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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提到，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斯大林主义包括了市场制度。在10—15年前，苏联和西方的研究者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是没有市场的，充其量就是允许合法农民（集体农庄）市场绿洲的存在。在对1930年代苏联经济的这种认识中，当代研究者并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走得更远，后者经过1920—1940年代的长时间争论后承认，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丰富的，而不是平均分配的经济，但不管怎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并不愿意看到在计划和集中控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社会经济区域。《“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一书挑战了这种传统认识。1441该书首次把1930年代的苏联经济当作集中计划供给(1930年代上半叶的配给制和下半叶的苏联国营贸易)和广泛遍布的黑市的共生现象予以呈现。1442外宾商店史使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对于斯大林主义概念的认识，将其视为计划和市场的独特共生现象。外宾商店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外宾商店在饥荒时本应按照人民利益行事。相反，外宾商店利用了饥荒以及“有利的”市场行情，靠着人民的苦难发财，但这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工业发展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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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斯大林主义理解成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在斯大林治下的国家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用。恰恰相反，就像对外宾商店的研究所示，在有违工业化外汇利益的情况下，正是意识形态动机决定了国家对于港口外宾商店里的外汇卖淫行为持否定态度，并对格别乌动摇外宾商店外汇工作效率的胡作非为熟视无睹，还禁止了希特勒德国寄给伏尔加流域日耳曼人的汇款。思想动机还是外宾商店关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不否认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的巨大作用的同时，本书呼吁重视斯大林主义社会经济机制的作用，正如外宾商店所示，其中包括了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大规模国家经营行为，更有趣的事实是，集中计划经济中的任何获利行为都被官方视作经济犯罪——投机活动，按照法律会遭到追捕，而在外宾商店里，斯大林的国家不顾自己的禁令“大肆”经营，就像一个资本主义者一投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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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应和斯蒂芬-柯特金进行适度的争论。他的主要著作《磁力山》的中心论点是，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拒绝资本主义原则之上的新型文明。在之后的一本书中，柯特金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归为“非自由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类型(illiberal noncapitalist modernity)。换言之，柯特金认为以非资本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成于苏联。事实上，苏联领导层公开宣称拒绝资本主义，并试图在拒绝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但外宾商店史证实，无法保持这种纯洁性。经营行为和市场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1443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被忽视，但其独树一帜地显示了，在苏联实际上并不存在反资本主义的纯洁。1444那么,反过来行不行？——“后修正主义者”的研究表明，20世纪的现代性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严格要求。如果认同“后修正主义”的中心论点,即斯大林领导层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那就无法绕开市场，因为现代经济无法脱离市场存在。苏联式现代国家的特点不在于没有市场，而在于市场必须在集中计划经济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上运作。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也会为市场发展设立边界。苏联市场的特点是——只有国家可以开展大规模合法经营活动（外宾商店就是一个例子），人民的市场积极性主要是在“地下”变形的形态下发展。虽然，苏联的农民市场和黑市是自治程度最高、自我调节的经济系统，在这里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了国家的指令干预和强力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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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史让我们在讲到斯大林主义经济时，不去局限于计划和市场这种相互排斥的术语，而是确定其相互关系的平衡以及相互正向（和反向）发展特点的平衡。1445因此，可以认同“后修正主义”的这个论点，即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现实、实践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应是有边界的。事实上，斯大林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冷战”的苏联学家的世界观一样，都是植根于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基础上的。那些研究思想世界的学者难以回避这种两极模式，在研究斯大林主义现实的物质发展进程时，将其预设为某种对抗极。很多斯大林主义研究者都写到过苏联在1930年代对西方经验的效仿，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领导层想要苏联成为西方那样或者要借鉴资本主义，这只是反映了现代化的要求，这些要求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通用的。因此，斯大林领导层“借鉴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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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后修正主义”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对于斯大林主义现象中共通、特殊和独特的相互关系的关注。承认“一战”后盛行的现代国家发展进程的共通性、将苏联社会主义视作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这几乎等同于在当代历史编纂中否定了苏联经验的独特性。著名美国史学家彼得-霍尔奎斯特（Питер Холквист）认为，收集详细而庞大的人民信息的国家制度的发展不是苏联的现象或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而是欧洲的普遍趋势、现代政治的功能。因此，斯大林体制是一种植根于新治理原则的现代国家（国家安全的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其实质是从管理国土转为管理人民。与过去国家治理体系不同的是，在20世纪，收集人民大量信息是全面战争威胁下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建立民族共同体、建立政权希望的社会识别类型、确立人民自我表现形式的基本使命。霍尔奎斯特不认为苏联经验具有排他性和独特性，因为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利用类似做法收集人民信息。他将苏联经验视作当时泛欧洲趋势的特殊表现。苏联的特点在于政权利用新治理方法的方式和目的。不过，在谈及苏联的特点时（试验规模、阶级一意识形态立场、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尤其是利用收集人民信息的国家系统实施社会主义建设和创造新人类的庞大计划），我认为，霍尔奎斯特有违自己的主要论点，恰恰揭示了苏联试验的独特性，因为它是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尝试如此宏伟计划的。1446我并不怀疑“世界上的总体进程具有普遍性”论点的重大意义，我想指出打破合理平衡和失去历史特点的危险性以及斯大林主义现象的独特性（斯大林主义现象中的“泛欧趋势”呈现了激进和悲剧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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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柯特金的著作指出，正如“后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主义的认识那样，普通性和特殊性之间存在着更清晰的连接问题。在《磁力山》中，柯特金称斯大林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反资本主义文明，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意识形态、政治体系和经济形态，还在于符号系统、语言和讲述方式、个人生活中的社会行为类型，甚至还有衣着风格。他认为，斯大林主义是新的社会识别类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体系。《磁力山》关于苏联文明特殊性的中心论点在某种程度上和柯特金后来的文章结论相悖，后者指出，苏联发展遵循了现代化的总体进程。1447然而，柯特金在文章中公正地指出，在普遍性的发展趋势中，每个国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认识以及建设现代国家和社会的道路，甚至会按照“现代性的形态”为国家分类，但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归纳和论述还不够。要探究斯大林主义现象中共通、特殊和独特的相互关系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经验主义分析。“后修正主义者”主要强调斯大林主义和周边世界发展进程的相似性，但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具体的历史资料中，都必须揭示出,斯大林主义下的世界发展总体趋势如何，为什么变得特别、特殊而独特。本书是这种做法的实例，揭示了世界大国建设工业高科技社会的共同倾向如何、为什么在苏联计划经济中表现为国有外汇企业“外宾商店”的特殊—独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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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俄罗斯档案的公开，出现了很多描绘斯大林时期日常生活的作品。1448我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很多学者相似，即视之为国家和社会复杂而活跃的互动：当时，国家努力构建并统辖苏联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人们为了适应新条件并追求自己的生活利益，根本性地修正了国家计划。在《“斯大林时期繁荣”的背后》中，日常生活的这种认识反映在对黑市的社会本质和作用的解释中：作者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社会现象——人民为了适应国内长期物资紧缺且饥荒反复爆发的生活而锻炼出的生存和致富策略的总和（在当时的苏联认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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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常生活现象的外宾商店也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产物。它是国家领导人决定设立的，工作目标和原则也由领导人决定。但当国家把外宾商店赶到“工业化跟前”时，人们“为了自己”而适应了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们给外宾商店带去的东西超出了创造者的想象。根据人们的提议，外宾商店开始接收其他种类的有价物品。此外，人们扩展了苏联的外汇交易范围，使外汇黑市成了外宾商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大众的参与不仅改变了外宾商店的业务范围，还丰富了它的内容。外宾商店既是动员人民外汇资金用于工业化需要的机制，还是人民创造力的表现。按照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大城市的外宾商店是“文明贸易”的沃土——未来消费社会的先声，然而，作为日常生活的现象的外宾商店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世界的一部分——数百万农民为此做出了贡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他们充实了外宾商店的顾客和售货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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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讲述了社会生存史，它是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方式，也是国家领导层创造力的表现，领导层将社会主义命运和实现工业腾飞联系在一起。最后，国家和社会共同参加了计划的实施和调整：人们为了生存和应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他们上交有价物品，帮助自己，有时也会违背自己的初衷助力斯大林领导层的工业计划，而创造了外宾商店的政府则丰富了日常生活策略和社会生存战略。俄罗斯日常生活诞生在国家和人民的合作和对抗的作用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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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这项研究的意义。外宾商店是一家贸易企业，在繁荣时期，在全国拥有1500家商店。到外宾商店购物的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领导精英。分析外宾商店的贸易经营活动有助于搞清斯大林时期产生的消费社会和苏联消费文明的特点，揭示国家在商品消费领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对这一进程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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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消费社会的出现虽然是当代历史编纂中的新主题，但该主题十分活跃。1449最新的研究认为，1930年代的苏联贸易和消费处在全球性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发展进程中。1450不过，在此情况下，所有研究者都指出了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特点，各自阐释了苏维埃国家向物质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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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在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的平均分配和禁欲主义口号下成功的，但这些并不是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主要原则。国家领导人的方针是发展贸易、增加物质财富、提高消费水平，并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化、恢复现代消费社会的价值。研究者们各自提出了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朱莉-赫斯勒认为，政府对消费领域态度发生变化的标志出现在1920年代初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1451不过，当时在国家政治中实践消费领域的新方法受到了限制，因为消费品生产、零售和日常服务都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在1920-1930年代之交的“社会主义进攻”中破坏了私人经济部门后，事实上揽下了生产消费品和供给人民的垄断性责任。正如朱莉-赫斯勒的著作所示，从1931年起，在确定新的国家政治目标和新的消费思想之后，“文明贸易”的口号出现在苏联领导人口中。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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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上半叶配给制期间，“社会主义文明贸易”仅限于精英商店和高价商店，包括国家营利性商店、示范性百货商场1453和外宾商店。外宾商店在成立时原本设想成为面向外国人的文明贸易样板。工业化和饥荒导致只接受外汇的外宾商店向苏联消费者敞开了大门。此后，除了大城市里的奢侈商店，外宾商店作为一个大规模现象不再是文明贸易企业。饥荒时期典型的外宾商店不是明镜般的商店，而是向饥民成袋出售黑麦面粉的阴暗肮脏的小铺子。国家没有能力把150。家外宾商店全部改造成文明贸易的示范性商店，也没有经济动因——饥民不会吹毛求疵,给什么就拿什么。在饥荒的帮助下工业计划得以完成，这使斯大林领导层暂时延缓实施自己宣称的“文明贸易”口号下的社会主义消费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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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苏联根本性地转向消费文明、物质主义其实发生在1930年代中叶。正是在这时，国家领导层开始积极鼓励追求美好生活——精致的衣服、美食、娱乐、奢侈。仅仅几年之前，穿着漆皮鞋、抹着唇膏的女共青团员会引起愤怒，还会被指责为道德败坏，但是时代变了。外宾商店和整个国家一起经历了这个变化。随着人民对于外汇贸易的兴趣一路下降、国内商品供应情况日益正常，外宾商店领导层也奋力发展新的服务类型、改善商品质量和品类、改善对人民的贸易服务、引入新的贸易技术。但是，外宾商店参与消费社会和社会主义消费文明的发展的时间十分短暂。1936年初，外宾商店就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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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纂传统将苏联转向物质主义视为革命理想的消退，1454美国历史学家朱莉-赫斯勒和艾米·兰达尔的著作同这种传统进行了争论，她们的著作揭示了，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1455国家领导层直接把社会主义事业和发展公民的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此外，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跟社会主义被混为一谈并没有妨碍苏联领导层借鉴西方经验。斯大林本人批准在发展贸易领域和消费文明时对标西方样板。政府代表团前往德国、日本、美国访问，并注意到了那里的贸易革新。苏联示范性百货商场就是按照美国大型商店“梅西百货”(Macy’s)设立的。研究显示，在大型的城市外宾商店工作中，借鉴了西方的经验。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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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层认可了市场消费社会的价值并求助于西方经验，这个事实再次使我们认同，在“苏联试验”中没有纯粹的纯洁，而在20世纪的实践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是有边界的。苏联领导层不得不顾及工业化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世界总体进程：苏联官方认可了消费思维，实际上的市场思维，这是现代性要求的表现。研究者普遍认为，苏联转向物质主义并非自愿，而是迫不得已，这种转变与国家领导层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定位完全是抵触的：领导层的理想是生产者和大规模机器生产的社会，而不是消费者和大规模日用品生产的社会，但必须“按照20世纪的规则行事”。然而，正如之前研究过的市场案例，消费社会在苏联的发展需在长期紧缺经济和斯大林政权社会政治系统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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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苏联的市场在计划束缚中如何被打击、消费社会如何被穷亲戚安顿在长期紧缺和饥荒频发的经济中，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是现代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的畸形表现。这个结论虽然有一定根据，但是显得片面。正是因为在苏联掌管一切的是国家，而不是私营企业主，因此社会项目（免费教育和医疗、妇幼保健、退休保障等）最早取得了令全世界难忘的成绩。1457我认为，研究苏联式现代化中的“变形”和“样板”之间的关系是新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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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不同的是，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不是商品丰富的产物，而是在必需品紧缺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消费社会价值的宣传成了苏联的国家改革、对繁荣的承诺。芬兰社会学家尤卡•格罗瑙的研究显示，在改革框架内，国家重新建立了消费品的大规模工业生产。高层的政治领导人批准了香肠、冰激凌、香水的配方。斯大林提出了酿造苏联香槟的想法。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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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苏联领导层给贸易和消费附加了社会—政治意义。开设商店成了政治事件，而商品是象征、宣传手段，宣传中包含的即将出现的繁荣和唾手可得的奢华思想有时候比商品的消费属性更重要。消费领域的社会—政治意义是苏联生活中的奇怪现象之一：鱼子酱、香槟、巧克力、白兰地等奢侈品一般出现在苏联人的节日餐桌上，国家将这些奢侈品留作国内消费，对出口进行了限制，与此同时，面包、油、肉、肥皂、印花布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反倒成了奢侈品，为了买到这些东西，人们大排长龙。研究者指出，与西方不同的是，苏联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新产品、模仿繁荣和奢侈品的民主化去追逐的社会—政治目标有时候比获利更重要。因此，苏联社会中的售货员要发挥政治鼓动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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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钱很重要，在黑市上尤甚，但是钱不是苏联消费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当商店货架半空时，满足消费需求的非货币方法就会得到大发展：可以进入国家“食槽”——精英供给单位、私人交情、交换服务（走后门）、接近交易。在苏联社会中，贸易工作者总是社会上的重要人物。国家渴望控制商品生产和消费领域、品位和时尚的形成，加之紧缺经济中的商品长期不足，限制了人通过消费形成个性的潜力和自由。这里，苏联消费社会发展与西方还有一个不同之处，西方已有的商品远远超过个体的自由和选择的需要。在长期紧缺和贸易兼具政治任务性质的情况下，苏联广告不会放任消费者的怪念头，而是鼓励理性的需求。广告应当把清醒的消费需求和口味引导到官方认可的人民“增长的需求”上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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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家计划供给（苏联贸易）和国家管控商品生产及消费的意义如何重大，有限合法的市场和无处不在的黑市在苏联消费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作用。黑市在苏联消费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是和西方的主要差别之一，西方的顾客不需要去找投机者。苏联经济中的市场解释了半空的商店和塞满的家庭冰箱共存的奇怪现象。市场形成了一种可替代的品位和潮流，为个体选择提供了更多自由。在市场上得到好处的是有钱人，而不是国家特权（不过，特权和钱有联系）。最后，苏联消费社会的发展是国家计划经济和市场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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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外宾商店证实了上述俄罗斯和西方学者得出的关于苏联消费社会发展的很多结论，而且还让人看到了新意。外宾商店没有否认苏联贸易社会一政治和文化使命的重要性，它证明了，西方消费领域发展的主要动力——利润，与苏联政治并不冲突。外宾商店是宣传消费价值服务于践行国家经济战略的方法之结晶。在外宾商店史编纂中有一个全新的重要结论，涉及苏联消费文化和实践中的身体风险的作用。为了获取公民的财富积蓄，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宾商店里的顾客实施抓捕.这使得日常性的逛商店成了一个危险的举动。外宾商店史显示，风险和惊险经历在日常生活中与苏联消费者相伴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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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叶，苏联的国家政策根本性地转向物质主义和认同消费价值使厌倦了贫困饥饿生活的人民欢欣鼓舞，但又是什么促使苏联领导层迈出了这一步呢？大部分当代研究者将这一转向的原因归结为，必须在加速工业化引起的危机环境中稳定斯大林体制，以及体制重新定向新的社会支柱——成长中的苏联中产阶级（工程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等高新工人群体、知识分子、国家官僚阶层）1459：体制使中产阶级的财富（包括消费价值）合法化以换取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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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商店史显示，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社会一政治原因可以解释苏联政府为什么转而“面向消费者”。外宾商店再次让我们关注社会一经济因素的作用。逐利、物质主义——当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苏联经济迫切需要的。计划经济造成了对劳动的物质激励严重不足，人们希望赚更多钱购买商品，这成了更努力工作的动力。随着1930年代中叶苏联配给制的取消，斯大林说，应当恢复“赚钱的潮流”，换言之就是逐利的潮流1460：恢复工作趣味、发展生产的动力不再是微薄的定量配给，而是塞满商品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日常服务、娱乐。我认为，转向物质主义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关心以及将苏联建成现代强国的意图：国家提供消费诱惑，以便服务国内的工业发展。因此，苏联“面向消费者”的转变是“工业务实主义”的表现，配给制中的等级和外宾商店的工作原则都是“工业务实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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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在苏联的发展缓慢而艰难。那么，到底有没有成功建立呢？大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否定的答案。直到苏联解体前，购物体验仍然不尽如人意，商品紧缺、质量低劣仍然存在，只有少数特权人士才有自由和可能“通过消费彰显个性”。消费社会价值的宣传和现实相去甚远——最需要的商品长期紧缺、精疲力尽的排队、凭卡购买、限购，这些情况在整个苏联存续期间一直存在。虽然，危机之后就会趋于正常,苏联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即使是在保障最好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苏联社会也没有达到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从斯大林开始，国家领导层一直鼓励发展消费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但是都不能让他们满意。人们将自己的消费困境归咎于苏联经济和政治体系，出于对真正的消费社会的渴望，人们准备放弃苏联社会主义。失望的顾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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