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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其中是最早看到国营企业解体及体制转型将带来巨大商业契机的人,他早年倒卖座钟及“罐头换飞机”都与此有关。1992年之后,在中央决定对中小国营企业进行第一次产权改造的时候,他敏感地认识到这将是一场百年一遇的资本大盛筵,对陷入困境的国营企业的重组与倒卖是下一轮财富累积的主要手段。他提出的“99加1度”理论,就是“充分挖掘计划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实现市场经济的超额利润”。在他看来,国营企业和政府资源就是那“99度”,南德和他牟其中就是让水开沸的“最后的一度”。在南德集团的大厅里,他赫然立起一条金字标语“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并以此为南德经营战略的目标。一位经济学家走访南德,见此标语后莞尔一笑道,它实在应立在国家某部委的大厅里。牟其中还提出了一个搞活30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765工程”,即为每家国有企业注入7.65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达到迅速完成企业体制转型、资产转活的目标。他还具体地谈到执行的时间表:“第一年搞它300家,计划引资18亿美元,四年完成整个中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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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者读到这些文字,大概都会把这个四川万县人当成是妄想症患者。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却一再地被刊登在国内所有的严肃报纸上,牟其中确乎是真正看到了国营企业被全面改造的命运轨迹,无非他表达的方式实在太过夸张和炫目。从本质上来讲,牟是一个企图在政治资源与经济领域的灰色地带攫取利益的寻租者,他确实也与当时一些很有政府背景的国有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等有密切的往来,他所有的项目其实都是为了从各地的金融机构融到资金,以空手套狼的方式在企业转型中获取利益,在其后的十多年里,无数“商业天才”用这样的方式一夜暴富。牟其中的错误在于,在这种“见不得阳光”的寻租过程中,他又渴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同时还显示出一份十分醒目的异端姿态。他连续不断的、让人瞠目结舌的、恶作剧式的承诺最终让他在政界、经济界、传媒界和社会公众层面多重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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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其中的身败名裂发生在1997年。9月,一本非法出版的杂志增刊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其书名骇人听闻——《大陆首骗牟其中》127,据称是由“三个曾经投奔南德的高级打工仔冒着被追杀的生命危险”写作而成的,它把牟其中描述成一位“上骗中央、下骗地方”的中国第一大骗子。在书的封面上,它以牟其中前任律师的话高呼: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这本非法出版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铺遍了全国大小书摊,牟其中百口难辩,原本就建在沙土上的南德集团因此分崩瓦解。在这期间,经济检察部门也开始秘密调查牟其中,发现他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有骗开信用证的行为,涉嫌诈骗金额7507万美元。2000年5月30日,在被拘捕一年多后,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以“信用证诈骗”判处59岁的牟其中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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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其中是这部中国企业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人物之一。《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描述过采访他的感受:“有一年,我去访问牟其中,当时关于他的江湖传闻很多,如生活腐化、睨世傲物,等等。可是见到了却是一个略显疲态、喜欢自言自语、梳着一款毛式大背头、有着一副仓库管理员体格的中年人,他请我到南德公司街对面的小店吃廉价的火锅,涮羊肉的时候满桌数他声音最响。牟其中不停地说他的理想,说自己坎坷的经历,坐牢,流浪,孤独,不被理解,他说自己听到国歌就会流泪。讲到这里,我分明看到他眼中似乎闪出湿润。在某一瞬间,我竟有点着迷。几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到那次经历的时候,仍会有一种莫名的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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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纪念版) 1992 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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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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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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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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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开儒:《春天的故事》,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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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开始,人们就在揣测87岁的邓小平在南方到底讲了一些什么话。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他的此次南下显得非常神秘,连惯例应当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也没有带上,媒体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当时负责接待工作、后担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新枝那时正在南海度假,他回忆说,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新枝对南海的官员说:“有很急的事情要回去,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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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视察期间的讲话后来都被整理成文——“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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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到达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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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讲话的核心其实便是,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他似乎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的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了。事实上,早在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献词》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已经把主要阐述集中于经济方面,涉及意识形态的话题只轻轻掠过。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则把这一思想推到了极致。根据凌志军的记录,“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先由小道上传来,但官方不予证实,国内人们到处打探消息,境外报界纷纷扬扬,北京的新闻界则遵守新闻的纪律不让此事见报,静待上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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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一篇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转发。以往,此类重大报道均由《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统一首发,这篇通讯的非同寻常实在耐人寻味。而通讯的发表之日,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它所诱发的轰动和新闻效应可以想见,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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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邓小平南方视察”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每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便立刻会有批评和指责的思潮出现。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的思想屏障。从上一年开始,《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系列社论,对一些思想进行系统化的批评,当时引起某些人士的猛烈反扑,然而,加快改革与开放,毕竟已成为全民的共识,此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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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发表讲话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28这个概念,他的论述将之前围绕着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而展开的种种争论给予了澄清。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邓小平出现在大会的闭幕式上,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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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此刻完成了一个周期。1978年12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5年后,又是在他的一力主导下,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29之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各项投资明显加大,在主要的经济指标上竟与宏观过热的1988年有得一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工业增长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6%,1988年的这三个指标分别是11.2%、17.7%和25.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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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春天,给喜好“大历史阐述”的中国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年整个儿都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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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方视察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那些谙熟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在江苏的华西村,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新闻,当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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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行动起来的人。南方视察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180家。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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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珠海市宣布重奖科技人员。珠海生化制药厂厂长、高级工程师迟斌元从市长梁广大手中接过价值29万元的奥迪轿车钥匙、三房一厅的产权证书和26.7184万元的奖金,上百家海内外媒体拍下了他热泪盈眶的情景。珠海重奖新闻很快诱发连锁效应,辽宁锦州市政府拿出76.7万元奖励5个科技人员,四川用80万元奖励一位农学家和他的助理们,山东、安徽和江苏等省纷纷用现金、轿车、住房或家电等奖励当地的科学家。几年前还偷偷摸摸的“星期六工程师”现在被允许公开承包项目,江西省规定,科技人员搞技术承包,可与所在企业分成,承包者所得不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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