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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业家阶层再次成为一个不知如何自处的群体。几乎所有参与救援的人们都成了“英雄”，他们包括官员、军人、媒体人士、志愿者、艺人、向捐款箱投钱的乞丐以及每一个对着镜头流泪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独受到攻击和谴责的，是企业家，尽管从数据上看，他们的捐款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尽管很多企业家也赶到了现场或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心。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不宽恕”在这场地震中达到了极致。甚至很少有人愿意为他们作辩护，这会被视为有钱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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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出现再次表明，中国企业家在社会变革中所承担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恶评和讨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它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地表层下，汹涌奔腾着一股愤怒的力量，它的构成元素是“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基层秩序薄弱”等等。它如同地火一样流淌，一旦遇到裂缝，就会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造成一种不容分说的巨大伤害。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在每一次社会—经济事件中，企业家都是被指责和攻击的对象，无论是股市的暴涨狂跌，还是房价的高企不下，无论是猪肉涨价，还是蓝藻暴发，企业家扮演的几乎都是“攫取暴利”、“黑心无良”、“投机制乱”的角色。对企业家的攻击和诋毁，从来是道德的、是毋庸置疑的、是痛快淋漓的。这些声音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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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实。民众与财富阶层的情绪对立与价值观冲突，将极大地模糊中国变革的主要方向，而这种伤害将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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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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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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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开始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法国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名言写了一篇前言《我对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几年后的今天，我对历史的本质仍然迷惑不解，不过，在研究心态上却好像平和了很多。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态度看待历史，置身于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给这个世界留下印记，但同时又不要笃信。这样，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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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很喜欢沃尔特·李普曼（Walt Lippmann，他是我最心仪的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新闻不能告诉人们怎么思考，只能告诉人们思考什么。”其实，历史也是一样。在这个日渐熟悉的领地里，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为一个细节而苦恼数日，也会为一个意外的获得而欣喜若狂。我常常感动于那些激越的生命，也为他们在历史大雾中的烟消云散而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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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已经耗费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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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锈迹斑斑的沉钟，非虔诚而用力的击打无法令其苏醒。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像极了我们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确切地说，后来者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是在无限地接近。就好像我此次试图厘清历史的每一条纹理和逻辑一样，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荒谬和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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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闪现的夜晚。在疲倦的时候，我会站在阳台上，静视运河的沉默流淌，仰望若隐若现、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觉得有一些眼睛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北岛的《青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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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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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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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廊贯穿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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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口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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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砸响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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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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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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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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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第一部1870～1910 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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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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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未死将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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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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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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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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