宁格勒市中心，列奥尼德-尼古拉耶夫射杀了谢-米-基洛夫。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成了现实：数千人不得不翻出自己的口袋，而且不仅如此——大追捕、搜查和枪决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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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骑兵”的突袭行动没收了很多日用品和美食。1359“小偷”予以否认并狡辩：“包不是我的”“在垃圾桶里找到的”“拿了条鞘鱼，因为怎么也卖不掉”“拿来穿一穿”1360。或是“拿的是定量配给账户中的东西”“橘子和核桃是给生病的孩子吃的”“妻子在家里骂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我醉醺醺地来到这里拿了一块肉”“我从家里带出来的”。拥有商品册的售货员会引起怀疑，因为商品册可以掩饰工作中的偷窃行为。每次在自己工作的商店里买东西必须要自证清白。商店的工作人员需要经理批准其在自己工作的商店上交有价物品。那些从家里带来“午餐”的人会遭到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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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轻骑兵”突袭的结果，商店里会召开决定“小偷”命运的“同志法庭”。判决各有不同——从责备和训斥到开除、取消定量配给、从工会中除名、移交给法院。这里有一份法庭纪要，它说明了偷窃的性质和方法，以及惩罚机制和逻辑。审判是于1935年7月7日在莫斯科第四外宾商店（彼得罗夫卡大街55号）里进行的。“轻骑兵”在几天前的搜查中发现粮食部保洁员索科拉托娃个人的柜子里有价值10金戈比的215克香肠（当她从粮食部下班时，对她进行了搜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索科拉托娃承认自己偷窃。她用经济困难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她要抚养两个孩子，分别是7岁和10岁，还要赡养年迈的母亲。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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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询问索科拉托娃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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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申同志（法庭主席——作者注）问索科拉托娃：实施了几次盗窃，把香肠留在柜子里的目的何在，为什么要在衬衫上缝一个口袋（下画线内容是我想强调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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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拉托娃：这是第一次偷东西。把香肠留在柜子里是因为没有时间吃，一直在工作。衬衫上缝的不是口袋，而是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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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什金娜同志（目击者）向法庭陈述道，在搜查索科拉托娃时，发现了一个小心缝制在衬衫上的口袋，可以容纳2千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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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的容量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有一个细节——口袋伪装成了补丁。在研究上述文献选段时，我想问，谁会想到询问“为什么在衣服上缝制口袋”？然而，在1930年代，口袋不仅是衣服的配件，还是求生中的发明。按照当时的逻辑，拥有口袋可能就是犯罪。在阅读文献后想到的另一问题是：索科拉托娃被他们抓住了，可又有多少人成功地吃到了偷来的香肠或是别的食品，而不是放在柜子里留到“以后”？在“同志法庭”审判时，这家商店的粮食部被盗公物为200金卢布。索科拉托娃的盗窃价值只有10戈比，这就意味着还有其他的“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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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法庭”对索科拉托娃的判决相当轻，而且有点奇怪。她受到了严厉的训斥，并从粮食部转到了另一个部门，远离了令人头晕、香气四溢的美食。宽容的判决的原因在于，索科拉托娃在商店工作的两年间表现较好，曾是“女突击手”（由于此次的行为，她被开除出“女突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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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而且此前从未被处罚过。法官们展现了人道关怀，关注到了她困难的物质条件。1362对索科拉托娃的轻罚是个例外。“轻骑兵”的其他行动证实，在大部分的类似案件中，犯事者会被开除并移送法院。外宾商店的案件须在20天内进行审理。1363对于偷盗的刑事案，有时会判处公开枪决。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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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零散，难以估算出外宾商店因盗窃而导致的物质损失总量。可以做一个大致的计算。贸易人民委员部1933年度的报表证实，盗窃、缺额、不合格商品报废导致的损失在贸易人民委员部系统内达到360万卢布。1365外宾商店内的盗窃在在这几百万中占据多少份额？1932年的数据可以就此予以说明。关于外宾商店工作检查结果的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的缺额超过80万卢布”。1366从中可以推测出，外宾商店因为大规模盗窃和“小偷小摸”每年损失约10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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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宾商店的正式文件中，饥荒从未被视为大规模偷窃的原因。1367政府将其归咎为“社会阶级异己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玷污了贸易机关”，这也成了必须进行清洗的原因。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在1933年春夏做出的决议，外宾商店进行了第一次“大清洗”。这次清洗的时间说明，它是1932年12月开始并延续到之后一整年的党内总清洗的“回声”——外宾商店的领导层和斯大林的时间保持同步。根据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应当“清洗的”有“政治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托洛茨基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旧时代遗民”和“社会阶级异己分子”（富农、行政流放者、旧商贩、贵族、旧警察、神职人员、“被剥夺权利的人”）。1368鉴定委员会的构成包括管委会全权代表、地方党支部和党委的书记。整个夏天，有些人被抓；秋天，外宾商店被清洗。被开除人员的名单保存在档案中，对每个人有一些简短的说明，似乎是告密的内容。1369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1934年冬天，在外宾商店开展了“机关自查”。1935年1月初，外宾商店管委会意识到存在大量的舞弊行为，于是重新开始检查人员，威胁不仅要惩罚“异己分子”，还要惩罚那些把他们招来的、“丧失警惕的”领导。1370除了政治坏分子和社会阶级异己分子，在1933—1935年间，大量的外宾商店工作人员因为职务犯罪而遭到“清洗”：欺骗顾客、缺额、小费和贿赂（“从美国大使馆的女服务员那里收取10美元”）、侵占客户遗忘的物品、酗酒、旷工和迟到、任人唯亲、粗暴对待顾客、隐瞒前科、工作业绩差、不专业（“因不具备专业技能及令人怀疑而被开除”）、不采取措施打击反苏言论（“在会计处讲关于斯大林的笑话，对取消配给制、启动地铁项目及李维诺夫同志的宴会进行批评”）、与国外勾连（“在美国有亲戚”），以及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更新”人员。执行人遵从了外贸人民委员罗森戈尔茨的话，如果对某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怀疑，只要不相信这个人的忠诚和正派，即便没有任何罪证，较之留下他，最好还是把他清除出系统。1371管委会有时会干涉并重审地方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后者解释为什么开除党员，而有时又会因为告密而启动对那些幸运地成功躲过清洗的工作人员的调查。1372主要的惩罚形式是开除和禁止今后在外宾商店系统工作，1373但也碰到过追究党内责任和刑事责任以及移送格别乌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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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委员会的纪要提醒我们，审理流程是这样的——证人证词、罪证、搜查结果、被告自行辩护。纪要说明了当时在社会中自我保护的主要方式：人们隐瞒自己的出身、一口咬定不清楚被捕配偶或是其他亲人的经历、通过提出离婚或者搬到其他地方居住和他们划清界限。修复社会和政治名誉的措施之一是嫁给一位担任一定职务的工作人员。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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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没有延续到大恐怖时期，在其前夕就关闭了。然而，镇压并没有绕过那些从前在外宾商店工作过或者买过商品的人。我们知道诸如斯塔舍夫斯基和利文森这样的名字，但是很多其他的名字都消失在了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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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外宾商店的“红色经理”：“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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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工人。第一骑兵军的采购员。渴望出国。盗贼。给斯大林的信。剖析经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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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介绍格里高利•伊万诺维奇•穆斯特（Грнюргш Ивановиче Муст）（1889—1938?）,1375他担任了较长时间（1933年8月—1935年1月）的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此外，在斯塔舍夫斯基和利文森“交接”期间（1934年8—11月），穆斯特短暂代理过管委会主席。穆斯特的个人经历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的经历使我思考斯大林时期经济犯罪的本质——当代斯大林主义历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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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伊·穆斯特出生在乌克兰伊丽莎白城的一个俄罗斯人家庭。父亲是钳工，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接受过中等教育，毕业于伊丽莎白城三年制市立学校和初等技术学校，15岁时在格里申诺的机车库担任钳工，之后到叶卡琳诺斯拉夫铁路担任火车司机助手。如果其自传可信的话，格里高利-穆斯特在青年时期参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戈尔洛夫卡武装起义，多次被捕，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从1910年起到1914年3月，穆斯特在卡尔斯要塞的沙皇炮兵部队中服役（非战斗人员）。退役后（一战爆发前几个月！），他在普利韦斯林斯卡铁路的机车库工作，之后又在里加的俄罗斯一波罗的海车厢厂工作，一直干到技工。1915年工厂疏散后，穆斯特开始在莫斯科的柳布利诺火车站工作，然后在特维尔的车厢厂担任技工。1916—1917年，在菲利的汽车厂担任技工，而后在莫斯科的炮弹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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