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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05年的所有经济事件和公司新闻,都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互相依存而对立矛盾,彼此的坚硬和光泽正映衬出世事的荒诞。164开始于2004年春天的宏观调控,再一次将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的深层矛盾以最激烈和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吴敬琏谈及,“中国变革已进入‘深水区’,每前进一步都会触及一些人和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遭到现有利益格局的反对,因而必然遇到阻力,延缓改革的进展”。他的发言引起共鸣。在很多人听来,“深水区”的比喻有多层含义,它既指改革向更为艰难而未知的深处推进,也意味着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与多元化——有人甚至改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感叹,“改革,改革,多少利益假汝之名以行之”。此外,“深水区”的比喻也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纵深广阔、十分陌生的商业时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过去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即使在海外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变革的丰富性也让人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评价。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一篇评论中写道,“也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议论的中国,都是另外一个国家”。6月27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在过去80年里第六次以已故的中国政治家毛泽东主席为封面,毛的服装上耐人寻味地印上了著名服饰品牌LV的标识,周刊的主文标题是《静静的革命》(The Quiet Revolution)。跟过去很多年来的观察文章一样,它再一次宣称物质化的时代已经降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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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小城克莱蒙特,当世最伟大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酣睡中悄然去世,终年95岁。此刻,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伟大思想家正聚集在天堂的门口一起等待这位最后的迟到者,马尔库塞已经等了26年,萨特等了25年,福柯等了20年,连长寿的卡尔·波普和哈耶克也分别等了10年和13年,至此,“二战”之后出现的思想巨人都已成历史。在过去的10年里,这位以“旁观者”自居的管理学家与通用电气的前CEO杰克·韦尔奇是最受中国企业家追捧的商业智慧人物,人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创新、科学管理、知识工人等新名词,但是大家到底听懂了多少他讲的话却是另一回事。他的去世让商业界的观察家们很是沮丧了一阵:“德鲁克死了,接下来轮到谁来替我们思考管理?”德鲁克在晚年开始关注遥远的、他从来未曾到达过的中国。在去世前的一个月,他还写下了“欢迎加入彼得·德鲁克研究会西安企业家联谊会”的祝词,那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每天昏睡超过1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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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没有一个人的去世会让世界停止哪怕一秒的进步。就在人们为德鲁克悲伤的时候,新闻记者出身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适时地转移了话题,他在这年出版了《世界是平的》165一书。它迅速成为全美最畅销的商业图书,微软的比尔·盖茨十分罕见地成为该书的忠实拥趸,他认定这是所有决策者和企业员工的一本必读书。弗里德曼的观点很简单:柏林墙的倒塌、互联网的崛起和开放源代码运动共同创建了一个“平坦”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景观,使过去与权力和财富中心无缘的人得以直接参与赚钱和制造舆论的活动——只要他们有能耐、有胆识、有宽带连接就行。很显然,这种无比乐观的“全球化宣言”让人心生愉悦,面对这样的判断,美国人与中国人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前者觉得自己将征服这个“平的世界”,后者则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将从边缘迈向“已经被碾平的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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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纪念版) 2006 资本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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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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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杰伦:《千里之外》,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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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早春,70年代出生的商业专栏作家许知远怀揣一本美国人杰里·邓尔麟写的《钱穆与七房桥世界》166,坐车前往国学大师钱穆的故乡江苏无锡,那里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邓尔麟的书上印着十几幅钱穆家乡无锡七房桥的黑白照片,那是1980年前后的江南,水乡气息与中国古建筑的上翘房檐,令人亲切。许知远到无锡时已是夜晚,“小雨仍未停。霓虹灯与汽车烦躁的鸣笛声,打破了我的遐想。那些丑陋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又出现了,几层的小楼,白色瓷砖墙,深蓝色玻璃,中国所有的市镇,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西部还是东部,总是惊人地雷同。在这座盛产文人风雅的城市,同样到处都是房地产的广告,园林风格早已被遗弃,人们最热心的是‘剑桥风格’、‘北美别墅’。毫无例外,市中心被太平洋百货这样的购物中心占据着,在路边散步时就像走在缩小一号的上海淮海路上”。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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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份的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36岁的中国导演贾樟柯拍摄的《三峡好人》获得最高奖项“金狮奖”,这是一部写实而略显沉迷的电影,两对平凡夫妻在长江边寻找、争吵、然后分手。电影的拍摄地点是有2000年历史的重庆奉节县。贾樟柯发现,5个月的电影拍摄竟跟不上场景的变化。一开始,他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等他短暂回到北京再回到现场后,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静止,里面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古城到处都在拆迁,”贾樟柯感慨地说,“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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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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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恍若隔世。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生长的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唐宋诗人笔下的江南早已面目全非,那些“小小的寂寞的城”(台湾诗人郑愁予在《江南》中的诗句)如今都已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工业基地。昔日蜿蜒的街道被拉直拓宽,街道上的青石被撬掉扔弃,在它的上面建起了呆板高大的楼房和商铺,雨廊、飞檐、河埠头都成了记忆中的画面。过去20年中,约有4亿中国人摆脱了极度贫困,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迅速而广泛的城镇化进程。根据专家的预测,城镇化运动还将持续下去,今后20年内,预计还将有4亿人迁入城市。这使得这个国家到处像一个建设中的工地。《参考消息》援引外电说,中国每天新建房屋面积占到全球总量的50%左右,一年的房屋总量相当于俄罗斯全国现有的房屋面积。重庆10天的建筑成果,相当于15个纽约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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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让所有的观察家都惊诧不已。也是从这年开始,我们将很少看到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崩塌”的预言,因为它实在是落空了太多次。相反,一些颂扬中国变革的图书开始畅销,詹姆斯·金奇的新书《中国震撼世界》进入全美的畅销书排行榜,并一举获得这一年英国《金融时报》的年度最佳图书奖。法国资深记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2月出版的《当中国改变世界》168也迅速成为欧洲的一本热销书。9月,在《福布斯》杂志的“全美风险投资家排名”中列第一名的美国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莫瑞茨造访中国,他因投资了雅虎、谷歌及Paypal而名扬天下。红杉资本此前的投资半径据说“不超出硅谷40英里”,而现在它也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中国,莫瑞茨对记者说,如果过了50年、100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伟大公司或许还没有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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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洁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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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瑞茨的话含有太多恭维的成分,不过他也许说对了事实:一个伟大的时代,并不保证一定能够诞生哪怕一家——伟大的公司。1月5日,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说:“中石油是亚洲最赢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人们可以想象他在说出这番话时的激动和骄傲,不过很少有人觉得最会赚钱的中石油已经是一家伟大的甚至一家值得尊敬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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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成长的通道里,大型国有公司的光芒最为耀眼。自2004年春夏的宏观调控之后,它们在资源型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是一棵结满了苹果的大果树,那么,它们无疑是最大的、在有些繁茂枝条上是唯一的收获者。同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广,这些企业的资本市场化和竞争力也得到了加强。国资委成立三年以来,中央直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年均递增21.4%;利润增长140%,年均递增33.8%;上缴税金增长96.5%,年均递增25.2%;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提高了5个百分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现在,它们看上去是一支不可能被击败的“无敌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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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年里,全球能源空前紧张,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25美元上涨到每桶70多美元,在这种背景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赢利能力暴增。2004年,中石化净利润比上年疯狂增长了70%,2005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42%,到2006年,再增28.08%。中石油更是捷报频传,2005年实现营业额5522.3亿元,较上年度增长了39%,公司以1333.6亿元的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机器,一举超过了港交所多年的蓝筹老大——汇丰控股和此前亚洲最赚钱的企业日本丰田汽车。《南方周末》记者陈涛在《中石油:老大是怎样当上的》一文中算了一笔账:“主要的原因在于价格,中国的石油价格随着国际价格走。而国际油价不断走高,开采成本却相对固定。现在国际油价已经跑到每桶90美元上方,而开采成本呢,以中石油旗下重镇大庆油田为例,每桶的开采成本仅为6.86美元。可见,中石油赚的主要是石油资源的钱。而石油资源,在理论上,它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所共有的。中石油拥有的石油探明储量为116.2亿桶,以每桶90美元计算,则其总值大约为7.8万亿元人民币。”169令人惊愕的是,在如此暴利的前提下,石油公司还突破国家限价向民营油站售油。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海南一家民营加油站的老板时得悉,2006年4月23日,他从两大石油巨头的进货价是每吨5300元,而当时国家的最高限价是每吨4744元,也就是比国家限价高出556元。中石化的内部刊物也在10月18日报道称,在国际原油价格57.65美元一桶的时候,美国的汽油价格相当于人民币4118元一吨,而当时国内的批发价是6585元一吨,比美国高出2467元,幅度达59.9%。耐人寻味的是,1月,财政部仍决定拿出100亿元补贴给两大石油企业。国资委的解释是:“中石化和中石油等大型企业,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很多时候中央大企业为大局而做出了牺牲,知道的人并不多。”据11月14日的中国新闻社报道,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6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排名中,中石油排名第63,在榜单中位居倒数第二,最后一名也是中国的垄断企业,国家电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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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移动以每股33.42美元收盘,市值达到1325.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公司,这年它的营业收入为2853亿元,税前赢利968亿元。这家企业的高赢利能力当然也与垄断格局有关。而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电信领域的三大寡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价格战,特别是前两家之间,在用户争夺和价格方面针锋相对,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恶性群殴事件。据信息产业部的数据显示,自1998年以来的5年内,上报该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达540起,也就是说每4天发生一起,至少影响到1亿人次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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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日,一个十分戏剧性的换岗新闻轰动全球商业界。在国资委的主持下,三大电信企业的领导者换岗任职;原中国联通董事长兼总裁王建宙调任中国移动总经理;原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王晓初调任中国电信总经理;原中国电信集团副总经理常小兵赴任中国联通董事长;原中国移动总经理张立贵和原中国电信总经理周德强于即日起退休。国资委对此的解释是,闪电换位是为了“抑制过去几年电信运营商之间愈演愈烈的恶性竞争,从而引导电信运营商之间进行理性竞争,提升国有电信运营商的投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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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经公布即引起外界的轩然大波,受到了资本市场及电信分析师们普遍质疑及谨慎关注。投行分析师们认为动用行政手段跨越资本市场制约、破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做法是对资本市场的一次粗暴损害,这是自1994年电信改革后电信业的一次倒退。有“最危险女人”之称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电信高层“闪电换位”弊大于利》的评论中直言:“三大电信海外上市,我们都听到一种说法——缺的不是钱,而是机制,上市是为了换回好机制。对内对外,几乎千篇一律。那么,这种机制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此次中国国有大股东对三大电信商强行操作高层互换,整个决策过程并不透明,更谈不上事先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酝酿相商;其手法,显示所有者仍将企业管理者当成可以随意调动的政府官员,对市场通行的‘竞业禁止’规定和‘利益冲突’概念全无认知,更暴露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激励机制形同虚设,未有生效。如此无所顾忌地‘跨越资本市场制约’,所伤害的正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之本。这是一种致命伤,不仅伤害了三大上市公司本身,还会对诸多处于转制过程中的国有企业带来不良示范效应。”170尽管受到如此激烈的批评,这种换岗的威慑力却是显见的。自换岗之后,三大电信企业迅速形成新的“寡头默契”,原本硝烟四起的价格战偃旗息鼓,“行业秩序”一时井然,各家的赢利也当然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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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电信垄断的诟病从来没有停止过。4月,《经济参考报》刊文质疑电话“月租费”,电信专家巩胜利认为,这是计划经济下“行政批权”的产物,根本没有经任何国家法律程序。可是,它在没有“法律规则”和“监督程序”的环境下,世袭近30个年头岿然不动。2004年年底,中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总数突破5亿多用户,电信企业仅“月租费”一项,一年就轻松获利超过2000亿元,其中,中国移动近10年的“月租费”一项,收入总额超过1万亿元。而多年以来的固话、移动电话“月租费”相加之和,应有5万亿元之巨。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则炮轰手机“漫游费”。据他披露,手机漫游的成本实际上几乎为零。在2005年,中国移动漫游费收入大约为490亿元,占了其利润的一半以上。相比较,美国电信业实行全网同价,不但没有漫游费,连国内长途费都没有。从美国打越洋电话到中国,每分钟只要1.67美分,约合0.13元人民币,而从中国打过去则需每分钟8元人民币,相差60多倍。阚凯力还指责,暴利的垄断格局使得电信企业拒绝新技术。譬如,已在欧美全面应用和普及的网络电话和无线宽带覆盖技术将大大降低电信的使用成本,甚至实现免费服务,然而,它们都毫无悬念地被打入冷宫。露骨的电信垄断让人们最真切地看到了一条经济学原理,“垄断没有好或者坏,只有坏或者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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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两市同时上市,其股票发行规模合计达191亿美元,刷新了全球首次公开募股的最高纪录。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港交所大厅激动地对记者说:“我非常非常的满意,今天的上市非常非常的成功。”在2005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也在香港成功上市,当时曾创下多项纪录,其中包括:香港股市有史以来集资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2001年以来全球集资金额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中资企业“全流通”上市第一股等。不过,与工行上市相比,建行的这些纪录顿时相形见绌。到2007年7月,随着中国股市的狂飙直升,工行股价一路上涨,市场资本总额达到了惊人的2540亿美元,从而超过美国花旗银行的251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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