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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和配给制时期的其他单位一样，有权自行采购食品，用以改善本单位工作中人员的供给和扩大贸易品种（分散采购）。1381为此，外宾商店里有一笔专门的经费和一位名为布尔施泰因的全权代表。这笔钱金额不小——超过7.9万卢布。他们采购了一定数量的肉、苹果和蔬菜,不过居然会不够。显然，钱“流进了”私人口袋。按照布尔施泰因的供词（文件证实，这个人在调查过程中发了疯并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窃得的资金放在了组织支出的预算中。布尔施泰因把一部分钱留给了自己，但大部分虚构的组织支出——大约为七八千卢布——送给了穆斯特。外宾商店管委会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票据，用来证实分散采购上的组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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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特的案子显示了一个相对独特的盗窃方法。在外宾商店管委会里有一间商品样品陈列室，这些样品是由国内生产商和国外公司提供的，用以在外宾商店进行销售。入库商品部进行了清点，但展品不止一次被偷，就像文献所言，“粮食邮包样品消失得无影无踪”。诸如手表和留声机这样的贵重商品本应退回外国公司的，但是过了几个月都迟迟不还——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拿走“使用了”。文献描绘了另一种自我供给的方式：“外宾商店工作人员提前从陈列室中为自己挑选好样品并以很低的价格买下来。”如果文献所说属实，那么穆斯特亲手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大量化妆品，以及供自己使用的收音机、留声机和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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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管委会掌管着工作人员的食物定量分配——这是又一个舞弊的来源。定量配给长期处于“超支”状态。还有一个自我供给的渠道——使用苏联货币购买外宾商店商品。虽然，接接触外宾商店的商品——他们在办公室上班，属下的商店经理们，用苏联卢布买到紧俏商品。还有一个自我供给的渠管委会工作人员并不直而非商店，但可以利用穆斯特则在莫斯科供应外交使团的外宾商店里领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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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大约一年时间内，仅按照调查核实的事项，穆斯特就侵占了大量资金——1.5万金卢布，相当于他两年半的工资。刚开始调查时,穆斯特就开始抛售自己的财产，他抵补了6500卢布：这就是穆斯特同志出售财产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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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史料研究中，相当肯定地确认了全面不服从斯大林体制的趋势，包括经济犯罪、对抗政府（消极对抗、日常生活中的对抗等）。1382穆斯特的案子反映了上述结论的荒谬。为了确定穆斯特及像他那样的人实施的经济犯罪的本质，有必要指出两件事。如果按照1930年代苏联社会的标准，外宾商店的领导们得到了国家非常好的保障，他们并不挨饿。例如，穆斯特把侵占“秘密”经费里的款项解释为“近期（白兰地）喝得太多”。驱使人们实施类似侵占行为的主要动机，要么是自己贪婪，要么就是施加影响力的人贪婪。熟知穆斯特的人——瓦•伊-梅日劳克、扎•默-别列尼基1383——把他描述成一个真诚、能干、正直的工作人员,但也是一个容易受到“小市民妻子”影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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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宾商店那些监守自盗的领导们并不是苏联政权的反对者,也非受到强迫的不可靠的“同路人”。他们参加革命，在国内战争中保卫苏联政权，之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代表政府。这些人跟当时的体制血脉相连。他们本身就是苏联政权。穆斯特是一个世代相传的铁路工人，从1905年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革命前就已是社会民主党人，国内战争时期的委员，战争结束后在苏联最大的铁路线上工作。在党内期间，他“从来没有偏离过总路线”，没有被追究过党内责任，没有遭受过行政或司法惩处。有谁会知道，如果他不在外宾商店受到金钱诱惑、没有娶“小市民妻子”，他会不会继续忠诚地工作下去。穆斯特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证实，他并不想去外宾商店，因为这不是他熟悉和喜爱的事业，他是一个生产者，他想继续在交通领域工作。穆斯特请求斯大林“有针对性地”利用他，考虑到已经犯下的错误，可以将他发配去做一个车间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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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信中，穆斯特从未谈到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唯利是图、贪婪、意志薄弱。他把侵占国家资金说成“增加奖励超额完成计划的最优秀职工突击手”。从领导干部治疗经费中取出的大量金钱被穆斯特说成“延迟交付给他的特别经费剩余金额”。伪造的分散采购支出在他信中成了“经批准的无须票据的组织支出”，穆斯特把侵占陈列室样品的那部分罪行轻描淡写地看作“没有全数交还化妆品”。应该如何评价这种语言上的油滑？这是有意识地撒谎还是真的坚信自己的说辞？换言之，穆斯特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从革命者变成了侵吞公款的人，当他用华丽的辞藻进行掩饰时，是否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有意识地说谎？或者，他的申述是真诚的？穆斯特坚信（同时想说服斯大林），自己仍旧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没有犯下过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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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后一种更可信。穆斯特感觉自己是苏联领导精英中的一部分，所以认为比普通人享有更大的权利。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是功利的：“我把生命献给你，你赋予我特权，原谅我的错误。”似乎，他真诚地认为，自己的遭遇不公且残酷无情：“以我的人生道路、我对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忠诚，不应这样无情地打击我，我属于需要关心和关注的干部。”（画线部分是我想强调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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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特给斯大林的信中列出的担保人包括了苏联国务活动家谢•米-布琼尼、阿•伊·米高扬、弗•雅·邱巴尔、罗•萨-泽姆利亚奇卡。其实，斯大林本人在波兰战役时就认识他，正是他把穆斯特派到了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显然，正是这个原因，穆斯特才决定致函“主人”）。斯大林并没有对穆斯特的申述置之不理，据此判断，他还记得穆斯特。党的监察委员会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重新审理了穆斯特的案子，并确认了开除穆斯特党籍的正确性，不过监察委员会反对贸易人民委员部、捷尔任斯基区委和检察院的判断，认为对穆斯特的审判并不合理。这一情况证明了领袖的某种仁慈：这是1935年，党的监察委员会不会做出破坏斯大林心情的决定。党的监察委员会建议“将穆斯特派去外贸人民委员部某个工地开展强制性的专业工作，为期3年”，但并未在政治局获得通过。文献并未指出，在党的监察委员会重审后，在穆斯特身上发生了什么。从政治局的决定中可以推测，穆斯特被释放，并在“外边”获得了工作机会。显然，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恢复了党籍。1384因此，不仅穆斯特觉得自己是苏维埃政权的化身，连党也将其视为“回头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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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在档案馆中的格-伊-穆斯特个人资料到党的监察委员会在1935年夏天审理他的案子的记录为止。不过，他的干部个人登记表上“1938年9月19日注销”的章证明，他没能成功地活过“大清洗”。为此，关于他人生道路终点的信息应当去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中查找。在党的档案中，并没有为格·伊·穆斯特死后恢复名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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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领导层实施的经济犯罪是否是反体制的？这些行为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按照当时术语讲，“啃食社会主义财产”是很明显的。这给政权造成了重大的道德损失——这些党员毁坏了苏维埃政权的名声，他们的行为动摇了众人皆知的诚实、严于律己、自我牺牲的共产主义道德基础。不过，对上述的穆斯特的罪行进行的宏观分析可以证明，这些罪行在本质上不是反对政权，而是权力导致的舞弊行为，权力导致的堕落。这是自甘堕落，是内在的权力腐化。对“穆斯特案”的分析证明，正是由于他这类人认为，依附于政权给了他们特权，所以才实施了侵占行为。无论是行为性质、动机，还是侵吞者对行为的理解，都不能认定这类似于对抗体制的经济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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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 代结尾：外宾商店——普通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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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悖论：英雄主义和庸俗习气。第二个悖论：反映阶级立场精髓的社会平等。第三个悖论：从事资本主义贸易的社会主义企业。第四个悖论：黄金——小市民阶层的奇怪兴致和无产阶级的武器。“因此你活着”：历史记忆的悖论。今日的“外宾商店”。“往事一去不返，何悲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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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史中充满了各种悖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外宾商店却以此方法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效劳。为了取得外汇现款，外宾商店牺牲了马克思主义神圣的阶级立场：在外宾商店里，获益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阶级异己分子——那些有黄金的人。但是，不仅外宾商店的目标和方法在思想上存在矛盾，苏联领导人和当时普通人对于外宾商店的理解也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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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府文件百般强调了外宾商店的政治意义，即工业化的命运，甚至十月革命事业的命运都取决于外宾商店的成败。收入的每一个金卢布都在巩固苏联，每个失去的金卢布都在延缓社会主义建设。国家领导人认为，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以及很多国家对苏联商品的禁运更加凸显了外宾商店加强苏联外汇独立的使命的政治意义。外宾商店为苏联工业第一批大型企业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批企业包括国家为之自豪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库兹涅茨克煤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体：似乎，凭借对无产阶级国家所做的贡献，外宾商店配得上一枚勋章，而它的名字本应在苏联领导人口中以英雄的口吻说出。然而，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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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苏联领导人的政治语言中，“外宾商店”只是个普通名词，它不是英雄主义的同义词，而是象征着庸俗市俭、小市民品位、小资产阶级、甜腻、物质欲、贪婪，换言之，就是革命精神的反面二这让人想起格-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的孩子们》中那个嗓音不好的无用的时髦姑娘列娜契卡——“外宾商店的孩子”。还有一个把“外宾商店”用作政治化普通名词的例子。1934年，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在抨击布哈林关于诗歌的报告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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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有点喜欢奶油饼干的味道。布哈林为喜欢吃甜食的人创造了某种诗歌的外宾商店。我更愿意留在普通真实的日常用品中。”1385多好的比喻！甜美的外宾商店奶油饼干——这是甜腻庸俗的象征；真实朴实的日用品——这是无产阶级的旗帜！在1930年代一篇讽刺参与盗窃的外宾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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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政治意识中，两种形象兼而有之：创造外宾商店并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效力的人所拥有的无私奉献的禁欲主义革命形象，以及受到资产阶级锦衣华服诱惑的外宾商店顾客的庸俗形象。官方文件中充斥着无产阶级和庸俗小市民之间的对立。在外宾商店的文件中借用革命前的商贸语汇称消费者为“公众”，这就等于把外宾商店的顾客和过去令人憎恶的时代混为一谈。领导们呼吁最好仔细盯着顾客的脸（而不是大费唇舌），这让人思考，哪种消费者更为重要——外宾商店的顾客还是“消费着”居民积蓄的无产阶级国家。1387谁的利益更为重要——顾客还是国家？这个问题在外宾商店引起了一连串争论：为国家获取有价物品的收购点更为重要，还是满足顾客消费需求的商店更为重要？谁为谁效劳？——外宾商店为顾客效劳，还是顾客为外宾商店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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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革命的庸俗顾客的形象和外宾商店革命使命之间的对立为抽取有价物品的残酷手段进行了辩护：“今天能获得的就不要推到明天”“好好工作，不要放走任何一个没有上交有价物品的人”“以最小的代价为国家带来最大的外汇财富”。外宾商店顾客的非革命属性是“有价物品—商品” 的不等价交换、外宾商店利用饥荒需求垄断价格的思想原因：“价格具有重大意义——这个问题很尖锐。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少的商品获取最多的财富，因为我们大部分时候不是和无产主义者打交道，而是和那些拥有旧时代积蓄的人打交道（下画线是我想强调的——作者注）。”1388这句话揭示了外宾商店的又一个悖论：尽管能不能进入外宾商店并不取决于社会出身，但外宾商店还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反常之处在于，外宾商店反映了阶级立场的精髓：从苏联领导人对外宾商店的政治看法出发,所有外宾商店的顾客连同他们的庸俗积蓄都属于旧时代。所以，他们不应该遭到社会隔离。因此，他们值得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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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宾商店失败原因的官方分析中，可以看到过去的旧世界和即将出现的新世界之间的对抗。外宾商店里所有不好的东西都被解释成混入其系统的“社会异己分子”和“蜕变者”在捣乱。“资本主义”贸易的方法和目标（通过欺骗顾客获取暴利）总是和“社会主义贸易”（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文明贸易”）相冲突。外宾商店管委会“文明贸易”的文件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呼吁仍然记忆犹新——’学习贸易这个口号发布至今已有多年，我们不少年轻领导已经学得不错。然而，遗憾的是，旧俄国’商业’中运用的旧贸易’方法’，即围绕’不骗不卖’原则的贸易方法，连同不理解苏联贸易特点和本质的旧’专家们’一道存在于我们苏联的贸易中。”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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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满是讽刺。外宾商店的领导层追求着社会主义文明贸易，但正是社会主义文明贸易毁掉了外宾商店：随着国家状况的改善，外宾商店就开始从为国家谋利的、向苏联饥民高价出售成袋面粉的、阴暗肮脏的小铺子转型成销售精英商品的示范性外汇商店，由于后者无法保证大笔利润，政府最终关闭了外宾商店。这是对“谁为谁效劳？”这个问题的答案。总之，在这个贸易企业的创始者——斯大林领导层看来，旧时代遗民和他们的有价物品是为了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为了国家而存在的，而不是外宾商店为顾客效劳。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人们对于外宾商店“不称职”、没能成为社会主义文明贸易企业的指责是缺乏依据的。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外宾商店另有使命，它没有错过机会，而是完成了缔造者赋予它的任务——利用人民的需要、不惜使用欺骗手法获得外汇。社会主义文明贸易所宣称的目标和方法并不是外宾商店史中最重要的。1390根据当时的政治语言和思想理解，外宾商店是一家资本主义贸易企业——外汇垄断者，其为获利而利用了消费需求的有利行情。讽刺的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成了外宾商店的辩护词。庸俗习气是外宾商店的工作方法和本身存续的思想依据，革命精神对于庸俗习气的专制可见于对黄金本质和功能的官方解释中。读过外宾商店的资料就不会怀疑，苏联领导人和外宾商店的工作人员都意识到了黄金的意义。这就承认了黄金对于国家、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苏联领导人认为，黄金对于苏联人毫无用处，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物质所得，而是取决于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日常使用的黄金和白银——这是旧时代小市民阶层的奇怪兴致，人们借助这些东西在过去的生活中取得显赫的地位。苏联公民不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黄金和白银制品必须尽快在’外宾商店’的百货商场里兑换成最好的商品。”1391不管是苏联领导人真的相信黄金只有在资本主义世界才有意义，还是为达到目的利用宣传手法的违心言论，否定黄金在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作用的言论再次显示了，对于外宾商店的思想理解立足于旧世界和新兴世界的冲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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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富足取决于国家对其功绩的认可，但外宾商店却证明，黄金及其他有价物品的意义并不限于其对完成国家工业计划的重要性。在外宾商店存续期间，与其说是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黄金，倒不如说是人的生命取决于黄金。因此，很想知道社会大众是如何理解外宾商店的。为此，我决定求助于“当今的圣经”——因特网。对网络资料的分析显示，大众对外宾商店的理解不同于苏联领导的政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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