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92513
1704092514
[82][美]威廉·韩丁著，《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9～1989》，纽约：英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0年出版。
1704092515
1704092516
[83]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制造假劣事件，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区域性作案，也就是某一个乡村的农民集体参与到制假造劣的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做法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将会给社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伤害，但是，出于利益上的需要，每个人都将最起码的道德制约抛之脑后，某些基层政府甚至成为这种集团犯案的保护伞和牟利共犯。曾有记者问一位造假乡村的干部：“你们知道这种行为是犯法和不道德的吗？”那个干练的乡长指着身后一幢幢正在建造中的农民新房，坚定地说：“我觉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贫困的家乡富裕起来。”
1704092517
1704092518
[84]从公开的资料看，1985年5月初，经济学家宦乡在一个题为“中国面对未来”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我国新经济体制可能是一种双轨制”。他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出现集权经济体制与分权经济体制并存的时期”。这一思想得到了决策层的欣赏，也成为“双轨制”的理论基础。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历史评价，经济学界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双轨制”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并造成了大面积的贪污腐化。而张五常则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做法，理由是反问式的：如果不实行双轨制，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计划单轨；一是按照休克疗法直接进入市场单轨。前者没有效率，已是确凿的事实；但是后者却会造成很大混乱，而且事实上引起了很多困难。原因首先在于，市场开放以后，原有经济格局并不能马上改变，大量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垄断，那么垄断者会利用其特权抬高价格，造成市场混乱；其次，市场一开放，原来经济当中的很多经济链条就会断开，使经济增长剧烈下滑。相比之下，双轨制一方面保留了计划价格，同时放开一部分市场。虽然确实滋生了很多贪污的机会，但是这种制度让非国有经济得到了投资发展的机会，得到了出售产品的机会。
1704092519
1704092520
[85]胡和立，《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体制比较》，1989年05期。
1704092521
1704092522
[86]刘凤翔、高欣、杨凤仪，《一个锐意改革的厂长之苦恼》，《工人日报》，1985年11月25日。
1704092523
1704092524
[87]1985年前后，一位中央领导人曾经用“大事不糊涂，小事不纠缠”来界定书记在企业中的职责，不过这种说法固然生动，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却根本无法执行。
1704092525
1704092526
[88][美]艾柯卡、诺瓦克著，周谦、叶进译，《艾柯卡自传》，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1704092527
1704092528
[89]参见晓健编制，《中国企业家20年偶像变迁路》，《新快报》，2004年12月10日。
1704092529
1704092530
[90]“满负荷工作法”的核心是“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即充分挖掘人的潜力，原材料与设备、劳动时间达到充分利用。1986年，张兴让以推行“满负荷工作法”而闻名全国，并因此获得了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金杯奖。
1704092531
1704092532
[91]汤维维，《唐骏：创业不需要激情》，《商学院》，2005年09期。
1704092533
1704092534
[92]余华著，《兄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版。
1704092535
1704092536
[93]在看待乡镇企业成长的问题上，邓小平有过一个十分诚恳的评价，他称之为“意料之外的异军突起”，1987年6月12日，他在接见朝鲜代表团是时指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改革中中央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突然冒出来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这说明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704092537
1704092538
[94]林楠，《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人民日报》，1986年4月10日。
1704092539
1704092540
[95]《务实精神与理想主义造就了一个“八五年新闻人物”》，法国新闻社，1986年5月9日。
1704092541
1704092542
[96]在这一年前后，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进城寻找工作的高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备受压力，社会秩序出现紊乱，据北京铁路公安分局北京站公安段的“神眼”刑侦队长李学刚说，1986年，1987年是他的“丰收年”，“有时候一天就能抓到六名罪犯，都是从农村来的”。
1704092543
1704092544
[97]孟怀虎，《从夹缝中突围而出——访苏泊尔集团董事长苏增福》，《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3月18日。
1704092545
1704092546
[98][英]伍德沃德著，王世训译，《英国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704092547
1704092548
[99]张立，《华西村换帅背后》，《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
1704092549
1704092550
[100]马胜利、高梦龄著，《风雨马胜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1704092551
1704092552
[101]当时很多学校都办有自己的“第三产业”，从纺织厂、印刷厂、电视机厂到书店、渔场，1990年前后，全国有68万家校办工厂，年产值85亿元。
1704092553
1704092554
[102]该书中文版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引进出版。——编者注
1704092555
1704092556
[103]《人民日报》于1987年10月6日刊登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上）》，接着，7日又刊登了它的下篇《改革阵痛中的觉悟》。
1704092557
1704092558
[104]该书中文版与2006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引进出版。
1704092559
1704092560
[105]马胜利、高梦龄著，《风雨马胜利》，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1704092561
1704092562
[106]跟曲线操作、只做不说的柳传志相比，中关村里另一个名声更大的企业家，四通公司的万润南则把自己逼上了公众舆论的聚焦中心，当时有人对四通的所有制性质提出疑问，他在《经济日报》上撰文称，“四通在没有国家投资、没要人员编制、没要特殊政策的前提下发展起来，四通的财产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它属于四通企业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他的言论引起一场激烈而对立的讨论。1989年6月，万润南出逃国外，四通自此日渐式微。
[
上一页 ]
[ :1.70409251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