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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30 康有为的上书得到了光绪的积极回应。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先后进入中央核心,成为朝廷最炙手可热的新潮人物。他们向皇帝提出了众多激进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设现代化军队、提高税收、发展国家银行系统、建立铁路网络、成立现代邮政系统,以及建立培训学校来提高农业水平等等,这些设想与洋务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脉相承。为了向全社会推广维新理想,康、梁等人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和《湘报》,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在这以前,全国各地的茶馆大都贴着一张纸条,上写“莫谈国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他主编的《上海新报》上评论说,“整个中国,书籍生意大幅增长,连印刷机都跟不上这步伐,中国终于苏醒了。”连一些洋务派大员也加入了维新的行列,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还公开认捐5000两白银,并担任上海分会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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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32 维新运动的发起者尽管是一群赶考的意气书生,不过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书籍却是由一个买办写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写过《救时揭要》和《易言》的郑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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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34 郑观应在过去的十年里,一边忙着为盛宣怀打理各地的实业事务,一边还在完善着他的变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当甲午海战开打的前后,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称:“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这部书中,他继续呼吁“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提出创办新式银行、平等中外税收、收回海关权、铸造简便通货等切实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胆地提出向日本学习,“何不反经为权,转而相师?”这种务实气魄绝非寻常书生可比。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比十年前更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内容包括实行立宪、设立议院、进行公开选举。他坚定地写道:“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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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39 《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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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41 《盛世危言》一经刊印后,很快洛阳纸贵。一些朝廷官员将之向皇帝进献,光绪看后大为赞赏,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散发给大臣阅看。经过皇帝的推荐,此书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时政类畅销书。英文的《新闻日报》刊文说,一些地方的考试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内容作为考题。该书在当时对国之青年的影响非常之大,很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交谈中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和会计之类的书籍,所以我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他偷读的书中就有《盛世危言》,此书读毕,“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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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46 18岁时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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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48 同样是在1894年前后,就当康有为、郑观应相继名闻天下的时候,还有一位热血的广东书生也写了一份变革信函给李鸿章,他就是后来被国民党尊为“国父”的孙文(他在流亡海外时,曾用化名“中山樵”,因此又叫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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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50 孙文跟郑观应一样,也是广东香山人——后来这个县因此更名为中山县(市)。他出身贫寒,早年随母远渡重洋在檀香山的教会学校读书,后回香港学医,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1894年4月,就在中日战事将起之际,孙文写出洋洋八千言的《上李傅相书》,6月专赴天津向李鸿章投书。在这封信中,年轻的孙医生对发展农、工、商、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写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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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52 鸿文既成,需托人推荐,孙文找到了香山同乡郑观应,郑观应的老家雍陌乡与孙文的老家翠亨村相去仅仅30里。郑观应写函给盛宣怀,请他转达。在推荐信中,郑观应写道:“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盛宣怀接到信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的别号)六个字,就转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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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54 史料显示,李鸿章对孙医生的投书毫无反应。一种很大的可能是,正为国际纠纷忙得焦头烂额的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封信,当时的投书青年岂止百千人,孙文所论也颇宏大而无具体方策,淹没其中,不足为怪。而对志向高远的孙医生来说,这却是奇耻大辱,他自此决意告别改良,投诸暴力,以血腥革命的激进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就在投书后的四个月,他赴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895年底,他发动“广州起义”,计划尚未正式启动便被镇压,多人被处死,他则被通缉,流亡海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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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56 1894年7月,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当日,恰逢暴雨,路面积水颇深,文武百官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已年过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轿经过众官时,竟连眼皮也没有抬过一下,眼前视若无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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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61 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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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63 其实满朝文武最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的就是他了,因为便在三个月前,他刚刚“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状元。而更让人瞠目的是,一年后,这个叫张謇(1853~1926)的江苏南通人宣布放弃仕途,转而去做一个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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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65 状元下海办厂,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天大的新鲜笑话。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然而,张謇经商却颠覆了所有的光荣。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个大锤,其震撼效应难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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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67 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他还曾替张之洞起草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明确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把自己下海经商称为“舍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在一篇晚年自叙中,他回顾说:“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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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69 张謇要办一个纱厂,他起名为大生,其意源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当时,日本商人获准在上海开办纱厂、丝厂,张謇颇有与之争利的意思,而且江苏一带是丝绸之乡,纺布织纱古有传统。他联络了南通当地的6个布庄老板、木材商和典当行商人作为合伙人,商定办一个两万锭的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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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71 状元办厂,雷声很大,但是实际上却很窘迫。他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垫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大官巨贾在背后支持。在官职上,他也不过是一个虚衔的翰林院编修,没有什么权力可以利用。于是,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他拟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他打算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完成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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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73 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颇为诱人,而且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但是,募股却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他,“什么是工厂?”他去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囊中的钱都花了个精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南通。张謇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凑不了100两一股,就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集股之难,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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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75 一年半下来,那6个一开始跟着他玩的商人也先后跑了几个,到1896年底,办厂的钱才筹了不到8万两。这时候,对张謇颇有好感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帮了大忙。他提出,国营的南洋纺织局有两万多锭积压已久的纱机没有用处,可以将这些设备折成官股,与张謇搞一个“官商合办”。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需花去6000两。聊胜于无,走投无路的张謇硬是咬牙接下这堆机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为50万两,其中,两万官锭折价官股25万两,他再另筹25万两社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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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77 就在这种时候,他还上了一回盛宣怀的当。作为江苏同乡,神通广大的盛宣怀答应帮他筹资金,两人还一本正经地亲笔签了一份《通沪纱厂合办约款》的合同,有当时名士郑孝胥、何眉生做见证人。谁知合同一签,盛宣怀觉得油水不大,就开始甩手不管。张謇写了很多封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盛宣怀却是一两银子也没有兑现。张謇对此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宣怀的言而无信,并从此对官商绝了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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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97179 终于又过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纱厂才算筹足资金开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纱出了厂,当日开动纱锭6000锭。到1900年2月,大生纱厂就赚回利润2.6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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