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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1年7月,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中国即将崩溃》一书,2002年3月,该书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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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张力奋,《在大国的门槛上》,《金融时报》与FT中文网文章精选集《中国经济之变》,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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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成立于1995年的中金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提供投资银行服务的国际金融机构,注册资本1亿美元。其股东及所持股份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建设银行,占42.5%;摩根士丹利公司,占35%;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占7.5%;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占7.5%;名力集团,占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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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刘乾坤,《摩根的中国之旅》,《经济观察报》,200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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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在中国的合资模式很值得研究。自可口可乐率先进入中国之后,碳酸饮料的外商投资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审批,从建立多少家灌装厂、在什么地方设厂到浓缩液供应价格等都由政府决定。1993年前后,轻工总会还分别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签订了共同发展饮料备忘录,要求“两乐”在建立灌装厂的同时,必须改造国内原有名牌饮料生产企业。“两乐”建立的合资企业,必须生产至少30%的国产品牌饮料。这种合资模式导致中外双方矛盾重重。2001年之后,碳酸饮料市场被放开,“两乐”相继实施坚决的独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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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UT斯达康的衰落同样源于垄断行业的变局。2005年,中国电信决定减少在小灵通上的投资,储备资金准备未来的3G网络建设,UT斯达康的收入当年锐减30%。吴鹰做出向IPTV(互动电视)业务转型的决策,IPTV又关联到两大垄断利益集团——电信与广电的利益分割,吴鹰显然想靠游走其间再次“复制”小灵通的奇迹,可惜他这次没能成功。2005年,UT斯达康报亏,市值缩水9成,并被纳斯达克警告“摘牌”。2007年6月1日,吴鹰黯然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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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郑作时著,《汽车“疯子”李书福》,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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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跑部前进”:中国商业界的一个特有名词,指企业到北京各部委去争取批文,“前进”一词语带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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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李炜华,《生死李书福》,《中国企业家》,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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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胡舒立、王烁,《王志东沉没》,《财经》杂志,2001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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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美]吉姆·柯林斯著,俞利军译,《从优秀到卓越》,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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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这家老牌的英国杂志在1979年3月做出大胆分析: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见本书1979年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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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刘海燕,《理解中国制造》,《中国经营报》,200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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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营销专家屈云波曾于2000~2001年期间担任科龙集团营销副总裁,他在离开后对所了解的科龙实情一直三缄其口,一直到2005年8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他才言辞闪烁地说:“由头一年赚7个亿(实际上是6.3亿元)到第二年亏7个亿(实际是6.78亿元),这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一来一回可是14个亿啊。除非是特殊情况,要不就是在专门制造亏损。”他还说:“我可以把亏损这种事变成好事,把领导层的不断更换这种坏事变成好事,但我没有能力把偷钱这种坏事变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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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陈磊著,《顾雏军调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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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周其仁,《可惜了,科龙》,《商界(中国商业评论)》,200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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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余勇,《春兰改制分家产其中奥妙知多少》,《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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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对赌协议”,准确地说是《股东协议》中的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估值调整机制)条款,该条款的最大风险在于,如果达不到约定目标,管理层将失去对蒙牛的控股权。由于蒙牛的业绩表现“超出预期”,2005年4月6日,3家外资投资者提前终止该条款,代价是向蒙牛管理层支付598.7644万美元的可换股票据。牛根生有惊无险地保住了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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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下属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等,798是其中的一个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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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美]李查德·康尼夫著,王小飞、李娜译,《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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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刘晓庆著,《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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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005年,上海的上汽集团和江苏南京的南汽集团最终“分割并购”罗孚,其中,上汽买到了代表罗孚核心知识产权的罗孚25型、75型轿车的知识产权;南汽以5300万英镑收购罗孚的实物资产,其中包括MG和Austin品牌、位于长桥的生产线、发动机业务及相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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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世界卫生组织当时称其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非典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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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马丁·沃尔夫著,江洁译,《世界应心平气和地对待醒来的中国》,英国《金融时报》,200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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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对中国与日本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日本模式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而中国模式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发明;在国内生产总值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上,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而中国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65%;在能源利用方面,日本一直是全球的节能楷模,而中国在2004年却使用了当年世界1/3的钢铁与水泥,创造了大约相当于6%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他因此认为,中国模式在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的生存能力肯定要比日本弱。高柏没有考虑到的一个要素是,跟日本相比,中国有庞大的内需潜在市场,它可能成为危机爆发时,中国产品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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