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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法庭”对索科拉托娃的判决相当轻，而且有点奇怪。她受到了严厉的训斥，并从粮食部转到了另一个部门，远离了令人头晕、香气四溢的美食。宽容的判决的原因在于，索科拉托娃在商店工作的两年间表现较好，曾是“女突击手”（由于此次的行为，她被开除出“女突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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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而且此前从未被处罚过。法官们展现了人道关怀，关注到了她困难的物质条件。1362对索科拉托娃的轻罚是个例外。“轻骑兵”的其他行动证实，在大部分的类似案件中，犯事者会被开除并移送法院。外宾商店的案件须在20天内进行审理。1363对于偷盗的刑事案，有时会判处公开枪决。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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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据零散，难以估算出外宾商店因盗窃而导致的物质损失总量。可以做一个大致的计算。贸易人民委员部1933年度的报表证实，盗窃、缺额、不合格商品报废导致的损失在贸易人民委员部系统内达到360万卢布。1365外宾商店内的盗窃在在这几百万中占据多少份额？1932年的数据可以就此予以说明。关于外宾商店工作检查结果的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的缺额超过80万卢布”。1366从中可以推测出，外宾商店因为大规模盗窃和“小偷小摸”每年损失约100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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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宾商店的正式文件中，饥荒从未被视为大规模偷窃的原因。1367政府将其归咎为“社会阶级异己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玷污了贸易机关”，这也成了必须进行清洗的原因。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在1933年春夏做出的决议，外宾商店进行了第一次“大清洗”。这次清洗的时间说明，它是1932年12月开始并延续到之后一整年的党内总清洗的“回声”——外宾商店的领导层和斯大林的时间保持同步。根据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应当“清洗的”有“政治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托洛茨基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旧时代遗民”和“社会阶级异己分子”（富农、行政流放者、旧商贩、贵族、旧警察、神职人员、“被剥夺权利的人”）。1368鉴定委员会的构成包括管委会全权代表、地方党支部和党委的书记。整个夏天，有些人被抓；秋天，外宾商店被清洗。被开除人员的名单保存在档案中，对每个人有一些简短的说明，似乎是告密的内容。1369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1934年冬天，在外宾商店开展了“机关自查”。1935年1月初，外宾商店管委会意识到存在大量的舞弊行为，于是重新开始检查人员，威胁不仅要惩罚“异己分子”，还要惩罚那些把他们招来的、“丧失警惕的”领导。1370除了政治坏分子和社会阶级异己分子，在1933—1935年间，大量的外宾商店工作人员因为职务犯罪而遭到“清洗”：欺骗顾客、缺额、小费和贿赂（“从美国大使馆的女服务员那里收取10美元”）、侵占客户遗忘的物品、酗酒、旷工和迟到、任人唯亲、粗暴对待顾客、隐瞒前科、工作业绩差、不专业（“因不具备专业技能及令人怀疑而被开除”）、不采取措施打击反苏言论（“在会计处讲关于斯大林的笑话，对取消配给制、启动地铁项目及李维诺夫同志的宴会进行批评”）、与国外勾连（“在美国有亲戚”），以及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更新”人员。执行人遵从了外贸人民委员罗森戈尔茨的话，如果对某个工作人员有一点点怀疑，只要不相信这个人的忠诚和正派，即便没有任何罪证，较之留下他，最好还是把他清除出系统。1371管委会有时会干涉并重审地方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后者解释为什么开除党员，而有时又会因为告密而启动对那些幸运地成功躲过清洗的工作人员的调查。1372主要的惩罚形式是开除和禁止今后在外宾商店系统工作，1373但也碰到过追究党内责任和刑事责任以及移送格别乌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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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委员会的纪要提醒我们，审理流程是这样的——证人证词、罪证、搜查结果、被告自行辩护。纪要说明了当时在社会中自我保护的主要方式：人们隐瞒自己的出身、一口咬定不清楚被捕配偶或是其他亲人的经历、通过提出离婚或者搬到其他地方居住和他们划清界限。修复社会和政治名誉的措施之一是嫁给一位担任一定职务的工作人员。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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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没有延续到大恐怖时期，在其前夕就关闭了。然而，镇压并没有绕过那些从前在外宾商店工作过或者买过商品的人。我们知道诸如斯塔舍夫斯基和利文森这样的名字，但是很多其他的名字都消失在了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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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外宾商店的“红色经理”：“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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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工人。第一骑兵军的采购员。渴望出国。盗贼。给斯大林的信。剖析经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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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介绍格里高利•伊万诺维奇•穆斯特（Грнюргш Ивановиче Муст）（1889—1938?）,1375他担任了较长时间（1933年8月—1935年1月）的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此外，在斯塔舍夫斯基和利文森“交接”期间（1934年8—11月），穆斯特短暂代理过管委会主席。穆斯特的个人经历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的经历使我思考斯大林时期经济犯罪的本质——当代斯大林主义历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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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伊·穆斯特出生在乌克兰伊丽莎白城的一个俄罗斯人家庭。父亲是钳工，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接受过中等教育，毕业于伊丽莎白城三年制市立学校和初等技术学校，15岁时在格里申诺的机车库担任钳工，之后到叶卡琳诺斯拉夫铁路担任火车司机助手。如果其自传可信的话，格里高利-穆斯特在青年时期参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戈尔洛夫卡武装起义，多次被捕，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从1910年起到1914年3月，穆斯特在卡尔斯要塞的沙皇炮兵部队中服役（非战斗人员）。退役后（一战爆发前几个月！），他在普利韦斯林斯卡铁路的机车库工作，之后又在里加的俄罗斯一波罗的海车厢厂工作，一直干到技工。1915年工厂疏散后，穆斯特开始在莫斯科的柳布利诺火车站工作，然后在特维尔的车厢厂担任技工。1916—1917年，在菲利的汽车厂担任技工，而后在莫斯科的炮弹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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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穆斯特的党派归属并不是一以贯之的。1914年，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但显然最初加入的是孟什维克。1917年4月，他又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派。他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时间相对较晚——1918年。为了抹平这一政治“失误”，穆斯特在履历中强调，他在十月革命期间就开始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即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之前。穆斯特称米•帕-托姆斯基是其履历中这一事实的见证人，但是后来的时间证明，他又犯了政治错误。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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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特在国内战争的战斗中表现并不突出：他先后担任了斯大林领导下的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行政人员、副供给委员、供给委员，谢•米-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的供给全权代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供给全权代表。国内战争结束后，穆斯特在十月铁路、北高加索铁路和中亚铁路担任领导，并担任过交通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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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党把格里高利-穆斯特“从交通部门调到了贸易部门”：1933年8月前，他当了近3年的驻捷克斯洛伐克贸易代表，在条件优越的国外躲过了大饥荒。有意思的是，穆斯特本人争取了外派工作：1920年代末，他请求党的领导给他提供机会“到外国学习最新的生产管理和组织方法”，以便成为有知识的工厂领导。应当注意他对出国的渴望。1920年代末执掌国家大权的“列宁近卫军”的职业革命者们要么把国外看作开展破坏工作的地方，要么看作政治贬黜流放之地。年轻的格里高利•穆斯特显然是新型党员。长期待在国外，以及供给工作者的经验对他的性格造成了“腐蚀性的”影响。这个推测是基于穆斯特之后的履历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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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穆斯特没有成为工厂领导。1933年8月，他从布拉格贸易代表处调到了外宾商店，担任管委会副主席，1934年还短暂地担任了这家贸易企业的主席。在生活相对优越的时候——饥荒已经消退，穆斯特占据了这些“有油水的”职位，管委会试图把外宾商店变成文明的外汇示范商店。格里高利-穆斯特没有经受住优越的物质条件的考验：1935年初，他“因为腐化”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被捕并移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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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甘卡监狱接受调查时，格里高利·穆斯特还致信斯大林。斯大林并没有无视他，而是指派党的监察委员会检查了外贸人民委员部、捷尔任斯基区委和检察院就“穆斯特的案子”所做出的判决。1377保存在党的监察委员会档案库中的案卷资料让我们不仅了解了穆斯特真实的个人经历，看清楚了外宾商店领导们实施职务犯罪的动机，还看到了苏联精英的腐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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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特被控挥霍国家经费：奖金和所谓的“秘密经费”，即领导们用于住房、治疗、疗养、购书、专用食堂用餐的补贴费用。1378国家不是因为领导精英贫穷才向他们提供资助的：1930年代，苏联领导们的物质保障是全国最好的。领导岗位的党员工资不得高于工人平均工资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时是声名狼藉的最高月薪。穆斯特的月工资约为500卢布，是国内最高的月工资之一。1379在1930年代上半叶配给制的年份，苏联精英以最低的价格获得了最好的定量配给。在包括公寓、别墅、消费券、医疗服务、养老金等其他物质福利的分配等级中，苏联精英处在社会阶层的最高层。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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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秘密”经费的补贴和高昂的奖励是中央政府批准的苏联精英的一部分特权。穆斯特和外宾商店其他行窃的领导的罪行在于，他们“超出了”允许的金额。1934年，外贸人民委员部向外宾商店领导层拨发了4.5万卢布的治疗费用。不到10月，这笔钱就花光了，穆斯特自行往治疗金中补充了9000卢布。其中，穆斯特留给自己的金额在当时堪称巨款——约6500卢布。经党的监察委员会认定的奖金规模及其分配特点证明了外宾商店领导们“赤裸裸地唯利是图”。党委书记、基层委员会主席、财政部门负责人每人获得了4000多卢布，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工资。穆斯特给自己发的奖金相当于6个月工资（大约3000卢布）。1934年全年，外宾商店总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奖励形式收到的住房、医疗等补助34.9万卢布，其中大约24.5万卢布由穆斯特个人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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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和配给制时期的其他单位一样，有权自行采购食品，用以改善本单位工作中人员的供给和扩大贸易品种（分散采购）。1381为此，外宾商店里有一笔专门的经费和一位名为布尔施泰因的全权代表。这笔钱金额不小——超过7.9万卢布。他们采购了一定数量的肉、苹果和蔬菜,不过居然会不够。显然，钱“流进了”私人口袋。按照布尔施泰因的供词（文件证实，这个人在调查过程中发了疯并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窃得的资金放在了组织支出的预算中。布尔施泰因把一部分钱留给了自己，但大部分虚构的组织支出——大约为七八千卢布——送给了穆斯特。外宾商店管委会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票据，用来证实分散采购上的组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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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特的案子显示了一个相对独特的盗窃方法。在外宾商店管委会里有一间商品样品陈列室，这些样品是由国内生产商和国外公司提供的，用以在外宾商店进行销售。入库商品部进行了清点，但展品不止一次被偷，就像文献所言，“粮食邮包样品消失得无影无踪”。诸如手表和留声机这样的贵重商品本应退回外国公司的，但是过了几个月都迟迟不还——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拿走“使用了”。文献描绘了另一种自我供给的方式：“外宾商店工作人员提前从陈列室中为自己挑选好样品并以很低的价格买下来。”如果文献所说属实，那么穆斯特亲手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大量化妆品，以及供自己使用的收音机、留声机和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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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管委会掌管着工作人员的食物定量分配——这是又一个舞弊的来源。定量配给长期处于“超支”状态。还有一个自我供给的渠道——使用苏联货币购买外宾商店商品。虽然，接接触外宾商店的商品——他们在办公室上班，属下的商店经理们，用苏联卢布买到紧俏商品。还有一个自我供给的渠管委会工作人员并不直而非商店，但可以利用穆斯特则在莫斯科供应外交使团的外宾商店里领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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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大约一年时间内，仅按照调查核实的事项，穆斯特就侵占了大量资金——1.5万金卢布，相当于他两年半的工资。刚开始调查时,穆斯特就开始抛售自己的财产，他抵补了6500卢布：这就是穆斯特同志出售财产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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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史料研究中，相当肯定地确认了全面不服从斯大林体制的趋势，包括经济犯罪、对抗政府（消极对抗、日常生活中的对抗等）。1382穆斯特的案子反映了上述结论的荒谬。为了确定穆斯特及像他那样的人实施的经济犯罪的本质，有必要指出两件事。如果按照1930年代苏联社会的标准，外宾商店的领导们得到了国家非常好的保障，他们并不挨饿。例如，穆斯特把侵占“秘密”经费里的款项解释为“近期（白兰地）喝得太多”。驱使人们实施类似侵占行为的主要动机，要么是自己贪婪，要么就是施加影响力的人贪婪。熟知穆斯特的人——瓦•伊-梅日劳克、扎•默-别列尼基1383——把他描述成一个真诚、能干、正直的工作人员,但也是一个容易受到“小市民妻子”影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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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宾商店那些监守自盗的领导们并不是苏联政权的反对者,也非受到强迫的不可靠的“同路人”。他们参加革命，在国内战争中保卫苏联政权，之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代表政府。这些人跟当时的体制血脉相连。他们本身就是苏联政权。穆斯特是一个世代相传的铁路工人，从1905年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革命前就已是社会民主党人，国内战争时期的委员，战争结束后在苏联最大的铁路线上工作。在党内期间，他“从来没有偏离过总路线”，没有被追究过党内责任，没有遭受过行政或司法惩处。有谁会知道，如果他不在外宾商店受到金钱诱惑、没有娶“小市民妻子”，他会不会继续忠诚地工作下去。穆斯特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证实，他并不想去外宾商店，因为这不是他熟悉和喜爱的事业，他是一个生产者，他想继续在交通领域工作。穆斯特请求斯大林“有针对性地”利用他，考虑到已经犯下的错误，可以将他发配去做一个车间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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