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96461
从本质上来讲，这场已经耗费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长的写作计划，只是为了和遗忘对抗。
1704096462
1704096463
逝者如锈迹斑斑的沉钟，非虔诚而用力的击打无法令其苏醒。很多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离的后望中，才会显得略为清晰，这是人类认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像极了我们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确切地说，后来者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是在无限地接近。就好像我此次试图厘清历史的每一条纹理和逻辑一样，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荒谬和徒劳的。
1704096464
1704096465
写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闪现的夜晚。在疲倦的时候，我会站在阳台上，静视运河的沉默流淌，仰望若隐若现、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觉得有一些眼睛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注视着我。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北岛的《青灯》：
1704096466
1704096467
把酒临风
1704096468
1704096469
你和中国一起老去
1704096470
1704096471
长廊贯穿春秋
1704096472
1704096473
大门口的陌生人
1704096474
1704096475
正砸响门环
1704096476
1704096477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1704096478
1704096479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1704096480
1704096481
1704096482
1704096483
1704096484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186]
1704096485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第一部1870～1910 留着“辫子”的洋务运动
1704096486
1704096487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187]
1704096488
1870 未死将生的时刻
1704096489
1704096490
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1704096491
1704096492
——曾国藩，1869年
1704096493
1704096494
公元1869年7月7日，同治八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深夜，保定府直隶总督衙门的后花园。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困坐愁城。
1704096495
1704096496
1704096497
1704096498
1704096499
曾国藩
1704096500
1704096501
在过去的16年里，曾国藩靠团练湘军起家，“清剿”了南方的太平天国（1851～1864），将一个看上去即将覆灭的帝国重新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同治中兴”。上年，他由两江总督调任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可谓圣眷正隆。但是，进入中央枢纽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根烂叶败，国政匡废，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对赵烈文说，当今之世已是“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1704096502
1704096503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到处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尽管它也时常被战争、饥荒、瘟疫和暴政所困扰，不过，却始终有着一份与生俱来的从容。辽阔的疆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让它具备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愈合能力，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恐慌、破败和孤立。1839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次年，英国舰队攻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溃败。中英开战之时，国人对英人了解之偏缺让人咂舌。中方主将林则徐认定英国士兵的膝盖是不会弯曲的，因此只长于海战，一登岸来就“一仆不能复起”，任人宰割。他在1839年9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代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大人已是举国最“开化”的官员，以此“知彼”，焉能不败？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在一艘叫做“皋华丽”号的英舰上签署，清廷割让香港、开放通商口岸并赔偿巨款。从这个原本称为“万年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在一个陌生的、冉冉升起的外域文明面前，一向自大的帝国突然变得无比的惊惶和不自信。
1704096504
1704096505
1704096506
1704096507
1704096508
签订《南京条约》
1704096509
1704096510
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在抑郁中病逝。半年后的9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旧金山来电”，报道第一批中国政府派送的留学生坐船到了美国。新闻称：“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小姐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这之前到美国访问过的中国人都好看得多。有三名身为中国官员的教师陪同他们。朝廷拨出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这条快电有两个小小的错误，首先，30名俊秀的少年都是男孩，或许因为他们留着辫子，所以实在很难进行辨认。其次，他们也不是经过精心选拔的、最优秀的中国少年，30人中有24个来自广东，其中更有多名都来自香山乡村。事实上，负责选拔事务的官员根本找不到愿意让孩子远渡重洋去留学的富足家庭，只好在南方勉强凑到了一些贫穷子弟。临行之前，所有孩子的父亲都要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押签字。在这些学生中，日后最出名的是修建了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