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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考据，到1900年前后，席家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两之巨。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可以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作一个比照。1885年，慈禧太后没有钱过生日，硬是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朝廷因此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并在三年后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此事被认为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慈禧到底挪用多少海军军费一直有争议。据颐和园管理处的《颐和园》所记载，佛香阁等56处工程估价为318万两左右，以重修水操学堂名义拨款68万两，各地督抚以“海军经费”名义另外集款260余万两。后世学者估算总费用在1000万～1400万两之间，民国史家罗尔纲在《清季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中的计算是：“吾人今日虽无法考出其确数，然必在一千万两以上则可断言也”。由此可见，1000万两对于一手掌控帝国的慈禧太后来说也算是一个颇大的数目，且影响到国防，最终导致了国运的陡转。而一个买办家族，其资产就可达到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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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生涯如此稳定而多金，三个香山人却相继弃之转投，究其原因，除了商业利益的评估外，更大的冲动应来自于他们对国家的报效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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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前后，鸦片战争已经过去30年。这期间，一方面洋货大量进口，侵蚀瓦解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基础，导致中国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势力日益深入中国内地，开矿、行船、办企业，掠夺各种资源，渗透把持中国经济命脉。其情其景，国人莫不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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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一族，是当时中国人中最早接受“西风”的，也可以说是最先开化的。他们日日与外商接触，有的还从小接受英美教育，对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现代国家观念有深刻的认识，而同时，他们也对中国的落后和国民之愚昧最有切肤之痛。唐廷枢的同学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也在上海宝顺洋行当过一段时间的买办。他回忆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这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深嵌在很多买办的人格中。因此，国家稍有召唤，他们自会义无反顾。唐廷枢在回顾他接掌招商局的心态时就说：“自置轮船揽运货物，以收利权，此正富国便商之要务也。”在一次股东会上，他更慷慨地对众人说：“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帮联合，共襄大举，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其言辞铿锵，百年后读来犹有金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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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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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中，以郑观应的观念最为先进，他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改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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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在太古当买办的时候，就开始写作《救时揭要》和《易言》两部书。据郑观应研究专家夏东元的考据，《救时揭要》始写于1862年前后，刊刻于1873年。《易言》则完成于1880年，创作的原因是“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在这两部书中，郑观应第一次提出强国之道除了兵战，还要进行商战，“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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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买办，郑观应跟容闳等人一样，对华人地位的低下深以为耻。他写道：“我华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议罚，决无宽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此意何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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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商战，首先要学西方，“效其技艺，臻于富强”。这一观念并不新鲜，自魏源之后，时人俱有此论。这在当时的洋务派已成共识，超人之处在于，郑观应继而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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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从孟子“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出发，出人意料地引导出民间资本是商战主角的结论。作为航运业的大家，郑观应早就对洋务派所办实业有冷静的观察。他看到当时两大轮船制造企业，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经营都非常不顺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资金匮乏，三是质量粗糙。而在他看来，如果让民间商人来造船，不独“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且技术也易于精良，“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这一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来论证企业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经济学的精髓，今日视之，仍为公理。更让人惊奇的是，郑观应还将国营资本、民营资本与国际资本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致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的利润。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100年后依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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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郑观应认为徒慕西方的技艺之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这个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他在《易言·论议政》中对比了中西政制的优劣，明确指出：中国由于信奉“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有上达……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而“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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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此论可谓惊世骇俗，已算是“异端邪说”。当时的政界和学界仅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形成了类似的思想，大臣郭嵩焘在1875年的一份奏稿中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学者王韬则在1879年的《重民》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从时间上看，买办郑观应的论述早于两人，因而后世学界公论，郑氏是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人。十多年后，在《救时揭要》和《易言》的基础上，他又写出更为轰动一时的《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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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这几部书都由他自费刊刻，分送给亲朋至交们。唐廷枢、徐润均得赠拜读，并深以为然。这种理念上的一致，是他们作出相同选择的思想起源。然而，出乎这些买办意料的是，后来的事实演进却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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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170409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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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 【企业史人物】 买办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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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称东方银行、东亚银行），开设于1847年，它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发行钞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带。随后，外国银行相继进入，上海渐渐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金融重镇。到1890年前后，沿外滩一带，已经集中了众多外国银行，黄浦滩12号为英资汇丰银行，14号为德资德华银行，15号为华俄道胜银行，18号为英资麦加利（又称渣打）银行，24号为日资横滨正金银行，其他还有英资有利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等等。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了中国金融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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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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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汇丰银行最为显赫。1865年，汇丰成立于香港。在英资银行中，它的规模并不大，然而，它从一开始就只关心在中国的利益，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中国开展的，所以成了最重要的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时人称，“盖吾国关税之收入，必解至汇丰，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势力尤伟。”它长期控制中国对外汇率，一直到1935年，汇丰每日的外汇牌价仍被视为上海市场的正式牌价。在汇丰的壮大过程中，东山席家的功劳最为突出。从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长达55年，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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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只在老家东山乡下读过几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在促成李鸿章的200万英镑盐税担保借款的当年，他就被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商成为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帖的结拜兄弟，这让汇丰在上海官场有了特别的优势。当时，朝廷最炙手可热的两个汉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关系一向恶劣，席正甫却跟他们以及他们的“钱袋子”盛宣怀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错的交往。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他还被授予二品衔红顶花翎。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厚非常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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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即便是东山同乡的联谊也极少参与。马学强在《江南席家》一书中称，他查阅了当年东山同乡会的活动记录，很少看到有关席正甫的记载，仅在光绪九年（1883年）重建静安寺的时候有过一次捐款。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数十年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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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子孙繁茂之外，席家还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了“姻娅联盟”。如席家与另外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不但男女婚姻频繁，甚至席正甫的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席素恒还过继给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逊洋行担任大买办长达35年。在19世纪末期，沙逊与汇丰、太古和英美烟草号称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结姻让汇丰与沙逊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加强势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