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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让人充满憧憬的大型合资项目,它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主流商业舞台上。进入21世纪之后,崛起的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展现出更为强势的力量,一些快速成长中的大公司都在试图通过购并与合作的方式进行跨国发展和实现产业升级。华晨与罗孚的合资应该是最早和最让人期待的项目之一,与日后的联想并购IBM的PC事业部、TCL收购汤姆逊彩电等相比,仰融所表现出的魄力和雄心似乎更大。如果此次合资成功,中国汽车行业的版图将全部改写,甚至连成长航线都可能赫然改道。其意义之大,绝不亚于10年前的华晨美国上市。在相关协议都签署抵定之后,仰融做出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齐备。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一个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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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乘乱溜走”了。一位投资银行的分析师认为,“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角度看,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车,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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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仰融的谈判细节从来没有公开,不过其沟通的结果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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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希望仰融把罗孚项目放在辽宁的大连或沈阳。仰融则坚持在宁波建厂。显然,这是无法让政府满意的答复,就这样,矛盾突然在2001年的秋天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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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焦点聚集在华晨的产权归属上。在仰融看来,从金杯到华晨,企业之壮大都是他的功劳。10年前为了上市戴“红帽子”,现在是摘掉的时候了。他说:“企业不能长期这样股权结构混乱不清,历史问题要有所了结,要奠定这个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基础。而且这帮管理层跟了我10年,我应该对他们有所交代。我天天为股民考虑,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组长考虑?”为此,他设计并构筑了一个“资本的迷宫”。华晨系的一百多家企业资产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其复杂程度让人叹为观止,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就他一人。而政府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仰融的华晨。根据10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政府还是仰融,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谈论基金会的资产性质,但是它就好像一个大厦的基石,默默地埋伏在那里,一旦动摇,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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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3月,辽宁省委派工作小组进驻沈阳华晨,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拜佛祈福,随后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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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融与政府的恩怨官司差点打到了国际法庭上。10月14日,仰融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4天后,辽宁省检察院当即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国通缉令,正式批捕仰融。11月,北京法院认定仰融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仰融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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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拯救者”仰融完败谢幕。仰融离去后,罗孚并购案随即流产,曾经豪情万丈的华晨日渐衰落。124跟政府的直接对抗,造成企业的被伤害与自己的出局,仰融本人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新的反思。2005年8月,仰融接受媒体越洋采访时说:“我真没有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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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纪念版) 第五部 2003~2008大国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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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重型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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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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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店员标语,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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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5日,朱镕基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宣布从此退出政坛。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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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1年临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总理,朱镕基用专业和强势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国经济,在他的任内,宏观经济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线”内,即通货膨胀不超过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始终高于8%。正是这种持续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在动荡的世纪交替年代保持了“风景这边独好”的繁荣景象。他通过“分灶吃饭”,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格局,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能力。他在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在“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战略的坚决推行中,一向萎靡的国有资本集团获得了近乎脱胎换骨般的改观。1998年,当他宣布将在任内完成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造任务时,国内外舆论一片质疑,而最终的事实却证明他用自己的方式兑现了承诺。就在出任总理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曾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的提问时,有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慷慨之言,感动全国。人们均以为总理是针对改革推进之艰难而言的,如今思之,却恍然有新的感悟,其实,彼时的决策人也对改革的前途充满了巨大的莫测感。在30年的企业变革史上,朱镕基是继邓小平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如果说邓小平以开放的胸襟决定了中国变革的方向,那么,朱镕基则完成了路径的选择。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国企业一直行走在他设定好的变革逻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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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南方周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出版了朱镕基专辑,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尽职、强势、充满忧患意识、有时还略显悲情无奈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任内巡视各地时,一向秉持“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的三不原则,实在推托不过,就只写“朱镕基”三字而已。他仅有的几次“破戒”,均可见其内心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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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7日,出任总理不久的朱镕基去中央电视台视察,在当时国内批评之声最尖锐和最具影响力的《焦点访谈》栏目组,他题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并称“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他说:“这四句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想了一个晚上的,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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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校训:“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再题字:“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他要求学院去做一个调查:“我最关心的是这些学员做不做假账,你可以对学员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发一个卷子,让他打钩:一个是严重做假账的,一个是稍微做点假账的,一个是不做假账的。你做一个调查看看,得出一个百分比。调查要确实不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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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朱镕基在杭州参观新修复的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一路行走,一路感慨。出乎地方官员意外,他主动要求题字曰:“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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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朱镕基卸任之际,中国社会和宏观经济突然遭到一场十分意外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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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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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也就是朱镕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报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它的病原尚未确定,所以被称为“非典型肺炎”。125它飞速蔓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因防治不力被免职。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所以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就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2003年的上半年,全中国正常的生活和商业活动被全部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与非典的作战一直到6月24日才总算告一段落,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一位售货员高兴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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