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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赫德多次上书改革方案，在保存至今的赫德日记中时常可见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与无奈。1883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为中国烦恼了……是因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这条杀不死的巨龙会经受住一切的。”1902年，“庚子国变”后，流亡的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对列强卑躬屈膝。这让赫德都有点看不下去了，他说：“朝廷在礼仪方面做得有些过分，皇太后不仅要接见公使夫人们，还要接见各使馆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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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控制关税之外，赫德的手还伸到了很多有关中国主权的其他业务领域。1896年，他获准由海关办理邮政业务，到1903年，设邮政总局33处，辖分局309个，全国省城除兰州外都通了邮路，这成为中国邮政体系的雏形。此外，海关还兼管了海务、港务、检疫、引水、气象等事务，甚至还办理专利、版权及商标注册等等。在赫德的治理下，海关成为一个地位极其重要、涉足范围惊人广泛的机构。到1906年，海关的扩张终于引起了中国官员们的警惕。在大臣们的一再抨击下，朝廷下令成立独立的税务处，开始逐渐削减海关的特权。晚年的赫德尽管还受到足够的尊重，但是他的权力显然已经在不断缩小。然而，清政府直到灭亡，也没有能够收回关税自主权，甚至到民国最初的十多年里，海关的治外格局仍然没变。一直到1928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通过艰难的谈判，把海关税务的征收和保管权收了回来。不过，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仍是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担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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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于1908年离开中国，不过他的总税务司头衔一直被保留着。他在中国前后生活了54年，这几乎就是清政府最后挣扎的时间。他似乎已经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了。1911年9月14日，他给自己的继任者安格联（Francis Aglen）写信说：“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日益衰弱，所以我担心再也回不到中国了……中国人是很善良的，心胸宽大，能很好地一起共事，不要催促他们，要一步一步地来，你就会觉得前进很容易，目标最终可以达到。”6天后，他就去世了，再过20天，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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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岁的赫德终于没有看到他服务了半个世纪的清政府的灭亡，这也许是上天对他的最后一点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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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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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875 买办与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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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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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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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救时揭要》，18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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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看中的两个买办，一叫唐廷枢（1832～1892），一叫徐润（1838～1911）。他们是晚清“四大买办”中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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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读本上，买办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对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外国侵略者从雇用买办从事侵略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逐步形成为一种代理制度，这就是买办制度。以后，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而那些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并甘心充当他们代理人的中国人，如为军阀向帝国主义借外债、买军火的经手人，在帝国主义同反动政府之间担任穿针引线、谈判卖国条约的政客，以及贩卖帝国主义腐朽和反动文化的掮客，都称为买办。买办这个名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便被赋予广泛的意义，成为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奴才和爪牙的通称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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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语，用现在的通俗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在当年上海，它被翻译成“糠摆渡”，谓买办介于华洋人之间以成交易，犹籍糠片的摆渡之用，既表示其桥梁作用，又含买办赚钱之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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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全国唯一正式许可的对外通商口岸，并制定十三家官牙行经营和管理进出口贸易，实行国营的贸易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十三行”。“十三行”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它们作为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十三行”中的从业者因此成为第一批从事合法外贸的商人集团。到19世纪初期，“十三行”的商人财富已非常惊人。其中有一个叫伍秉鉴的人，他在1834年约有家产260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清政府1/3的年度财政收入，被当时的西方称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将伍氏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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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取消了“十三行”的贸易专营权。从此，那些财力雄厚、商业经营理念先进，而且拥有特权的跨国银行及贸易公司便成了垄断中外贸易的主要势力。从“十三行”中散溢出来的人开始附依于外商，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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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一代，很多商人，尤其是广东和上海商人，都是从买办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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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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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洋行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所以两地以及附近县城便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沪游竹枝词》谓：“糠摆渡名不等闲，宁波帮口和香山，逢人自诩呱呱叫，身列洋行第几班。”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香山人，席正甫为东山人。在上海，以宁波人的群体势力最为庞大，朱葆三、虞洽卿等长期把持上海商业总会的会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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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西方学者在对晚清企业家的研究中，断定他们缺乏“企业家精神”。费维凯在对盛宣怀的专题研究中认为，官僚工业家“固执地缺乏主动性”，因为他们与中国上流社会体制的联系，尤其是他们接受古典儒家教育、参加科举以及担任政府官员的经历，妨碍了他们进行冒险，从而窒息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马里恩·利维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这种缺失归咎于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他在《近代中国商人阶级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商人把资本用于追求绅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标准，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其结果是，中国商业领域出现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当工业化机遇到来的时候，与日本相比，中国就缺乏实现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在晚清时期，唯一被认为符合企业家标准的商人群体是买办。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买办“就是杰出的熊彼特⑦式的企业家”。到1900年，有多达1万名买办符合这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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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所聘的唐、徐两人是当时名望最高的买办，也都在航运上闯出过大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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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枢是当时最大资本规模的英商怡和洋行⑧的大买办。他的父亲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听差。唐廷枢早年就学于一家教会学校，他的同学中就有上章所提到的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哈佛学者刘广京在《唐廷枢之买办时代》一书中引用当时人评语，说他“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他在年谱中也自称“受过彻底的英式教育”。青年时期，他还用广东方言编过一本《英语集全》，是最早的中英文学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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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那年，唐廷枢进入怡和洋行。当时，美国因南北战争影响了棉花出口，英国、印度等国棉纺厂货源紧缺，转而向中国采购棉花——从这个细节可见，全球化的景象在19世纪中后期确实已经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唐廷枢抓住时机，在上海开设“修华号”棉花行，为怡和洋行收购棉花，很是赚了一笔。因才干出众，入行三年后，他就被提升为洋行买办，并获权掌管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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