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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拉里和谢尔盖身上永不改变的东西。“迄今为止，”布里连特说，“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疯狂的事情，而且从未碰到过使他们无法作出正确道德决定的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道德问题。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其次——包括谷歌能否做好，或者它是否对业务有利。我从未见过一家大公司的两位掌门人有如此令人惊讶的强烈道德基础。给要写书的人讲这些有点儿奇怪，因为这听起来像是吹捧，但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了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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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听起来像是杜撰，而公众对于此类断言的提防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公司的这种谎言编造能力，比如石油公司喋喋不休地宣讲它们为环境所作的伟大之举，即从未抛洒一滴原油。但是谷歌或其创始人的每个密切接触者在离开时都会声称这是事实。没有理由再为公司“涂脂抹粉”的一位前任高管声称：“公司里的每个人确实都相信这一点。”定义“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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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指责谷歌的“邪恶”行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谷歌如何看待“邪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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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是对不作恶这层意思的主要裁决者。他将其形容为谷歌致力于不利用客户，同时努力为世界做好事。但它首先并非一个承诺，即永远不做其他人认为是错误的事情，比如砍伐古老的红杉树来挣大钱。它首先是一个内在的使命，即如何经营一家公司，并善待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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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位高管试图就一群似乎工作不卖力的雇员作出处理时，这个词首次被提及。一位高管转向其他人说：“就让我们这么做吧，但是不要作恶。”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议上，有人说了同样的话。最终这个规则被写下来并制度化。谷歌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项原则，而不是上层的规定。它是有机生成的，它与内部运作有关。后来，当拉里和谢尔盖写（针对上市的）创始人致股东信时，他们纳入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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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谷歌被这个词套牢了。公司做的每件事，无论大小，都要接受该行为是否被视为合乎道德的评判。在公司网站“谷歌发现的十大真理”的标题下，这项原则排名第六：“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赚钱。”有关赚钱的这部分很重要。在解释他们不言而喻的道理时，他们没有写善待雇员，而是写了公司的广告政策：没有侵扰性广告；没有作为搜索结果的伪装性广告；只提供有用和相关的广告。他们承诺客观、诚实，而没有来自付费广告客户的伪装搜索结果，这是谷歌创立时其他搜索引擎普遍采用的行业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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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可能对这一观点作此解释：“我们合乎道德，而你们没有。”但是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与谷歌相伴而行的克雷格·西尔弗斯坦却说事实更加微妙。“拉里和谢尔盖不相信公司的本质是邪恶的，”他说，“他们相信，作为一家公司，总有可能成为符合道德规范的公司，这也是谷歌的公司哲学。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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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谷歌用这种方式确实取得了更大成功，这是对成功定义的低估。谷歌的道德罗盘在超级竞争时代运转良好。但是随着这项被简单描述为“不作恶”的原则的广泛宣传，谷歌发现这项原则几乎无望恪守。有线数字公司前任高管安德鲁·安克尔说：“我很清楚，他们会按错按钮。问题在于，不要假装你没作恶。”安克尔认为，谷歌的大获全胜使它很可疑。“没有谁能占到75%的市场份额仍然招人待见。你会得罪人，这些事情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们想要的是可爱的谢尔盖和拉里玩偶。谷歌存在的问题是，人们越是热情和可爱，当他们未如人意时就越是令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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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确实未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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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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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谷歌——以及所有重要的在线服务商——是自愿的审查员。拉里和谢尔盖得出了一个有悖于他们本能的、不情愿的观点，即审查制度有时候是服务于其用户自身利益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十分清楚这一观点。但他们仍深思熟虑地小心行事，在得出结论之前权衡诸多因素。“拉里和谢尔盖——事实上是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文化自由主义观点。”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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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全部聚集到一个房间里。拉里说，如果这件事最终要见报，我们必须了解它。”这些会议不是简单的相同看法的交流。“我们三人对任意特定问题的细节部分都达不到看法一致，”施密特说，“我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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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讨论陷入僵局时，最终这一问题被提交给拉里和谢尔盖定夺。几年前，当《连线》（Wired）杂志的记者问到如何定义邪恶时，施密特开玩笑说：“随便谢尔盖怎么说。”他最近告诉我：“规则是‘视情况而定’。事实上我们没有那种用一段话可以阐述的规则。我们的这一过程依赖于判断力良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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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计算机科学家，他们为能依赖所雇用的聪明人而深感自豪，只要他们能挖掘事实的真相，证明他们立场的合法性。施密特说谷歌比几乎任何其他公司更加忠于事实。“很多企业的运营都是基于直觉、经验，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十分重视。我们重视分析性的、‘证明’的方法。我要提出一个广泛的批评意见：许多高管形象好，十分精明，口碑好，善于演讲，一口地道的营销语言，但他们缺乏本质性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没有从分析这个前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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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和谢尔盖让他们的专家收集有关这些问题的所有事实，然后在会上讨论，并制定出总体策略。然后，负责细节问题的高管就特定问题作出决定，但要首先获得创始人的批准，尤其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尽管他们不喜欢审查制度并尽可能予以回避，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了艰难的现实：没有它，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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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管理层拒绝阻止搜索引擎将人们链接到一个名为JewWatch的反犹太主义网站。博客作者们愤怒谴责该决定实质上是在纵容邪恶。谢尔盖公开为公司的立场辩护，说那是一种反审查制度的姿态。当然，所有这些宣传都增加了这个网站的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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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谢尔盖会感觉到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删除搜索结果。例如几年前，科学论派教会向曾经摘抄该教会作品原文的反科学论派网站提出版权索赔。谢尔盖认为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但是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因为反科学论派网站确实那么做了，谷歌删除了那份材料而没有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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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谷歌确实删除了搜索结果时，公司政策要求，应在网站上发布通告，声明该信息已被删除。谷歌还向名为“激冷效应”的外部组织发送信息，公开说明撤下了什么项目。谷歌转发了它被投诉的事情，由“激冷效应”在其网站上列举出来。谷歌往往在它遭受投诉的搜索结果页面上收录一个通告，并提供一个ChillingEffects.org链接。谷歌是唯一这么做的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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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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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副总法律顾问妮科尔·王（Nicole Wong）是挖掘审查制度和隐私问题相关事实的联络人。王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她自信、热情，能胜任本职工作。王的同事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决策者”，她赢得了创始人的信任，可以自由针对审查制度等棘手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她清楚地表明，她所使用的标准是由拉里和谢尔盖制定的，特别是谢尔盖，他参加了讨论此类问题的大部分会议。王的工作是让拉里和谢尔盖相信，她的答案是正确的。“我们的创始人和埃里克曾经相信的方法——以及我认为正确的方法，当它涉及言论限制时，我们应该小心行事，考虑到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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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在互联网初期阶段，当拉里和谢尔盖基于单纯的理想主义形成其观点时，他们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澳大利亚，所有国家都有大致相同的言论自由原则。谷歌正以70种语言运行其搜索引擎。审查制度并不只是中国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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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澄清了这一点：“我们正在接触新一代国家，在言论自由方面，它们的文化和政府并不同步，”她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土耳其、巴西、韩国、印度存在的大规模（审查制度）行动。这对我们所有人（包括所有其他搜索引擎）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们如何在全世界运营，我们的运营要负起责任吗？我确实认为，在每个拥有类似本能——即关闭网站、阻断网站、记录网址——的国家里，我们必须保持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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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德国政府要求谷歌及其他在该国运营的任何互联网网站都要审查发布或散发纳粹材料的站点。谷歌阻断了德国域名的此类站点，但没有关闭Google.com或其他国家域名的此类网站。当涉及宣扬暴力、儿童色情和其他非法行为的作品时，美国也限制了其言论自由的程度。没有人抱怨这样一个事实，即谷歌使其搜索引擎免于被德国人或美国人取缔。滑向审查制度的深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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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制度是一种主观判断，不仅涉及政府法律，还涉及文化态度。王指出了2007年出现的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有人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了一段恶搞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视频。视频并非来自泰国本土，“毋庸置疑这些是不敬行为”，王说，例如，视频用猴脸来代表国王，并摆出一副有失体面的姿态。但它们是非法的吗？在美国，政治人物和其他公众人物经常被无情地模仿，这被言论自由的法律所允许。而在泰国，这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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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前往泰国，亲自去研究这一问题。首先，她发现泰国确实有法律规定禁止侮辱国王。国王已经84岁高龄，他于1950年加冕，在一个过去20年里以政变迭起而著称的国家里，他是深受国民爱戴的重要人物，地位稳固，德高望重。“整个泰国对国王的尊敬绝对是一致的，”她说，“那部法律是人们观念结晶的最佳范例。”例如，当她到达泰国时，一位旅居那里的美国人告诉她，对于泰国人而言，国王“是乔治·华盛顿、耶稣基督和猫王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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