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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已经大江东去。对于这个时代,我们有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在这里深埋着很多人的过去,当我们一步步地远离它的时候,才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对于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我们其实所知无多,很多事情还需要在事实和理性层面上抽丝剥茧,有些则仍在剧烈的衍变当中。商业界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事实与结论之间并非是唯一对应的关系,也许今天我们陈述的细节,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出现新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诠释,而过了若干年后,再度产生有趣而陌生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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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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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30年是一个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明,很多企业家前途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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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多的人也许会辩护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正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从前,这份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泪水血水,有蜜汁苦水狼奶。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养了世故、丑陋和空虚。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怅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撞和考问,这是30年的成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变不敢想象”,这是30年的演变惊叹。在这段创世纪般的大历史里,我们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观光客,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诞生,那种追求世俗的本身,也具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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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这个正在生成的崭新的世界,一定还藏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答案,也许最好的尚未来临,也许繁荣生成的时候,腐烂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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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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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纪念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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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思想家罗素曾经说:“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而天才的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则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当各政党只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驰想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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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呈现在你面前的这部《激荡三十年》,正伫立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我的工作是尽一切可能进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续的描述,而很多结论则有待于后来者自己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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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感谢的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记录者和研究者们。因为是当代史,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本书中论及的不少人,企业家如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宗庆后、牟其中、年广久、李东生、刘永行、何伯权、黄鸿年等等,其他的企业人物和事件,我则从一些观察者那里获得了第一手的资讯。我之前的同事童宝根是步鑫生的最早报道人,胡宏伟和新望分别是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研究权威,我的大学同学秦朔以及新华社前同事、策划人王志纲是珠江三角洲最优秀的观察家,王安、童牧野对中国股市的描述给我很多的素材和启发。此外,与我同为蓝狮子发起人之一的刘韧对中关村的追踪、胡泳对海尔的研究让我得益匪浅,我的朋友何力、蒋耀波、许知远、覃里雯、赵晓对中国的考察总令我耳目一新。凌志军著述的《交锋》、《沉浮》一直是我写作的重要参考书。此外,陈惠湘、迟宇宙、唐立久、王云帆、何志毛、陆新之、程东升、袁卫东对联想、德隆、科龙、万科、华为及柯达公司的长期跟踪和著述,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曾有机会向已经过世的费孝通先生求教关于中国乡村建设的问题,他的谦和与风范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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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及的,本书的创作动议是我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时萌生的,我要感谢肯尼迪政府学院对我的邀请,感谢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接受我的访问。我还要感谢张五常教授以及未曾谋面的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和黄亚生教授(2014年年初,我与84岁高龄的傅教授结识于北京,彼时他出版了《邓小平时代》,而与黄教授的接触则早在2009年,我主持的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还有幸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给予我启迪。张五常教授接受我的恳请,题写了本书书名,他在西湖边的一个茶楼里,铺纸研墨,一口气连写了十多遍,那个认真劲令人难以忘怀。我要感谢本书两位最主要的直接参与者,郑作时和朱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每两周碰面一次,讨论相关的主题,然后又分散到各自的工作中。每次会面前,我总是坐在书桌前,双手轻抚键盘,眼望远方,像一个磨刀霍霍的战士等待另外两个战士的到来。为本书的创作,我们尽可能多地查阅了重要的国内外报刊和相关书籍,我要感谢所有报道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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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大学同学胡劲军,他让我确信,结交在青春时的友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最后,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家人,妻子邵冰冰和女儿吴舒然。邵冰冰是书稿每个章节的第一阅读者,她和女儿的支持是我度过每一个寂寞而枯燥的创作之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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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计划中的“中国企业史”中之一卷。在未来几年内,我还将完成“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卷(我后来兑现了这个承诺,在2009年到2013年间,先后完成了《跌荡一百年》上下卷、《浩荡两千年》和《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我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对这部书稿的青睐,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长、臧永清副社长(已离任)、潘岳总编辑、责任编辑蒋蕾、沈家乐、黄维益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楼贤俊社长(已退休)、杨林海副总编辑(已离任)等都对本书的出版投注了让我感动的热情。感谢我的助理王留全、陶英琪、程娟,协助我完成本书的再版修订。本书已被翻译成繁体字版和英、德、法、日、韩、西班牙、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语言出版,感谢所有的翻译者,感谢九洲出版社和台湾远流出版社。我希望我的创作不至于辱没了“中国崛起”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神话。罗马史的研究者尼克尔·马基雅维利曾经说,“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创作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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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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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秋冬之际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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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修订于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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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纪念版) 人物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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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安德森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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